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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胡适讲国学——儒与道(1)

胡适(1891—1962)

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名“适”与字“适之”,是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人。

胡适5岁启蒙,早年曾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25岁)夏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驻美大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以及白话文写作。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荐》《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胡适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是胡适终生研究的一项学术工作。胡适以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方法使先秦诸子研究焕然一新。在阐述各家学说时,注意审查时行,同时注重推寻各家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努力突出“史”的特点,使先秦诸子的研究系统化。我们在此特选其对“儒”、“道”两家的研究文章,以飨读者。

修齐治平——谈儒

儒教

一、汉高祖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天下,安事诗书?”陆贾对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书生的用处正在此。汉初盖公教曹参治齐国,建立了道家思想的信用;陆贾与叔孙通在高帝惠帝时的成绩,也建立了儒家的信用。叔孙通定朝仪,制定宗庙仪法,当时人称他为“圣人”,后世史家称他为“汉家儒宗”。

看陆贾《新语》。又《汉书》四三。(或《史记》九七,九九)

二、汉初之七十年(前200—135)是道家思想比较占优势的时代。无为的政治最适宜于那个年代;当大权的人既不配有为,还是无为最好,让人民休养生息。但儒家的学者往往看不惯这种消极的政治。贾谊(死在前168)的《治安策》便是明白攻击当时的“无动”“无为”的政策。同时的晁错(死在前154)也想积极有为一番。但他们都失败了。贾谊死在迁谪,晁错斩于东市。武帝初年赵绾、王臧也想做一番积极的改革,被窦太后反对,都自杀在狱里。

看《汉书》四八及四九。又《胡适文存》三集卷七,页八七九——八八三。

三、窦太后死后,武帝亲政,招集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齐人)是汉朝第一个儒生丞相。董仲舒(死约在前104)虽不得势位,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汉朝的制度,比谁都更伟大。儒学成为帝国的儒教,是汉武帝、董仲舒、公孙弘三人的成绩。在制度方面,如立五经博士,为国立太学的基础;如用经学选官,能通一经以上的补官,是科举制度的起源;如罢黜百家,专崇儒学,是统一思想学术的实行。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里开始实行的。

看《史记》《汉书》的《儒林传》(有些不易句读之处,须参看两书)

四、这个时期是方士最得意的时代,儒生都不免受了方士的大影响。武帝封禅祠祀,都用儒生博士定仪礼,襄祭事。武帝建立的帝国宗教实在是儒生与方士合作的结果。试举郊祭上帝一事为例。汉承秦制,郊见五个上帝。方士谬忌等提议五帝之上还有个太一,被武帝采用了。又有人提议作“明堂”,《孝经》本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说,所以儒生也赞成此事。方士公玉带奏上明堂图样,武帝也采用了。元封五年(前106),武帝亲祠太一、五帝于明堂,用汉高祖作配。史臣大书道:“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样实行《孝经》的儒教,其实是方士与儒生合作之功。

看《汉书·郊祀志》。看《春秋繁露》的《郊语》以下七篇,可知当日董仲舒等儒生确也极力主张郊天,所以能与方士合作。

五、儒教的大师董仲舒便是富于宗教心的方士,他的思想很像一个墨教信徒,尊信上帝,主张兼爱非攻。他深信天人感应的道理,他说:

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

这是天人感应的儒教的根本教义。他在这个根本教义上建立起他的阴阳灾异学:“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自己是个自信能求雨止雨的方士,著有求雨止雨的书(看《繁露》七四,七五)。他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推求灾难之故。他又是个治《公羊春秋》的学者,所以又用历史比例法(analogy)来推论灾异。他的方法是:“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这个方法分为三步:

第一步,先求《春秋》某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B)

第二步,次求现今某件灾异与《春秋》灾异为“同比”。(a比A)

第三步,然后比例推求现今此件灾异之天意。(A由于B,而a比A,故a由于B)

例如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辽东高庙灾(a)。董仲舒说此事,先寻出《春秋》哀公三年(491B.C)的桓宫,厘宫灾(A)可与“同比”;并先解释桓厘宫灾的天意是要鲁侯“燔贵而去不义”(A由于B);然后推定辽东高庙灾的天意是要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a由于B)。董仲舒借此暗示武帝应该划除淮南王。他因此下狱,定了死罪,武帝特赦了他。这个方法,虽是荒谬可笑,但在当时却震动一世,成为正统的灾异学方法。一部《五行志》记的汉朝经学大师推论灾异,全用这个方法。二千年来的儒生论灾异,也都用此方法。

看董仲舒的《对策》(《汉书》五六),又《高庙灾议》(《汉书·五行志》上)。《汉书·五行志》不可不读,这是西汉儒教的绝妙写真。

六、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之学,本是阴阳家的思想,自从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便成了儒教的正统思想了。他用《尚书》里的一篇《洪范》作底子,把五行分配“洪范”的“五事”(貌木,言金,视火,听水,心土),每一件事的失德各有灾异感应。这个架子后来在夏侯始昌和夏侯胜的手里便成为《洪范五行传》。夏侯胜之学在汉朝成为显学,一传而有夏侯建、周堪、孔霸,再传而有许商、孔光等。许商与刘向各有《洪范五行传记》。这是灾异的“尚书学”,和上节说的灾异的“春秋学”相辅,合组成一个绝大规模的阴阳五行的儒教系统,笼罩了两千年的儒教思想。

看《汉书·五行志》及《儒林传》。此外应看《汉书》卷七五,七八,八一,八四,八五。

七、汉朝的儒教固然是迷信的,浅陋的,幼稚的。但这背后似乎含有深长的意义。汉帝国的创业者从民间来,知识不高,而专制的淫威却不减于秦始皇、二世。夷三族、具五刑,不但行于高帝吕后之时,并且见于宽仁的文帝时代。儒家学者对于这独裁政体,竟没有抵抗的办法,只有抬有一个天来压住皇帝,希望在那迷信的帝国宗教底下得着一点点制裁皇帝的神权。董仲舒屡说“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这正是墨教“上同于天”的意旨,后世儒者都依此说。其实孔孟都无“屈民伸君”之说,汉家建立的儒教乃是墨教的化身。

比较《墨子·尚同篇》及董仲舒的《对策》;《春秋繁露·玉杯》、《阴阳义》、《如天之为》、《天地之行》等篇。

八、关于汉朝儒教的经典,近代学者创为“今文”与“古文”之说,其说起于廖平的《今古学考》(1886)。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1891)与崔适的《史记探源》(1910)更发挥此说,更走极端。诸家所说,并不一致,但总其大意,他们认“今文”的经典先出,“古文”的经典晚出。先出的今文经传是《穀梁春秋》、《公羊春秋》、《仪礼》,齐鲁韩三家《诗》,今文《尚书》。晚出的古文经传是《左氏春秋》、《周礼》、《毛诗》,古文《尚书》(此仅举其大意)。廖平原来不过说:“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今学出于春秋时,古学成于战国时,今学西汉皆立博士,古学西汉多行于民间。”到了康有为、崔适,就说古文经传都是王莽时代刘歆伪造的了。

看所举廖、康、崔的三种书。反对此说的书甚多,看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九、平心看来,汉朝所处的经传,只有先出后出的次第,其中也有内容优劣的不同,但并没有两个对立的“今文学”和“古文学”的学派。王国维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并天下以后,用小篆和隶书统一文字,于是古文籀文并废。此说似甚可信。东方诸国之书都是用古文写的,中间经过焚书禁书之举(前213),又经过长期兵祸,汉初的君臣又都不提倡读古书,挟书之禁虽已解除(前191),求书的人还很少。《史记》说:“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这可见当日读古书者之少。初出的经传都用“今文”重写,有经师教授,次第列在学官。但还有一些用“古文”书写的古书也陆续出现。其时去古稍远,非有特别的古文训练的人,已不能读这些古文书了。司马迁《自序》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所以能参考古文记载,著作《史记》。《史记》采用了许多《春秋左传》的材料,是无可疑的;《史记》又提到《周官》,《封禅书》中有引“周官曰”的话。《史记·儒林传》记孔安国家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这三部书,——《左传》、《周官》,古文《尚书》,——都是后来所谓“古文经”,在司马迁时都已出现,但因为它们晚出,虽然受史家的采用,却不曾得当时儒生的看重。当时儒生正走上了阴阳灾异的儒教的一路,他们要的是奇怪的微言大义,用不着那些记载事实掌故的史书。迷信的儒生竟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见《论衡·正说篇》)二十九篇既法天象,自然不许十六篇古文《尚书》加入了。但后出的这些书,经过学者的整理,如《左传》经过翟方进、尹咸、刘歆等人的整理,如《周官》经过王莽的“发得”,也许经过王莽的修改增补,——他们的价值就很明显了。到了西汉晚年,刘歆就主张把这些经传——《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于学官。“列于学官”就是在国立大学里添设这几科的讲座。当时的博士儒生大反对此事,刘歆失败了。后来王莽虽把这些书列在学官,并添上了《周官》,但王莽败死后,这些经传仍被废黜,古文《尚书》竟完全散失了。但《左传》《周官》《毛诗》,因为他们本身内容的价值,到了三国以后,终被列入学官,渐渐替代了今文经传的地位。

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卷七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者》;又卷五的《史籀篇疏证序》;又卷四的《汉魏博士考》。看《汉书》三六《刘歆传》。又看陆侃如译的Karlgren《左传真伪考》。

十、从董仲舒到王莽,百余年之间,儒教经历了不少的变化,如:

(一)经典的增多。

(二)学派的新起(比较《史记》、《汉书》的《儒林传》)。

(三)学术的发达(看《汉书·儒林传》及《王莽传》)。

但最大的变化是政治上的大变动。刘氏后代不振作,政权移归王氏,而王莽最得人民和学者的信仰。王莽要做皇帝,于是奉承他的人都不谈灾异了,大家抢着制造祥瑞符命,于是灾异的儒教遂变成了符谶的儒教。符谶把王莽捧上帝位(适按,武功井中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临淄新并,天公使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哀章作为高庙铜匮,高帝玺书:“王莽为真天子”),也把刘秀(光武帝)从民间送上帝座。这时代的迷信黑暗也不下于汉武帝时代。

看《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纬书》一门。

看《汉书·王莽传》,《郊祀志》最后一部分。

看《后汉书·尹敏传》《张衡传》《桓谭传》。

十一、然而在那黑暗的迷雾里,我们仍可以看出一个有力的社会改革运动。晁错、董仲舒以至王莽,这班儒生都抱着改革社会的大志愿。董仲舒主张限制私有田产,又反对奴牌制度。哀帝时,儒生师丹辅政,实行限制私有田产和奴婢,都被贵族大臣反对掉了。王莽建国之后,实行土地国有,禁止私人买卖田地奴婢;又行“六筦”之命,把一切重要的生产事业都归国家管理;又设立种种调均人民经济的机关,平物价,办国家赊贷机关。他的经济政策很含有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并兼”。他是董仲舒的嫡派,他是汉朝儒教运动的精神的伟大代表。

看《汉书·食货志》《王莽传》。

看《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王莽》,又三集卷七《再论王莽》。

廿、五、十六夜

关于孔子

孔子略传

孔子,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历纪元前551),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历纪元前479)。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国人也都知道,不消一一的叙述了。他曾见过老子,大概此事在孔子三十四岁之后。

孔子本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又做过司寇。鲁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资格做定公的傧相,和齐侯会于夹谷,很替鲁国争了些面子。后来因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去周游列国。他在国外游了十三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机会。到了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象辞。后人又把他的杂说纂辑成书,便是《系辞传》、《文言》。这两种之中,已有许多话是后人胡乱加入的,如《文言》中论四德的一段。此外还有《杂卦》、《序卦》、《说卦》更靠不住了。孔子还作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的。就是《易经》的诸传,也是根据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的。

此外还有许多书,名为是孔子作的,其实都是后人依托的。例如一部《孝经》,称孔子为“仲尼”,称曾参为“曾子”,又夹许多“诗云”、“子曰”,可见绝不是孔子做的。《孝经·钩命诀》说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话也是汉人假造的诳语,绝不可信。

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做的,却极可靠,极有用。这书大概是孔门弟子的弟子们所记孔子及孔门诸子的谈话议论。研究孔子学说的人须用这书和《易传》、《春秋》两书参考互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所以他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又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后来他见时势不合,没有政治改良的机会,所以专心教育,要想从教育上收效。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说“有教无类”,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史记》说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话虽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学几十年,周游几十国,他的弟子必定不少。

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细述的了。我且引他自己说自己的话: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话虽不大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气,却很可想见孔子的为人。他又说他自己道: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何等精神!《论语》说: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孜孜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