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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章太炎讲国学——国学概论(4)

上列四家,孔、任尚近汉学,段已和汉学不同,王才高学精,用汉学以推翻汉学,诚如孟子所谓“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于是杀羿”了。

王念孙及其子引之著《经义述闻》,引用汉代训话,善于调换,于诸说中采其可通者,于是诘屈聱牙的古书,一变而为普通人所能懂得了。历来研究经学的,对于名词、动词有人研究;关于助词,都不知讨论;王氏父子著《经传释词》,于古书助词之用法,列举无遗,实于我们研究上有莫大的便利,如《孟子》中“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二句,本不易解,王氏训“乎尔”为“于此”、“于彼”,便豁然可悟了。我以我们不看《经传释词》,也算是虚词不通。

上列二派,在清代称为“汉学”,和“宋学”对立,厥后崛起的为“常州派”,是今文学家。

“常州派”自庄存与崛起,他的外甥刘逢禄、宋翔凤承继他的学说。庄氏治《公羊》,却信东晋《古文尚书》,并习《周礼》;刘氏亦讲《公羊》,却有意弄奇;康有为的离奇主张,是从他的主张演绎出来的;但他一方面又信《书序》。这两人不能说纯粹的今文学家。朱氏(疑当为宋氏,宋翔凤)以《公羊》治《论语》,极为离奇,“孔教”的促成,是由他们这一班人的。今文学家的后起,王恺运、廖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学家因此大衰了。

今文学家既衰,古文学家又起,孙治让是一代大宗,《周礼正义》一书,颇为学者所重;在他以外,考典章制度原有江永、惠士奇(作《礼说》)、金榜(著《礼笺》)、金鹗(作《求古录》)、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等人,但和他终有上下床之别。自孙治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这是事同一例的。

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经典的派别,也不过如此罢。

(第三章)国学之派别(二)——哲学之派别

“哲学”一名词,已为一般人所通用,其实不甚精当;“哲”训作“知”,“哲学”是求知的学问,未免太浅狭了。不过习惯相承,也难一时改换,并且也很难得一比此更精当的。南北朝号“哲学”为“玄学”,但当时“玄”、“儒”、“史”、“文”四者并称,“玄学”别“儒”而独立,也未可用以代“哲学”。至宋人所谓“道学”和“理学”是当时专门名辞,也不十分适用。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

讨论哲学的,在国学以子部为最多;经部中虽有极少部分与哲学有关,但大部分是为别种目的而作的。以《易》而论,看起来像是讨论哲学的书,其实是古代社会学;只《系辞》中谈些哲理罢了。《论语》,后人称之为“经”,在当时也只算是子书;此书半是“伦理道德学”,半是论哲理的。“九流”的成立,也不过适应当时需求;其中若“纵横家”是政客的技术,“阴阳家”是荒谬的迷信,“农家”是种植的技艺,“杂家”是杂乱的主张,都和哲学无关。至和哲学最有关系的,要算儒、道二家;其他要算“法家”、“墨家”、“名家”了。“道家”出于史官,和《易》相同。老、庄二子的主张,都和哲学有牵涉的。管子也是道家,也有小部分是和哲学有关的。儒家除《论语》一书外,还有《孟子》、《荀子》都曾谈谈哲理。名家是治“正名定分之学”,就是现代的“伦理学”,可算是哲学的一部分。尹文子、公孙龙子,和庄子所称述的惠子,都是治这种学问的。惠子和公孙龙子主用奇怪的论调,务使人为我所驳倒,就是希腊所谓“诡辩学派”。《荀子·正名篇》,研究“名学”也很精当。墨子本为宗教家,但《经上》、《经下》二篇,是极好的名学。法家本为应用的;而韩非子治法家之学,自谓出于老子,他有《解老》、《喻老》二篇,太史公也把他和老、庄合传,其中有一部分也有关哲理的。儒家、道家和法家的不同,就在出发点上;儒、道二家是以哲理为基本而推衍到政治和道德的,法家是旁及哲理罢了。他如宋(即宋钘),《汉书·艺文志》把他归在小说家,其实却有哲理的见解。庄子推宋为一家,《荀子·解蔽篇》驳宋的话很多,想宋的主张,在当时很流行,他是主张非兵的。宋所以算做小说家,因为他和别家不同;别家是用高深的学理,和门人研究;他是逢人便说,陈义很浅的。

周秦诸子,道、儒两家所见独到;这两家本是同源,后来才分离的。《史记》载孔子受业于徵藏史,已可见孔子学说的渊源。老子道德的根本主张,是“上德不德”,就是无道德可见,才可谓之为真道德;孔子的道德主张,也和这种差不多。就是孟子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也和老子主张一样的。道、儒两家的政治主张,略有异同;道家范围大,对于一切破除净尽;儒家范围狭小,对于现行制度,尚是虚与委蛇;也可以说是“其殊在量,非在质也”。老子为久远计,并且他没有一些名利观念,所以敢放胆说出;孔子急急要想做官,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如何敢放胆说话呢!

儒家之学,在《韩非子·显学篇》说是“儒分为八”,有所谓颜氏之儒。颜回是孔子极得意门生,曾承孔子许多赞美,当然有特别造就。但孟子和荀子是儒家,记载颜子的话很少,并且很浅薄;《庄子》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却很多。可见颜氏的学问,儒家没曾传,反传于道家了。《庄子》有极赞孔子处,也有极诽谤孔子处;对于颜回,只有赞无议,可见庄子对于颜回是极佩服的。庄子所以连孔子也要加抨击,也因战国时学者托于孔子的很多,不如把孔子也驳斥,免得他们借孔子作护符。照这样看来,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至韩退之以庄子为子夏门人,因此说庄子也是儒家;这是“率尔之论,未尝订入实录”。他因为庄子曾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的先生;那么,《让王篇》也曾举曾原、则阳、无鬼、庚桑诸子,也都列名在篇目,都可算做庄子的先生吗?

孟子,《史记》说他是“受业子思之门”;宋人说子思是出于曾子之门,这是臆测之词,古无此说。《中庸》中虽曾引曾子的话,也不能断定子思是出于曾子的。至谓《大学》是曾子所作,也是宋人杜撰,不可信的。子思在《中庸》所主张,确含神道设教的意味,颇近宗教;《孟子》却一些也没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对于子思、孟子均有诽议,说他们是信仰五行的。孟子信五行之说,今已无证据可考,或者外篇已失,内篇原是没有这种论调的。子思在《礼记》中确已讲过五行的话。

荀子的学问,究源出何人,古无定论。他尝称仲尼、子弓;子弓是谁,我们无从考出。有人说,子弓就是子张;子张在孔子门人中不算卓异的人才,如何会是他呢?今人考出子弓就是仲弓,这也有理。仲弓的学问,也为孔子所赞许,造就当有可观。郑康成《六艺论》,说仲弓是编辑《论语》的。而《荀子》一书,体裁也是仿效《论语》的,《论语》以《学而》始,以《尧曰》终;荀子也以《劝学》始,以《尧问》终。其中岂非有蛛丝马迹可寻吗?荀子和孟子虽是都称儒家,而两人学问的来源大不同。荀子是精于制度典章之学,所以“隆礼仪而杀《诗》、”,他书中的《王制》、《礼论》、《乐论》等篇,可推独步。孟子通古今,长于《诗》、,而于《礼》甚疏;他讲王政,讲来讲去,只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等话,简陋不堪,那能及荀子的博大!但孟子讲《诗》、,的确好极,他的小学也很精,他所说:“庠者,养也;洚水者,洪水也;畜君者,好君也”等等,真可冠绝当代!由他们两人根本学问的不同,所以产生“性善”、“性恶”两大反对的主张;在荀子主礼仪,礼仪多由人为的,因此说人性本恶,经了人为,乃走上善的路。在孟子是主《诗》、;《诗》是陶淑性情的,是养成才气的,感情和才气都自天然,所以认定人性本善的。两家的高下,原难以判定。韩退之以大醇小疵定之,可谓鄙陋之见。实在汉代治儒家之学,没有能及荀、孟两家了。

告子,庄子说他是兼学儒、墨,孟子和他有辩驳,墨子也排斥他的“仁内义外”的主张。墨、孟去近百年,告子如何能并见?或者当时学问是世代相传的。告子的“生之为性,无善无不善”的主张,看起来比荀、孟都高一着。荀、孟是以所学定其主张,告子是超乎所学而出主张的。告子口才不及孟子,因此被孟子立刻驳倒。其实,孟子把“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一语难告子,告子也何妨说“生之为性,犬之生犹牛之生,牛之生犹人之生”呢?考“性”亦可训作“生”,古人所谓“毁不灭性”的“性”字,就是“生”的意义。并且我们也常说“性命”一语呢!

道家的庄子以时代论,比荀子早些,和孟子同时,终没曾见过一面。庄子是宋人,宋和梁接近;庄子和惠子往来,惠子又为梁相,孟子在梁颇久,本有会面的机会;但孟子本性不欢喜和人家往来,彼此学问又不同,就不会见了。

庄子自以为和老子不同,《天下篇》是偏于孔子的。但庄子的根本学说,和老子相去不远。不过老子的主张,使人不容易捉摸,庄子的主张比较的容易明白些。

庄子的根本主张,就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愿望,是人类所共同的,无论哪一种宗教,也都标出这四个字。自由平等见于佛经;“自由”,在佛经称为“自在”。庄子发明自由平等之义,在《逍遥游》、《齐物论》二篇;“逍遥游”者,自由也,“齐物论”者,平等也。但庄子的自由平等,和近人所称的,又有些不同。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人和人的当中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的自由,人亦不应侵犯我的自由。《逍遥游》所谓“自由”,是归根结底到“无待”两字;他以为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不能算数;在饥来想吃,寒来想衣的时候,就不自由了。就是列子御风而行,大鹏自北冥徙南冥,皆有待于风,也不能算“自由”。真自由惟有“无待”才可以做到。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那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佛教名词,指佛教各种教义和佛教“真理”)中所谓平等,已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庄子临死有“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语,是他平等的注脚。

庄子要求平等自由,既如上述。如何而能达到平等自由,他的话很多,差不多和佛法相近。《庄子·庚桑楚篇》,朱文公说他全是禅(宋人凡关于佛法,皆称为“禅”),实在《庚桑楚篇》和“禅”尚有别,和“佛法”真很近了。庄子说“灵台者有持”,就是佛法的“阿陀那识”,“阿陀那”意即“持”;我们申而言之,可以说,眼目口鼻所以能运动自由,都有“持之者”,即谓“持生之本也”。《庄子》又有《德充符篇》,其中有王骀者,并由仲尼称述他的主张;是否有此人,原不可知,或是庄子所假托的。我们就常季所称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等语,是和佛法又相同的。“知”就是“意识”;“心”就是“阿陀那识”,或称“阿赖耶识”,简单说起来就是“我”;“常心”就是“庵摩罗识”,或称“真如心”,就是“不生不灭之心”。佛家主张打破“阿赖耶识”,以求“庵摩那识”。因为“阿赖耶识”存在,人总有妄想苦恼;惟能打破生命之现象,那“不生不灭之心”才出现。庄子求常心,也是此理。他也以为常心是非寻常所能知道的。庄子“无我”的主张,也和佛法相同。庄子的“无我”和孔子的“毋我”、颜子的“克己复礼”也相同,即一己与万物同化,今人所谓融“小我”于“大我”之中。这种高深主张,孟、荀见不到此;原来孔子也只推许颜回是悟此道的。所以庄子面目上是道家,也可说是儒家。

自孔子至战国,其间学说纷起,都有精辟的见解,真是可以使我们景仰的。

战国处士横议,秦始皇所最愤恨,就下焚书坑儒等凶辣手段。汉初虽有人治经学,对于“九流”,依旧怀恨,差不多和现在一般人切齿政客一般。汉武帝时,学校只许读经学,排斥诸子百家了。

汉初经学,一无可取,像董仲舒、公孙弘辈,在当时要算通博之儒,其他更何足论!西汉一代,对于哲理有精深研究的,只有扬雄一人。韩退之把荀、扬并称,推尊他已达极点。实在扬雄的学说,和荀、孟相差已多;秦汉以后的儒家,原没有及荀、孟的。不过扬雄在当时自有相当的地位和价值。西汉学者迷信极重,扬雄能够不染积习,已是高人一着。他的《法言》,全仿《论语》,连句调都有些模拟;但终究不及《荀子》。宋人说:“荀子才高,扬子才短”,可称定评。

东汉学者迷信渐除,而哲理方面的发现仍是很少。儒家在此时渐出,王符《潜夫论》、王充《论衡》,可称为卓异的著述。王符专讲政治,和哲理无关。王充(也有归入杂家的)在《论衡》中几于无迷不破,《龙虚》、《雷虚》、《福虚》等篇,真是独具只眼。他的思想,锐敏已极,但未免过分,《问孔》、《刺孟》等篇,有些过当之处。他又因才高不遇,命运一端,总看不破,也是遗恨。王充破迷信高出扬雄之上,扬雄新见解也出王充之上,这两人在两汉是前后辉映的。

汉人通经致用,最为曹操所不欢喜;他用移风易俗的方法,把学者都赶到吟咏一途;因此三国的诗歌,很有声色。这是曹操手段高出秦始皇处。

魏晋两朝,变乱很多,大家都感着痛苦,厌世主义因此产生。当时儒家迂腐为人所厌,魏文帝辈又欢喜援引尧舜,竟要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以,“竹林七贤”便“非尧舜,薄汤武”了。七贤中嵇康、阮籍辈的主张和哲学没有关系,只何晏、王弼的主张含些哲学。何晏说“圣人无情”,王弼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这是两个重要的见解。郭象承何晏之说以解《庄子》,他说:“子哭之恸,在孔子也不过人哭亦哭,并非有情的。”据他的见解,圣人竟是木头一般了。佛法中有“大乘”、“小乘”(大乘、小乘是佛教派别名),习“小乘”成功,人也就麻木,习“大乘”未达到成佛的地位,依旧有七情的。

自魏晋至六朝,其间佛法入中国,当时治经者极少,远公(即晋释慧远)是治经的大师。他非但有功佛法,并且讲《毛诗》、讲《仪礼》极精;后来治经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佛法入中国,所以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极大原因:学者对于儒家觉得太浅薄,因此弃儒习老、庄,而老、庄之学,又太无礼法规则,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庄,又不猖狂,适合脾胃,大家认为非此无可求了。当时《弘明集》治佛法,多取佛法和老、庄相引证;才高的人,都归入此道,猖狂之风渐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