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跟大师学国学大全集
13369400000097

第97章 朱自清讲国学——经典常谈(1)

朱自清(1898—1948)

我国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原名自华,号秋实,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臣大的贡献,是五四新文学的拓荒者和创业者之一,在古典文化、语文教育、语言学、文艺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建树。

朱自清幼年入私塾读书,所以从小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6年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31年8月,留学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又漫游欧洲五国;1932年7月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与闻一多同事论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1938年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不顾生活清贫,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

在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在清贫的生活中,始终坚守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1948年8月24日,因患严重的胃病,不幸逝世,享年仅50岁。

《经典常谈》写于1942年,是朱自清系统介绍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作品。他用浅明而切实的文字,于十三篇文章中,要言不烦地介绍了传统国学经典巨著,六十多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全书见解精辟,通俗流畅,深入浅出,至今仍是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入门指南,不可不读。

经典常谈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有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抄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三十一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说文解字》第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做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淮南子·本经训》及高诱注。;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甚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的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爱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石图录考释的书。“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来发现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绪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这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约西元前一三○○)以后的商代文字。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铸”的。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铸”外,还有“书”和“印”,因用的材料而异。“书”用笔,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书”。“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简牍用泥封口,在泥上盖印。古代用竹木简最多,战国才有帛;纸是汉代才有的。笔出现于商代,却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六书”这个总名初见于《周礼》,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上)(下)两个字,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各代表着一个物类。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这“上”和“下”两种关系便是无形的事类。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点,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等。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如“江”“河”两字,“氵”(水)是形,“工”“可”是声。但声也有兼义的。如“浅”“钱”“贱”三字,“水”“金”“贝”是形,同以“戋”为声;但水小为“浅”,金小为“钱”,贝小为“贱”,三字共有的这个“小”的意义,正是从“戋”字来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形声最便,用处最大,所以我们的形声字最多。

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做同义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后者不同形不同部,却都可以“转注”。同义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语言演变的缘故。六是“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用。如代名词,“予”“汝”“彼”等,形况字“犹豫”“孟浪”“关关”“突如”等,虚助字“于”“以”“与”“而”“则”“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义是“发号”,借为县令的“令”;“长”本义是“久远”,借为县长的“长”。“县令”“县长”是“令”“长”的引申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申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这可见假借的用处也很广大。但一字借成数义,颇不容易分别。晋以来通行了四声,这才将同一字分读几个音,让意义分得开些。如“久远”的“长”平声,“县长”的“长”读上声之类。这样,一个字便变成几个字了。转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