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屏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知县，当时张之洞与抚军谭继询关系不和，而张之洞当时是湖北督抚，当他们两个发生冲突时，陈树屏常能巧妙处理，两头不得罪。有一天，陈树屏在黄鹤楼宴请张、谭二人及其他官员。来客中有人谈到江面宽窄问题，谭继询说是五里三分，张之洞却故意说是七里三分，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肯丢自己的面子，宴席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陈树屏知道他们是借题发挥，对两个人如此举动很不满，也很看不起，但是又怕扫了众人兴。他灵机一动，从容不迫地拱拱手，言词谦虚地说：“江面水涨就宽到七里三分，而落潮时便是五里三分。张督抚是指涨潮而言，而抚军大人是指落潮而言。两位大人都没有说错，这有何可怀疑的呢？”张之洞和谭继询本来就是信口胡说，接下来由于争辩正下不了台阶，听了陈树屏的这个有趣的圆场，自然无话可说了。最后，两个人一起拍掌大笑，争论就那样不了了之。
打圆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最不可少的行为，它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主动的角度说，别人露丑了主动出面打打圆场，在他人陷入窘境时，主动解围，去给他找个台阶让他下得了台。从被动的方面讲，自己造成失误时，要善于补救，自圆其说；不幸落人社交僵局，通权达变，打破冷场坚冰；与人产生不快时，更少不了和和“稀泥”，让对方少丢些面子，保持体面，从而把事情摆平，甚至变坏事为好事，这也是圆场的最高技巧。
从前，有一个道台，他做事干练，办起事来面面俱到，令大小官员无不佩服。有一个外国人上街买东西，有些小孩因未看见过洋人，便追随着他。洋人很恼火，手拿棍子打那些孩子。有一个孩子躲闪不及，被打中太阳穴，竟然被打死了。小孩的家人一齐上来要捉外国人，外国人则举起棍子乱打，连旁边观看的人都被打伤了几个。这样，外国人激起公愤，大家一齐上前，拿绳子将他捆了起来送到衙门。人命关天，偏偏又是个洋人，令所有官员都感到十分为难，十分棘手。
官员在判定后，最后把这件事报到了道台那里，这位道台有丰富的为官经验，马上就将和稀泥的招数用上了。他知道湖南自古民风彪悍，如果此案办得不好，地方士绅聚众闹事，自己就骑虎难下了。不如先把官场上为难的情形告诉他们，请他们出来帮忙。同时，只要当地士绅百姓激起公愤，出面同外国领事硬争，外国领事见老百姓行动起来就会害怕，到那时再由官府出面去压服百姓，叫百姓不闹。百姓不怕洋人而是怕官，所以他们一定会听话。而外国领事见他压服了老百姓，也会感谢官府。于是，他马上去拜会几个有声望的乡绅，要他们齐心合力与领事争辩，倘若争赢了不但为百姓伸冤，而且为国家争了面子。此话传出去以后，大家都说道台是一个好官，能为百姓着想，能维护百姓利益。
之后，他又去领事馆见外国领事，告诉他们，如果案子判轻了，恐怕百姓不服。外国领事听他这么一说，又看看外面聚集的人群，果真感到害怕。道台又说：“贵领事也不必太害怕，只要判决适当，我尽力去做百姓的工作，不会让他们胡闹。”案子判了下来，道台却两面得到好处：抚台夸他处理得好，会办事；领事心里感激他弹压百姓，没有闹出事来，于是替他讲好话；而绅士们也一直认为他是为百姓考虑的，他是维护百姓的。
这位道台观察了两面的情况后，出面打圆场，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动乱。
打圆场的目的就是为了息事宁人，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将事情处理到有冲突的双方都满意的程度。当然前提就是要会察言观色，分析自己所处的环境及要面对的状况，上面提到的道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于现代社会的人们而言，学会察言观色，学会“和稀泥”，懂得“打圆场”，无疑让你在处理事情的方法上胜人一筹，比他人在社会中生存又多了一把必胜武器。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因意见不同而造成尴尬的气氛，这种情况该怎么打圆场呢？其实人有长短，面无厚薄。人人都有自尊，人人都要面子！一个有修养的人自不会把无关大局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让别人丢面子。即使事情发生了，他们也懂得如何打好“圆场”。
“打圆场”不是不着边际的奉承，也不是油腔滑调的诡辩，它是一种说话的艺术。认真学习并掌握这门艺术，注意在特定的场合中“察言观色”，适时得体地“打圆场”，从善意的角度出发，以特定的话语去缓和紧张气氛、调节人际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掌握了“打圆场”的艺术，就能有效地摆脱尴尬和烦恼。
学会把逆耳的忠言顺着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谚语，其中的道理也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更喜欢喝不苦之药，更喜欢听顺耳之言。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把劝诫、批评别人的话说得更温和、更顺耳一些，效果或许会更好。
战国时期，齐威王是一个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的国君。他好长夜之饮，由于上行下效，僚属们也全不干正事了，眼看国家就要灭亡，可就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人敢去进谏，最后只好由“长不满四尺”的淳于髡出面了。淳于髡并没有气势汹汹、单刀直入地向齐威王提出规谏，而是先和他搭讪聊天。他对齐威王说：“咱们齐国有一只大鸟，落在大王的屋顶上已经三年了，可是它既不飞，也不叫，大王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虽然齐威王荒淫好酒，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同夏桀、商纣一样坏到骨子里的人物，所以一明白淳于髡的隐语之后，他就被刺痛并醒悟了，于是很快回答说：“我知道。这只大鸟它不呜则已，一呜就要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即将冲天。你就等着看吧！”说毕立即停歌罢舞，戒酒上朝，切实清理政务，严肃吏治，接见县令长72人，赏有功一人，杀有罪一人。随后领兵出征，打退要来侵犯齐国的各路诸侯，夺回了被别国侵占去的所有国土，渐渐地齐国很快又强盛起来。
忠言既要考虑到别人的面子问题，使别人能“退”，另一方面又坚持自己的原则，使自己能“顶”。试想如果淳于髡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单刀直人地向齐威王提出规谏，齐威王有可能不但不听他的劝谏，还会降罪于淳于髡。所以说在实施批评的时候，要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把忠告以及批评的良言化作顺耳的善意规劝，使人如沐春风，如逢良师，茅塞顿开，心悦诚服，达到良药甜口，忠言顺耳。
秦朝末年，刘邦反秦攻进秦朝京都成阳后，看到金碧辉煌的皇宫、花枝招展的美女，眼睛都花了，再往秦二世的龙床上一躺，简直不知所以然了，刘邦执意要在皇宫住下来。他手下的猛将樊哙怒气冲冲地责问刘邦：“是想得天下，还是想学秦王，”气得刘邦高声怒骂：“滚出去，再嚎叫，我砍了你的头！”张良知道这件事后，规劝刘邦说：“要想得到这里的一切，必须和项羽决战，击败他，如果您长期住在这个城市，使军心涣散，我们被项羽打败了，那你就永远得不到这里的一切了。”张良的一席话，把利害关系说得清楚明白，且娓娓而谈循循善诱，使刘邦幡然醒悟，于是刘邦马上率军队驻扎到成阳城外，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
刘邦为什么听从张良的而不听从樊哙的呢？他们两个对刘邦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均可谓治病的良药。但由于樊哙的话说得过于刺耳，使刘邦感到“苦口”，产生“抗药性”，不仅没达到规劝的目的，还几乎招致杀身之祸。张良讲究语言的艺术，把批评的话讲得“甜口”，使人愿意听、爱听，达到了规劝的目的，使刘邦心悦诚服，从而感激张良。张良就是因善于将“逆耳忠言”变为“顺耳忠言”，才达到了最佳效果。
要把忠言说得顺耳，又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的确需要下一番功夫。因此，顺耳的忠言比逆耳的忠言技术要求高，人格要求高。当我们发现了别人身上的错误，我们不应该摆出一副圣贤的面孔，指手画脚地对着那个错误说长道短，相反，我们应该在心里与犯错误者来个角色互换，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耐心地给予机会，温婉地给予提示，不让犯错者在无地自容的尴尬中失尽纠错的勇气，不让旁观者在目击他人颜面受损的过程中滋生幸灾乐祸的心态。所以，因人而异的原则要求，把握好场合、拿捏好分寸十分重要。
有一家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展览，承担任务的李、王两位业务骨干突击一夜，拟出了展览方案，不顾疲劳地去找部门经理汇报。经理粗粗看了看，觉得不满意，便信口数落道：“这方案不行，拿回去好好修改，要快！”二人请教：“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呢？”经理瞪了一眼：“哪些地方？自己不会动脑筋吗？真笨！”李、王二位一听，气得将方案往桌上一丢：“我们是笨，你聪明就自己干吧！’’事情闹到公司老总那里，他仔细地将方案看了一遍，然后把李、王二位找来：“你们的方案基础不错，思路对头，也很有创意。要说不足嘛，主要是重点还不够突出，面面俱到容易喧宾夺主。另外，你们挨了批评撂挑子也是不对的。好了，昨晚辛苦了，先休息一下，然后集中精力将这几处改一下，你们看怎么样？”一席话听得两人心头暖烘烘的，当即承认了错误，一再表示肯定抓紧时间将方案改好。
经理和老板同样是批评人的“忠言”，逆耳与顺耳的效果却是大不一样的。顺耳的“忠言”令人心悦诚服，逆耳的“忠言”则容易引起对方反感，甚至还会适得其反。所以说顺耳的忠言比逆耳的忠言更可取、更可信，也更容易让人接受。
作为一个批评者，该如何聪明、巧妙地表达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在批评别人时不必拘泥于“忠言逆耳”的格式，要知道，尽管批评有时会以“尖刻”的面目出现，但在本质上并非对抗性的行为。真正高明的批评，更多的是交流、引导和印证。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和颜悦色，无论于日常生活，还是于国家大事，都有无尽的好处。这里所谓的“良言”并非仅指好听的话，也指深得人心的话。批评旨在帮助别人改正错误，不断进步，因此，批评首先要使被批评者听得进去。倘若批评者不讲方式，简单粗暴，“耳”是“逆”了，却收不到好的效果，批评也就达不到“利于行”的目的，甚至会激化矛盾。可见，批评要使人愿听、爱听，使批评达到自我批评的目的，
“忠言顺耳”是十分必要的。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将这句格言改成“良药甜口更利病，忠言顺耳更利行”，便可收到锦上添花的效果。要求良药甜口、忠言顺耳，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在批评人时讲究点语言的艺术，把话说得更甜些，被批评者就会乐于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