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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中国的未来:闲谈大国复兴续篇 (5)

在“中美经济共生体”之外,现有的美元本位制货币体系,由于美国无节制地滥发货币,也已经越来越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大家不再愿意继续把美元当宝贝一样储备起来了,这是谁都没办法控制的,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已经难以避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进行战略调整,以内需继续拉动经济,也是大气候下的客观要求。

2005年,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调整已经浮出了水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点。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为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在2006、2007、2008年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受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对出口加工贸易开始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重新修订劳动法。据国务院提请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一份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4.4和2.5个百分点。

从外资企业的角度看,以上这些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汶川地震之后,对比中资企业以及外国政府,在华外资对捐款的热情始终不高,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一事实的一种反映——具体捐赠数额我们没必要过多纠缠,但在观察其他某些问题时,这倒确实可以作为一个风向标来用。

从“双防”到“新双防”

在前一节中,耗费了不少笔墨,最终想说明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一个介于两种稳定状态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在观察近期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思考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应该首先考虑到这一点。所谓“过渡状态”,即不是常态,面对其间所出现的问题,就不能继续沿用常态之下形成的习惯性思维。“过渡状态”最后的终点,应该是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稳定状态,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此时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准则。

把这个说法套到前一节的经济话题上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出口、房地产两大最终需求,我们的经济曾一度保持着一种相对较为稳定的运行状态,但是,这一状态不可能无限制地循环下去。

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到来,维系这种运行的外部环境必然要发生改变。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一个最重要的矛盾就是“南北矛盾”,发达国家追求的仅是把世界上的资源纳入到全球化的大生产中,而要把其他国家的人民排除在外。如果中国仅仅满足于通过低端制造业赚取顺差的话,那纳入到那个体系中的就仅仅是我们的土地、矿产以及人力等资源。而中国人实质上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的,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因此,中国不能一直做资源型国家,必须要在世界产业分工中谋求更高的位置,中国的人力成本也不应该永远都是廉价的。

中国经济在经过现在这样一个“过渡状态”之后,目前处理经济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到此便清晰了——保证产业升级,建立起一套以国内消费为最终需求的新的经济循环模式。由此我们就可以继续去思考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2007年下半年之后的通胀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有经验,无理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高层也没有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理论家”,给中国“造”一套理论出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地“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无限循环中搞起来的,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一个局部,封闭式地推行某一政策,搞好了就推广,搞不好则立刻可以叫停、重来,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样一来,效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没有“理论”,也就没有定势思维的束缚,现成的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就是“解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稳定运行的经济循环模式逐步地建立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高层对经济的调控也越来越显得“专业化”,政府决策中“试”的成分开始减少了,在具体操作中,理论性的东西开始在决策中起到指导性的作用。而决策的核心,则从摸索发展道路过渡为维持既有体系的正常运行。这一转变,保证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当面对常态之外的情况时,人们往往会陷入习惯性的思维定势之中。

自2007年开始,对中国人而言,最热门的经济词汇便是“通胀”和“双防”。

2007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宏观经济工作提出了“双防”目标,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这一提法的实质,是以压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决策的基本着眼点。

“双防”的提出,给我们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基于常态思维而作出的决策。在教科书中,经济调整就是围绕着“均衡”来做文章。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几百年中经过几次大的质变,已经处于一种稳定运行的状态了。简单地讲,现代宏观经济调控就是通过调节银行利率、汇率、政府开支等手段,实现低通胀、高就业、高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其中量化操作的指标有上百个,其实质就是维系经济循环的稳定性。基于此,长久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把通货膨胀当做国家经济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而这也是国内多数专业学者的共识——从书本理论上说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这种书本理论在大前提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中国是处于两个稳定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整个世界事实上也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因此直接拿书本理论往上套是不合适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把“双防”作为工作核心就是错误的,很多问题若非站在操作者的角度上,就很难看清楚事情的全貌,如果是作为短期决策,避免几个问题在同一时间段集中爆发,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从方向上看,一味简单地压制通胀,和大方向是不一致的。

打个比方:对国民经济而言,货币的作用就类似于血液,而金融体系就相当于身体的循环系统。一个人,从婴儿到成年,随着身体的不断长大,血液量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同样的道理,一国经济从低端产业升级到高端的过程中,货币量自然是要增加的,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阶段都出现过这种性质的通胀,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价格上涨也属于这个原因。以压制通胀为目标,限制货币量,根本上说是本末倒置。从大环境上说,依照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来消除通胀,最终也是无法实现的。这里所说的大环境,是指以美元为主导的国家货币体系,让我们简单说一下:

战后,美元拥有了绝对的国际储备和国际交易地位,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美国并不会主动地约束自己,因此其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一路持续下去。

美元不断滥发导致国际美元的泛滥,过剩的美元首先使得资产市场,即股市、楼市不断抬高价格,全球性通胀便由此开始。

资产市场的杠杆作用过于巨大,导致市值远远超过实际存在的货币总量。此时总会有一些“聪明”的投资者意识到情况异常,于是开始兑现,由此便引发了兑现危机——在资产市场货币发生相对短缺,导致投资者竞相压价争取兑现,然后逃离市场。

资产市场的兑现危机导致金融市场的紊乱,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次级按揭危机的爆发,这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快速萎缩;金融市场的快速萎缩导致金融业互相拆借的停滞——借用前面的比喻,就是“血液流动”不再进行了,这就使得作为“肌体”的实体经济缺少由融资带来的交易,由此实体经济也开始萎缩。

由于实体经济的萎缩和金融市场的停滞(表现为流动性骤减),迫使美联储在最近一段时期多次采取减息和注资等手段来救市,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泛滥。因此之前放出的所谓“危机已经过去”的消息,更多的是一种导向性的言论,说到底,美联储所走的就是“空间换时间”的路数,仅是延后了危机而已。

与此同时,国际泛滥的资金在资产市场的兑现危机中采取规避策略,转而到其他领域牟利,其中最主要的是非资产市场的期货和现货,于是大量资金把一些基本商品的价格大肆抬高。

2007年下半年以来,国内通货膨胀的源头正在于此,即本轮通胀的实质是“输入性通胀”[ 指由于国外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引起国内物价的持续上涨现象(汇率所致)。输入型通货膨胀与开放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开放的程度越大,发生的概率越大。

],在国内市场紧缩货币流通量,压缩贷款并不能限制美元的滥发,相反这会给国内的企业制造困难;而人民币升值,理论上可以和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形成对冲,但现实中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目前原材料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就是中国,你这边升值,卖方完全可以跟着提价;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反倒刺激了国际游资进一步涌入,进行套利。人民币2005年7月份以来升值达20%,而国内通胀压力并未缓解,原因便在于此。更直接的价格管制同样没有效果,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攀升,国家补贴石化等企业,维持市场价格,在目前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形态下,最终等于是补贴了外国人,而这种管制在时间上显然是不能无限延长的,这就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而由此而来的囤积等投机行为反倒进一步扰乱了经济运行。

不难看出,一味地按照货币经济学原理来压制通胀是不现实的,而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反而会放缓,导致产业升级延后,愈是紧缩,愈是推迟“稳定状态”的到来,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就会因此而增加。

国务院印发的《2008年工作要点》中提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这就是所谓的“新双防”,这是官方首次对“双防”目标的修正,其实质是,决策的基本着眼点开始重新定位于“增长”。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8)》中同样强调了要“防止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的风险”,“推动产业升级仍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些,可以作为对我们上面论述的验证。

调整思路——输出通胀

以“双防”为终极目标来看待中国经济,给人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前景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收紧流动性,另一方面CPI却始终下不来,之前明确提出4.8%的过多的控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剧了人们心里的不安。当我们不再执著于压缩通胀数据,会发现原本不明晰的局面豁然间变得简单、明了起来。

首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错:外汇储备1.52万亿美元,顺差2622亿美元,外债中短期债务所占比例又不高:中国外债偿债率为1.98%,债务率为27.84%,负债率为11.52%,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为14.40%,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再加上外汇严管,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皮糙肉厚”,因此国际支付不会出现问题;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确让人很难受,但也仅仅是难受而已,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所面临的是伤筋动骨;政府仍旧是强势政府,2007年财政收入高达5.13万亿人民币,行动力不存在大问题,想干的事情基本都干得成;股市下挫达六成,的确引人瞩目,但是资本市场在中国终归就是个摸索阶段,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粮食基本可以自给,在粮食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凭这条至少就可以做到独善其身;关于社会稳定性问题,海外多年以来一直在“唱衰”,但经历了火炬传递、“5·12”震灾之后,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就是一个笑话,相反一系列的天灾人祸增强了中国的内部凝聚力。

基本面良好,就表明后面的游戏中国就还有得玩,仅这一条,中国在2008年就与不少国家拉开距离。当然,问题依旧存在——不把压制通胀作为基本着眼点,不等于说无视“通胀”的存在。但正因为中国还“有得玩”,所以我们才有资格思考这些问题。

2008年的根本目标,即推导产业升级,提升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最为直接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从我的角度看,应该是看“控制力”——2008年的战略调整,说到底是顺势而为,对各项指标、指数,不在于压制,而在于保证其发展和变化始终是可控的,以此保障各方面变化的节奏彼此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