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萧劲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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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攻克南京

在我挥师东下闯北助何期间,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表面化了。攻克南昌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主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为了把持国民政府,却硬要迁都南昌。这场争论,使蒋介石的个人野心进一步暴露。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决定分东、中、西三路向长江下游进击,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的。四、八军为西路军,集结于湖北孝感、黄陂,监视河南张作霖军阀部队;二、六、七军为中路,沿长江入皖东下;一军为东路,由闽入浙北上;三军仍在江西为总预备队。蒋介石如此配置兵力也是出于一定的目的。自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的嫡系一军屡屡败北,在整个战场上声名狼藉。他要达到个人目的,不得不求助于他军。因四、八军与蒋间隙较深,势力较大,足以与蒋分庭抗礼,蒋就转而拉拢二、三、六、七军。与李宗仁拜把兄弟、让朱培德镇守江西,二、六军因与八军有旧怨,蒋也乘机拉拢,让其担任长江下游战场的主攻。当时,我党从全局出发,力图减少汪蒋间、蒋唐间以及各军间的冲突,共助北伐大业。我们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也是努力促进团结,以大局为重,同时积极发动民众,壮大左派势力,同蒋做必要的斗争。

这时,我师尚在建瓯,仍接受东路军指挥,参加杭州会战。由于友军作战不利,东路军退至衢州附近,孙传芳派孟昭月增兵反攻。我前敌指挥部决定在衢州附近一战。我师奉命经浦城、越仙霞岭,与江西过来的四师会合担任左翼,攻打水亭和诸葛镇。这也是一场鏖战,炮火昼夜不停。胜利那天,巧逢苏联顾问米柳史切维奇的生日。早餐时,我们师部备了简单的酒肴,为其祝贺。米柳史切维奇兴高采烈地说:今日定破敌军!饭后,我们一起去前线。战斗又进行了一天,直到黄昏,才将敌人阵地突破并包围起来。但未等解决,总指挥部又命令我师迎击寿昌方面的白宝山、冯绍闵、刘宝题的部队。我们一直将敌追击到皖浙边境,敌人是兵败如山倒,我们却似猛虎下山,何等痛快淋漓。此时,大军正会攻杭州,我师又折回遂安,入徽州,担任肃清外围的任务。那正是1927年春节前后。正月初一路过遂安县时,当地进步青年在我军进城之处设立“遂安县革命军队过境指挥所”,专为军队搬桌凳、运稻草、雇挑夫,十分热情。

杭州即下,孙传芳的势力仅剩沪宁一隅。北伐军乘胜追击,中路军以七军为江左军,二、六军为江右军,加上一些新收编的地方军阀部队一起,与敌在南京外围展开了激战。这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应孙传芳的要求南下渡江增援,敌我相持,战争成胶着状态。我师从皖南经宣城、高淳、溧水向南京冒雨奔袭。连日来风雨交加,道路十分泥泞。3月19日,赶到秣陵关。军党代表李富春同志亲自赶到迎接,向我师官兵表示慰问,并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第六师赶到,南京指日可下。第二天,我与戴师长一起到第一线视察敌情,发现敌人一线城垣阵地极为险要,仰攻不易,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出其不意袭击牛首山(也叫牛扁担山)东敌人阵地。突破以后,又绕敌侧背,前后夹击,追敌退至二线。接着我师乘胜追击,攻克了雨花台。3月24四日晚,我二、六军等部队先后入城。南京城终于被攻下。当晚,美、英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侵害,下令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开炮轰击,造成了“南京事件”。

第二天拂晓,我与戴师长率特务连在城内巡视,维持秩序,派哨派岗,组织南京市的卫戍工作。大概在一两天后,我与戴岳在师部接到下关驻守卫兵的报告,说蒋总司令的兵舰泊在下关。我俩一面向军部报告,一面动身赶至下关。蒋介石的船不大,是一艘炮艇,人也不多。当时我们既不知蒋介石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儿去,只是感到总司令来得突然。我俩上艇坐了一会,蒋介石询问了几句南京市的情况,我们作了回答。我们请他上岸,他说有事要去上海,马上就走,不上岸了,让我们转告军领导。等鲁涤平等来到江边的时候,炮艇已离开码头走了。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大家心里都很不快。因为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蒋的个人野心,鲁涤平他们都早有看法。这次路过南京而不上岸,更加深了这种隔阂,当时军师领导人中就有“蒋对我们二、六军不放心”的说法。以后才知道他急匆匆去上海原来是勾结帝国主义搞反革命政变的。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当时我们都有一些察觉的。过去在广州就听说过中山舰事件,北伐以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感到蒋这个人讳莫如深,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对蒋介石有可能要叛变,在党内有所议论,在党外,我们与鲁涤平、戴岳他们交谈中也有所议论。记不清是在哪一天了,上海党中央派彭述之到南京来。彭述之从下关登岸后,问岸上的士兵都是六师的人,便打听我在那里,士兵将他送到师部。我认识彭述之是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的时候,以后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他做过我们支部的负责人。我们见面后,彭说有事要召集个会议,当时,李富春同志已离开南京,彭便让我做召集人。那次会议是我主持的。李六如、方维夏等军队中党的主要负责干部、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同志和一些地方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谢文锦也是与我一起留苏的同学,彼此很熟)。会上,彭述之介绍了上海的形势,总的意思是革命形势不错,党领导的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已取得胜利。但帝国主义还在联合,想从内部分化我们,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党中央在上海采取了一些措施,组织了工人武装,力量很强大,并说有信心、有把握控制局势。但对军队和各地的党组织怎么办,是否要准备应变,一点也没有涉及。第二天,彭述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后来回忆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党没有充分估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的危险性,没有领导全党采取果断的措施,组织从各个方面与蒋介石作斗争,只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以致在蒋搞突然袭击之时,我党措手不及,从而断送了大革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