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萧劲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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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草地风云

长征初期,三军团的参谋长是邓萍同志。红军二进遵义时,邓萍不幸中弹牺牲。随后军委派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调总指挥部任参谋长。我到达三军团时,他已经离开了。

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始人。我和他相识,最早是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后来我调到红五军团工作,水口战役以后,一、三、五军团就在一起配合行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在闽赣军区和七军团工作,又多次与三军团一起配合作战,彼此更加了解。彭德怀同志是一个有着强烈爱憎和鲜明个性的领导人。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诚恳,胸怀坦荡。他为人刚正不阿,大公无私,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五次反“围剿”时,三、七军团在浒湾配合作战,失利后,中央军委派彭德怀去追查失利的责任。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为我说了公道话,使我亲身体会到彭德怀同志的高风亮节。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为民请愿,蒙冤受屈,义无反顾,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凛然正气,更是有口皆碑。彭德怀同志素以严格治军著称。作战中他身先士卒,部队管理中他严于律己。带兵打仗他是一员智勇双全的“虎将”,管理教育他是一位铁面无私的“严师”。三军团在他和滕代远领导下,是当时红军中很有战斗力的一支主力部队。他对部属的过失,从不袒护,批评起来“火力”很猛,毫不留情面。一次,还是在我刚到三军团不久,记不清是为什么事了,彭德怀批评杨勇,大发脾气,样子简直怕人。我当时在场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便出来作了些调解工作,把杨勇支使走了。事后我才知道,在他批评人时,是不喜欢别人干预的。可能是由于我刚到三军团,破例给我留了点面子。他批评人虽然很生硬厉害,但由于他一片赤诚之心,由于他不计前嫌,以及平时对干部战士的关怀爱护,被批评的同志事后往往可以从中领略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对有缺点错误的人恨铁不成钢的苦心,从而深深反悔自己,从心底里感激他。有时批评有出入,他事后了解情况后,就主动找被批评的同志做诚恳的自我批评。所以三军团的干部上下之间非常团结。大家对彭德怀同志十分尊敬、亲热,这种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国防部长时还一直保留下来。

同我先后调到三军团的还有李富春同志。他接替杨尚昆同志任三军团政委。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北伐战争中,富春同志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的个人关系也不错。现在,又能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当然是高兴的。

三军团当时下属四个团,即十、十一、十二、十三团。十团团长黄祯(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政委杨勇。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十二团团长谢嵩。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军团司令部除我以外,还有副参谋长伍修权,在我到职不久,他就调到十团任参谋长去了。当时任作战科长的是李天佑,侦察科长是黄克诚,教育科长是孙毅,还有通信科、管理科等,科长的名字记不得了。

我调三军团不久,部队编成左右两路军,开始准备过草地。在准备了必要的粮秣和其他物资,认真进行了思想动员后,右路军于八月下旬向草地前进。行军序列是:一军团在前,中间是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和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数都和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三军团走在最后。

出发时,周恩来、王稼祥都病在三军团。尤其是恩来同志,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是要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路上行军,也是不行的。怎么办?彭德怀、李富春和我都焦急万分,在一起商量办法。彭德怀苦苦思索了一阵,毅然决然地吐出一个字:“抬!”是啊,只有抬。本来,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抬担架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长征以来,缺粮少盐,风餐露宿,人人身体都很衰弱,要抬又谈何容易。彭德怀对我说,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最后,我们把迫击炮连的同志抽出来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炮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病中的中央领导同志,向草地进发。

过草地的艰苦情景,许多老同志都做过真切动人的描述。整个草地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泽国,没有树木,没有石头,天空不见飞鸟,地上见不到昆虫走兽,更谈不上有什么房舍人烟。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黑色污水。气候奇冷,天气一日多变。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浓雾迷漫,天昏地暗,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我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地理和气象条件下,踩着软沓沓的草丛,一步一摇,艰难地前进着。虽然是走在平地上,却比爬山还累得多。稍一不慎,踩进泥潭,那就很难拔出脚来,有的同志甚至被泥潭埋没,献出了宝贵生命。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出发时,大家带的青稞面,炒黑豆,经过雨淋水浇,成了面团,邦硬变味,非常难吃,有的粮食袋掉进有毒的污泥水里,吃不得了。彭德怀同志和大家一样,吃野菜、草根,把胃吃坏了,经常痛得头上冒汗。出草地的前一两天,实在没有东西可吃了,许多同志眼看要被饥饿折磨死去。这时,他忍痛下令把包括自己的那头骡子在内的几头牲口,枪杀了。这才挽救了一些同志的生命。那时,我的身体虽然还较健壮,但也因此得了胃病,经常疼痛,直到后来到了陕北,经过七八年的治疗、调养,才慢慢好起来。

600里草地,一般都走了7天时间。同先头部队相比,我们经班佑、到达巴西的时间,晚了一两天。由于我们走在最后,除了自己行军外,还要负责收容前面掉队的同志,掩埋烈士的尸体。我们出发一两天后,曾接到一军团的一份电报。除介绍了他们过草地的经验,提醒我们应注意的事项以外,还要求我们派一支部队携带工具,沿途负责掩埋他们没有来得及埋掉的烈士的尸体。我们报告了一起行军的恩来同志,并按照一军团领导同志的意见,加强了这项工作。据当时统计,三军团收容前面部队掉队的同志和掩埋的烈士尸体,竟达四百人以上。我们自己,也牺牲了一些同志。

红军过草地期间,不但同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较量,而且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尖锐激烈、惊心动魄的斗争。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对他和三军团在过草地前后参与这场斗争的情况,有了较详细的记述。这里,我就个人的所见所闻,再补充一些事情。

张国焘这个人,我是早在1922年在苏联学习时就认识的。那时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东方会议到莫斯科去的。以后由于不在一起工作,没再见过。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合以后,继续来到两河口。中央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当我们路过时,张闻天和张国焘都站在会场的门口,向大家招手。张国焘满脸堆笑,洋洋自得。他这副神态当时就给许多同志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随后军委直属队就在两河口召开了一次欢迎张国焘的干部会。我那时还在上干队,同周桓都参加了。周桓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会议由博古主持,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后,就请张国焘给大家讲话。张国焘高谈阔论,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红军的任务。他说,中国革命目前正处于低潮,国民党力量大,红军力量小,我们应当把红旗卷起来,到西康去“保存”这支革命力量,等革命高潮到了,再打出来。往北去,有胡宗南和薛岳、周浑元以及四川军阀部队围歼我们,凶多吉少。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以后,这时虽然对自己犯的严重错误还缺乏足够认识,但他在当时红军的行动方针这个问题上,同中央大多数同志是一致的,也主张红军要继续北上。他边听边皱眉头,等张国焘讲完,他又讲了一段,宣传了中央的主张。他说,革命力量是受到了削弱,但是,革命要发展。西康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少,粮食缺,兵员得不到补充,到那里去就钻进了牛角尖,国民党就可来个“瓮中捉鳖”,把我们收拾干净。只有北上才有出路。两个人的讲话针锋相对,一下子把中央争论的分歧点,在广大干部面前公开了。中央领导之间有分歧,应该在中央的会议上去解决,张国焘这样不顾场合、不择手段,在范围这样大的干部会上,把中央的争论公开,其用心无非是想欺骗一部分干部跟着他跑。没想到反闹了个自讨没趣。不等博古讲完,他就连声粗暴地说:散会吧,散会吧!这个欢迎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我调到三军团后,有一次,张国焘见了我,说了一大堆向我讨好的话。他说,你在一方面军一向工作得很好,教条主义者打击你是错误的。你蒙受那么大的冤枉,吃苦头了。这时,我已经比较详细地知道了他和中央的分歧,察觉到这个人有野心。一听他净说这些“同情”我的话,就提高了警惕,只同他说了几句应酬的话,我就离开了。

为了拉三军团站在他一边,张国焘在彭德怀身上更是费尽了心机。他派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黄超当说客,兜售他那套“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货色。这件事彭德怀在《自述》中已经写到了。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他还是不死心。有一次,他对彭德怀说,三军团的兵力太单薄了,我从四方面军拨一支部队,给你们补充一下好了!彭德怀当时不置可否,嘿嘿笑了几声。在坚持北上这个问题上,他是旗帜鲜明,毫不动摇的。张国焘发现对手拉不动,最终只是开了张空头支票,没有派一兵一卒来补充三军团。

从两河口会议开始,张国焘一直阳奉阴违,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当中央过草地到达巴西后,他不但不按照毛尔盖会议的决定,带领左路军到巴西会合,反而凶相毕露,打电报命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并准备实行武力解决,公开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这时,一军团已到达俄界,巴西只有三军团同中央领导机关在一起。在这风云突变的关键时刻,彭德怀和三军团的广大指战员,都是坚定地站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边的。毛主席指示三军团办什么事情,彭德怀总是坚决执行,丝毫不讲价钱。有一天,毛主席要三军团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北上。接电报后,彭德怀毫不迟疑,当即决定派杨勇领导的十团去担负这项任务,并要我和十团一起行动,以便遇到意外情况时及时商量处理。杨勇和十团的同志们机智勇敢,英勇地掩护着中央领导机关走出松潘草地,翻过岷山,直到最后胜利到达陕北。

还有一天,毛主席来电,要三军团派部队去寻找原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廖承志同志。廖承志是1933年加入红军的,随后任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在长征路上,他因对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不满,被张国焘打成反革命,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为了营救他,想尽快把他找到。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要我派部队去寻找。我们派出一个排去寻找了多半天,没有找到。我们感到很遗憾,回电向毛主席如实作了汇报。后来才知道,张国焘把他当做要犯,命令保卫部门把他押走了。直到1936年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合后,恩来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他才被释放出来。

张国焘妄图用武力挟持中央放弃北上的阴谋被挫败以后,陈昌浩等人不择手段地把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部队,都“动员”重过草地南下了。但有少数人员,大约一个排的兵力掉队,被我们三军团收容了。当时彭德怀觉得,这些同志是掉队被我们收容的,可以带他们一起北上。报告毛泽东同志时,毛主席说,一个也不能带,搞得不和睦,将来不好见面。我们要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将来会跟我们一道来的。彭德怀听了,愉快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亲自给这些同志讲了话,宣传了北上的主张。随后就让他们回四方面军去了。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同志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时,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同时也说明彭德怀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是非常坚决的。

三军团随中央领导机关到达俄界以后,会合一军团,随后经过天险腊子口,于9月20日到达了哈达铺。22日,中央在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报告,宣布将这支红军改编成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支队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一军团改称第一纵队。三军团改称第二纵队,纵队长开始由彭德怀兼,不久改由彭雪枫担任,李富春任政委,我仍任参谋长。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则改称第三纵队。

部队过腊子口以后,越走地势越开阔平坦,越走人口越稠密,庄稼越茂盛,越走大家的心情越舒展。部队渡渭河,攀六盘山,从甘南直奔陇东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