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我们就得知了消息。那时我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形势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平津是进入中国腹地的咽喉。平津危急，就是整个华北的危急；华北危急，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危急。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吞并全中国。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呼吁实行全民族抗战。红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蒋介石，请缨杀敌。7月13日，延安的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的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7月15日，延安各界又召开声援平津抗战将士大会。延安的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运用各种宣传手段，敦促国民党政府立即定下坚决抗战的决心，采取积极的行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
日军从平津沿交通线步步进逼的消息频频传来，在前线抗战的军队失利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我们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仍旧没有明朗的结果。为了早日开赴抗日前线，红军中已经进行了改编的教育，部队的整编工作也在进行中。在此期间，“八一”建军节来临，传统的庆祝“八一”的运动会也都准备就绪。我去毛主席那里汇报，运动大会是不是如期举行，是不是借此机会进行抗战动员。毛泽东同志思忖了一下说，很好，大会如期举行，就叫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八月一日，延安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组成的各代表队及群众集聚在南门外体育场。在升旗仪式上，第一次将镰刀斧头和青天白日旗一同升起，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赴国难的决心。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亲临大会并作了慷慨激昂的抗战动员。号召同志们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准备到抗日最前线去。那时在部队中，指战员的情绪十分高涨，摩拳擦掌，只待一声令下，即奔赴抗战前线杀敌。
在“八一三”上海事变炮火的催促下，南京政府终于与我党达成协议，将红军改编后开赴山西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作战。为了研究确立军队开赴前线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政治、军事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大约是在8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到他的窑洞里对我说，党中央的这个会议准备去洛川开，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吧。接受任务后，我和杨立三同志马上驱车出发。那几天正赶上连日大雨，我们沿着延安—西安的公路冒雨行驶。
此时大雨倾盆，对面几步就不见人，河川里黄水滚滚，山梁上不时有塌方，道路泥泞，很不好走。我们乘1辆大卡车，70公里路走了大半天，才在洛川界子河附近的冯家村停了下来。这里距洛川城大约有十几里路，又靠近大路，来往比较方便。进村一看，村里的老百姓都很穷，没有几栋像样的房子，有几处庙宇，也破破烂烂。杨立三是副官长出身，打前站最有经验，这次也发了愁。选来选去，还是一个庙稍微好一些，便收拾了一下准备给毛主席住。村边有一家姓冯的先生开的私塾，有几间房子，我们和冯先生商定，让小学生们放几天假，借了这个房子做会议室。其他领导同志的住处都是号的老百姓的房子，条件都比较差。我记得后来博古同志还找我，要和我换房子住，结果到我的住处一看，条件更差，只有一扇门板还是架在水缸上。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会议从8月22日至25日共开了4天，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几名同志。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凯丰、博古、张国焘等，还有军队及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聂荣臻、罗瑞卿、贺龙、李富春、徐海东、张浩、林彪、周建屏、张文彬等同志，我也参加了会议。其中军队的领导同志大都是从三原赶来的。因为当时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党中央将主力部队开赴了西安附近。这也是党中央把会址定在洛川的一个原因。
洛川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同志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透彻地分析了形势，指出，由于敌人方面的强大而我们力量的弱小，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战，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全国总动员，不分男女老幼，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进行全民族的抗战。我记得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团结问题。这个团结，一是指国共两党的团结。毛主席指出，目前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比较过去有了进步，但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民众和实行民主政治，还没有与共产党合作的诚意，所以抗战中还可能出现失败、退却、分化和暂时局部的妥协等情况，我们党要竭尽全力为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奋斗，坚决反对违背此方针的一切错误方针，维护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强调团结的另一方面是要团结全国各阶层的人民进行抗战，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党的政策要做相应改变，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既团结农民各阶层起来抗战，也要团结开明绅士和地主起来抗战，对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要做相应改变。这一点引起了与会同志的讨论，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转变，中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面前，怎样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进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洛川会议上讨论的又一重要问题是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方针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出征以后，我们主要的作战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当时，有一部分同志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部队开出去后先集中兵力打几个大仗，扩大我军的影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这些想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部队出征抗日就要打仗，只有打了胜仗，才能扩大红军的影响，提高人民的抗日信心，才能站得住脚，从而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他着重从中日双方战争的特点出发，说明游击战争最能发挥我军的优势，是最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战略战术，也最有利于发动群众。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党内的思想也逐步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统一起来。
洛川会议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红军开赴前线的主要方向是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就是发动群众的工作。人民群众是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的军队就有来源，武装就能扩大，我们的敌后政权就能巩固，根据地就能发展，从而才能实现党的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任务，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洛川会议上，有少数同志提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做抗日大本营，担心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党中央随着主力走。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陕甘宁边区有这样两块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它的存在意义重大。后边有“家”，开出去的部队就有回旋余地。党中央扎根于陕甘宁，使它成为大后方，有利于指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对于这个问题，会前毛泽东同志多次与我谈过，并且已经确定我留守陕甘宁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说，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唯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唯一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从根据地现状来说，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钳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我心悦诚服。
在会上，我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认为要完成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必须留下一支部队。后来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从整编的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部队留守陕甘宁根据地。以后的实践证明，洛川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很英明的。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党中央在陕甘宁安然无恙，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联系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成为培养干部的基地，同时在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军队建设、反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生产自救等各个方面，向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确规定了党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规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特别是确定了我军在敌后创建根据地，进行持久抗战的任务和以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指导方针，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而日益显示出它的远见卓识，这也就是洛川会议的伟大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