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境内各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着由我边区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工作人员和由国民党省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官员两套政权班子。在绥德地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还委派了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形成这种奇怪现象，有它的历史原因。有些县，例如绥德附近的米脂、吴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原属我陕北老革命根据地。1936年红军东征抗日，国民党趁机侵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达成协议以后，这些县都划归边区政府管辖。但是，国民党原先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把政权紧紧抓在手里。另外一些县，原先不是老根据地，而是在西安事变前后，我们从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军队手中接防，后由国民党政府正式划归陕甘宁边区的。我军驻防以后，陆续建立了政府机构，但国民党政府原先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存在。各县的国民党县长大都组建了自己的保安队。
为了团结抗日，对于这种怪现象，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允许他们暂时留在边区境内。开始，双方尚能相安无事，有事也能协商解决。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摩擦，这些披着“合法”外衣赖在边区境内不走的国民党官吏，便成了寻衅闹事的祸根。特别是国民党派驻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更是一个臭名昭著、群众切齿痛恨的反共摩擦专家。此人和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交情甚笃。他又颇得蒋介石器重，政治上非常反动。当时，在绥德地区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的统一战线组织，为了争取和团结他抗日，分会主任由他担任，我绥德警备司令员陈奇涵只担任副主任。但是，何绍南当了主任以后，却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四百余名，又收买了一批兵痞、匪徒，合编成五个保安队，分驻各县，为他制造摩擦充当打手。
何绍南任职两年，制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1939年5月，他授意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9月，他面谕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了我七一八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10月，他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并指使县府的官员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他还伪造八路军臂章及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运输队的高步元等人，冒称八路军私贩烟土，毁坏我军声誉。他和他手下的一伙贪官污吏，到处敲诈勒索老百姓的钱财，光他自己贪污受贿的就有十万多元。当群众遭遇灾荒时，他竟丧尽天良，侵吞了救济灾民的大量赈款。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开始，我们同他进行的斗争还是留有情面的。这个何绍南，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仍旧为非作歹，肆无忌惮。有一次，我听说何绍南路过延安，当即找上门去。毫不客气地教训了他一顿。我警告他说，我们八路军以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但绝不是软弱可欺。如果你再这样扰乱后方，破坏团结，我们就不客气了。随后，我又引他去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指着他的鼻子，斥责他是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专家，并且声色俱厉地历数他的罪行，“骂”得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头都抬不起来。虽然当时何绍南嗫嚅应允，但回去以后仍旧不断制造摩擦。一直到王震率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并担任绥米葮吴清警备司令以后，针锋相对地同他进行坚决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他才有所收敛，不久，他逃出陕北，到了西安。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我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当时，陈奇涵已调离绥米地区）。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对于如何处置该犯，毛泽东同志修改电文时，这样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对于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后的电文是这样措词的：“查有绥米葭吴清警备区王司令震，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彭德怀同志在他的《自述》中曾经写道：1939年11月，他从延安回太行山，路经西安时，在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处见到过何绍南。彭总对程潜说，那些制造摩擦的“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当着程潜的面，彭总痛斥何绍南：“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临行时，他又警告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但是，两个月后，这个反动透顶的何绍南，竟然又秘密潜回绥德，鬼鬼祟祟，继续煽动保安队袭击我河防部队，先后打死我机枪连连长和哨兵多人。我派队缉拿，他待不下去，便率领七个保安队哗变，逃窜到西北当土匪去了。
国民党派驻边区境内各县的县长，也是许多摩擦事件的制造者。前面提到的栒邑县县长张中堂、鄜县县长蒋隆延，两手沾满了边区军民的鲜血。延安北边安定县（即今子长县）县长田杰生，也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恶棍。他是何绍南的一个重要帮凶。除了派队袭击并大量杀伤了我驻杨家园子的部队以外，1939年3月，由于边区政府处治了当地一个叫陈文才的惯匪，他又借词寻衅，竟然将该县的我方县长薛兰斌拘捕起来，百般凌辱，并且调动保安队包围我瓦窑堡的驻军，袭扰我抗大分校。以后，他又纠集附近几个县的保安队数千人，断绝我交通，截夺我粮食，并修筑碉堡，将我驻军重重包围，不断向我开枪射击，打死我连长和战士多人。如果让田杰生以及张中堂、蒋隆延这一类所谓“县长”继续留在边区境内，边区就永远不得安宁。因此，在赶走何绍南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决定：全部赶走这些专事摩擦的“县太爷”！
1940年2月，毛泽东同志亲笔拟稿，以我的名义给程潜发了一份电报，要求通知陕西省政府迅速将边区境内国民党县长撤走。他在电文中愤慨地写道：“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理直气壮，不容争辩。程潜回电，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县长得由边区政府委派。就这样，国民党派来制造摩擦的这些县长，便一个个离开了边区。既然他们同意离开，我们也就不念旧恶，以礼相待。他们离开时，有的地区开了欢送会，表示了我方希望两党以继续团结抗日为重的真诚愿望。唯有甘泉县那个姓杨的县长赖着不走，并且声言不论谁的命令，除非驻军将他拘捕或护送出境，否则，决不离开甘泉。他还造谣说遭到我方殴打。我方坚持斗争，寸步不让，最后他也灰溜溜地走了。
持续了三年多的奇怪现象，终于得以消除。边区境内从此平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