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有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对于顽固派，要针锋相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对于中间势力，例如对那些地方实力派，那些愿意同我们团结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毛泽东同志历来的主张是要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在延安的一些重要会议上，他反复阐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常对我说，只要双方赞成抗日，对我友好，我们对他就要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这里，我要着重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同邓宝珊将军友好相处的一些往事。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同志不仅给了我许多指示，而且亲自做工作，为我们团结争取友好人士树立了典范。
邓宝珊先生是甘肃省天水市人，早年加入过同盟会。他和我党许多早期从事革命的同志，如李大钊、刘伯坚等有深厚的交往。他在兰州任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的时候，经过我党当时派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同志的努力，同我党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保护过我们的同志，并将他的女儿送来延安学习，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的部队在榆林地区驻防，对于支撑北线抗日，维护边区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沟通联络，协防抗日，他在我边区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部的驻地绥德设立了办事处，并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
1938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据延安市负责同志向他报告，邓宝珊一行数人，路过延安，住在南关附近的一家骡马大店里，市里的同志邀请他住招待所，他一再谢绝。毛主席要我同他一道到骡马大店去看望邓先生。我一听，喜出望外。因为我要经常同边区周围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打交道，对邓宝珊其人，我虽然久闻大名，但是并没见过面。有机会同他结识，对边区今后的防务将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同志要我随他一起去看望，也正是考虑到工作的需要。我们走进骡马大店的院子时，邓宝珊闻讯迅速迎了出来。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满面笑容，同毛主席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随后，毛泽东同志在交际处摆了几桌酒席，请他吃饭。出席作陪的除我以外，还有李富春、周小舟等同志。毛泽东同志挽留他多住几天，到各处走走、看看，对边区建设多提宝贵意见。他很受感动，欣然改变了原先打算第二天就启程的计划，在延安逗留了有个把星期。这一次相识以后，他到西安、重庆等地开会，途经延安时，几乎每次我都陪他去会见毛泽东等同志。
1939年4月，他由某集团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我给他打了一份电报，表示祝贺。电文一开头就写道：“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一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鸿猷而建奇勋，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给了他以很高的评价，并寄予巨大期望，表示双方应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反击日寇的侵略。
同年5月6日，他又路过延安，下榻交际处。当晚，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联合为他举行了欢迎晚会。他在晚会上讲了话，除了赞扬边区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感谢边区政府对他的热情接待以外，还就加强团结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民族之前途有二：一存，一亡，欲存则全体应加强团结，因为只有团结，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要团结则大家都要说实话，彼此有不好的地方，要坦白地进行批评，要尽量设法消灭一切不必要的摩擦，这才是加强抗战力量的办法！”几句真诚的话，博得了全场1000多人的热烈掌声。
六七月间，我到绥米一带河防部队检查战备工作时，也到他设在榆林的总司令部去拜会过他，受到他的热情款待。记得当时同我一起去的还有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教授。李教授是曾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迫害过的全国闻名的“七君子”之一，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又因争取和平民主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那年他是专程到榆林去看望邓宝珊将军的，路过延安时，与我结伴而行。交谈中，邓宝珊将军流露出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不满，而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设，表示拥护和赞赏。我对他能够坚持抗日，坚持和我党我军友好的态度，也说了一些赞扬和表示感谢的话。双方都同意团结对敌，遇事多商量，互相体谅，友好相处。
邓宝珊手下当时驻榆林地区的还有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立卿），兵力比较单薄，对我方也比较友好。到榆林时，我也去拜访过他。
由于有这样两位友好的高级将领，陕甘宁边区北部地区的摩擦事件，相对来说就少得多。有时，个别下级军官不大讲理，与我军发生了一些纠纷，也比较容易解决。例如，1939年冬天，邓宝珊所属的新十一旅第一团第三营一个姓宋的营长，率领士兵强占我驻定边县城的警二团所属骑兵营的三处营房，致起冲突。双方开枪打了起来，各有伤亡。我骑兵营追到宋营营房内，并收缴了对方一部分枪支。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如不抓紧处理，很可能酿成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
闻讯后，我立即致电邓宝珊：根据警二团的报告，向他通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电文的最后有这样几句话：“恳请速电制止，将该营另调他处，以平公愤，并将敲诈人民、贪赃枉法、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肇事凶犯之宋营长撤职严办，以惩刁顽，而维法纪。”毛泽东同志审阅电稿时，将这段话全部划掉，改写成：“事件发生谅系宋营长受人挑拨所致。现在事态颇为严重，敬恳我公速电制止该营长，勿再寻衅，然后查明事实，合理处置，并可否将该营另调他处”。他还在电稿的旁边加注提醒我：“萧：后面口气太硬不好。”平常，对于邓宝珊，我还是把他同国民党的其他将领区别对待的；定边事件发生后，我正在气头上，对口气这样生硬的话都没有改动。直到毛泽东同志的提醒，我才认识到自己的粗心和意气用事。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我对于毛泽东同志经常讲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不同对象要区别对待等指示，还理解不深。如果毛泽东同志不把最后那些指责和带命令口气的话，改得比较缓和，邓宝珊先生看了，很可能要勃然动怒，至少是心里会不高兴，定边事件的处理，就可能节外生枝，迁延时日。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只有像毛泽东同志这样，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邓宝珊收到我的电报后，果然态度很友好，回电主张和平解决，并建议双方立即派代表到当地去查明处理。我方派贺晋年为代表，到达定边后，会见了邓宝珊派出的代表王参谋和当地驻军陈团长、徐县长等人。对方态度友好，召开了欢迎大会，并承认事情的发生，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部队军纪败坏，领导无方，预先不通知，就占驻我营房造成的，表示要将宋营长调防，希望双方友好相处。贺晋年同志经过调查了解，事件确实是由于对方个别下级军官的不友好行为所引起，而不是来自上面有意制造的摩擦事件。现在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只是在“谁先开的第一枪”等个别问题上，各执一词，事情发生在黑夜，一时也难以查清。对方态度好，我们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的部队，将所收缴的对方的枪支和其他物品，如数送还。同时要求部队认真总结一下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看看以后处理类似事件，不用武装冲突，是否还有别的和平解决的办法。我在发给驻定边部队领导同志的两份电文中，陈述了这些意见。毛泽东同志在审阅这份电稿时批示：“很好，照发。”后来，我把贺晋年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如实向邓宝珊作了通报，并对他能够秉公处理，不使事态扩大的公正立场表示赞赏和感谢。毛泽东同志审阅时又作了批示，要我把这份电报迅速发给邓宝珊，很快了结这一事件。就这样，在毛泽东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一场风波迅速平静下来了。当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打电报来，要我报告定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时，我在回电中只用了“现已合理解决，和好如初”等几句简单的话，就算作了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