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星听得目瞪口呆，很不可思议。
莫妮卡顿了一下又继续介绍道：“当时达官名流都以能得到他的作品为荣。当时诗人名士如虞集、柯九思、揭奚斯（揭傒斯）等都曾求他雕造银槎杯作为酬酢的酒器。后世名士诗人亦交相赞誉。诗人朱彝尊、曹尔堪、厉鹗等对朱碧山槎杯皆有题咏。朱彝尊对朱碧山的银槎更是赞赏不绝，作有长诗《银槎歌》。然而，流传至今的作品，仅槎杯一种，被称为‘朱碧山银槎’，在世界范围内，已知存世作品仅4件。一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名‘龙槎杯’，用白银铸成独木舟状，中空，可以贮酒，槎上乘坐一人，槎和人身均为铸成后再加雕刻，头、手部分焊接无痕。此人头戴道冠，足登云履，长须宽袍，斜坐凝视手中所执书卷。槎杯腹底刻有楷书‘百杯狂李白，一醉老刘伶，为得酒中趣，方留世上名’一诗；口底刻行楷‘贮玉液兮自畅，畅银汉兮凌虚，杜本题’；正面槎尾上刻有‘龙槎’两字，槎尾后部刻楷书“至正乙酉魏塘朱碧山造于东吴长春堂中，子孙保之”，图章为篆文‘华玉’两字。国内还有一件收藏于江苏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原藏承德避暑山庄清行宫的银槎，曾在伦敦中国艺展中展出，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另一件原在圆明园，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为英国人毕多夫所盗，现藏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从某种意义上讲，朱碧山的作品代表了元代工艺装饰雕塑和小型玩赏性雕塑的成就与艺术特色。”
吴星听得口水直吞，完全没话说。
谢老感叹道：“这位女士说得很好啊，知识底蕴很扎实。”
随后补充说道：“也正是我们鉴定它是清朝的仿造之物，所以我们才会将它扔到一边的。”
“更险恶的还不是这件。”
谢老显然是起了话题，拿起一块田黄石纸镇说道：“那银槎可以从艺术境界看出差距，但是这东西就难了。这田黄石纸镇不仅将杨璇自创的‘审曲面势’雕刻法模拟了个十足，更是将它的艺术风格也给模拟了进去。这样的东西，即使是老牌鉴定师也会打眼啊。”
莫妮卡知道吴星听不懂，马上就介绍道：“杨璇是清康熙年间漳浦人，又名杨玉璇，客居福州，他很擅长于寿山石兽钮、人物的雕刻。他构思精妙，刀法古朴，被公认为寿山石雕的鼻祖。他能根据寿山石丰富的色彩依色巧雕，也就是所谓的‘取巧’，使动物、花鸟、人物等的造型达到形、神、情、趣兼具，首创了‘审曲面势’的雕刻法。”
谢老也不觉得羞愧，说道：“虽然老头子打眼了，但一点也不羞愧，因为败在这样的造假宗师手里，只能算是荣耀。”
“古玩界太危险了。”
翡翠可以通过五行印来区别，可是古玩就不行了，那是需要丰富的知识底蕴作为靠山的，以吴星的性格，估计他即使在这方面努力也没什么收获咯。
谢老邀请道：“吴先生，莫小姐，请你们帮忙看看这件东西。它是老头子在东南亚某个拍卖会里拿下来的。不过带回来之后，老头子一直都有疑问，所以想请你们帮个忙看下。”
莫妮卡知道不能让吴星丢脸，主动站出来说道：“谢老，我个人觉得这有可能是洪宪瓷。”
“果然。”
听到莫妮卡的话，谢老的眼神悠然暗了下来。
民国时期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官窑”已成为历史名词。袁世凯称帝后，1916年以后景德镇瓷器以水彩和粉彩为主，郭世五在当时督烧的御用瓷器，便成为近代藏家追逐的稀世珍品，世称“洪宪瓷”。只不过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当了83天皇帝就一命呜呼。所烧“洪宪瓷”不多，留传下来的就更为稀少，可谓凤毛麟角，成为瓷器收藏家寻觅、收藏的目标。
只不过这里的洪宪瓷不是传统意义的洪宪瓷，否则谢老也不会如此黯然。
郭葆昌，字世五，河北定兴县人。早年曾在北京西华门德聚成古玩店学徒，后开始独当一面，尤精于鉴定清官窑瓷器．自己也欣赏并收藏了一批宋元以来的官窑名瓷和其他文物，在京师古玩圈子里颇有名气，并因此结识了许多收藏家和巨卿显贵。郭葆昌自己并没有开设古玩店，而是在海王村前门开了一家铸新照像馆，专门拍摄一些古玩静物照片。据说他的照像技术相当不错。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小照大多出自他手。他曾同美籍中国文物收藏家福开森合作编著了《项子京》一书，内容主要是历代名瓷的照片图录。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军机大臣袁世凯府第当差。一度充任袁府总管。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便提拔郭葆昌任总统府庶务司承。郭葆昌提出想在景德镇烧制新瓷供内府专用，袁听后便委任他为九江道，作为督陶宫到景德镇监督烧制瓷器，郭葆昌就此成为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上的最后一任督陶宫。
1913年初．郭葆昌来到了景德镇。当时，原清代御窑人员大量流失，空留下一个架子。郭走马上任后，用重金延揽原班人马租民窑中的高手重聚于景德镇，烧制新瓷。起初他准备选用传世极少而珍贵异常的宋代宫廷御用汝官窑作为仿制对象。曾派工匠到汝窑产地河南临汝县实地勘查，并带回了一些瓷土。仿制清三代精细艳丽的官窑彩瓷，选用精良瓷土、彩料，仿照郭葆昌从故宫文华殿中取出的大量精美瓷器的样式，其中主要是雍正、乾隆期的官窑粉彩、珐琅彩精品进行仿制。每出一器，郭葆昌都要亲自鉴赏过目，不尽如意者便当场销毁，被选用的瓷器都有款识，大部分为红色篆书“居仁堂制”方款或楷书“居仁堂”竖立字款。
时至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已是紧锣密鼓，他下令将原清代御窑改设为陶务监督公署，仍派郭葆昌为陶务公署监督，郭并拟定了公署办事简章。分设陶政、陶业二科，开办经费4000多元。关于郭葆昌本人是否监烧过带有“洪宪年制”款识的瓷器，郭本人始终讳莫如深，拒不承认，他自称早在1915年秋就已结束监制任务，而离开景德镇。据知情人士推测，郭葆昌为人“机警险恶”，对于为袁复辟帝制烧制“开国瓷”这件并不光彩的事，想必是不会承认的，不过带有“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方款的瓷器为郭监制当属无疑。
很不巧的是，这只瓷器没有“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的款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