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到此，笔者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段文杰老人说毕可不是右派分子。笔者至今在敦煌市档案馆也确实没有找到定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敦煌县委和张掖地委的文件。但毕可1958年6月20日经敦煌县委研究定为“坏分子”，于同年10月8日经张掖行署批准开除公职并劳动教养，送酒泉夹边沟农场执行的决定却赫然在案。
历史的轨迹是否走着这样隐晦的道路：当敦煌文物研究所报到省文化局关于定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报告还没有获得批准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已经把毕可送上了不归之路。从行政管理上说，敦煌县、张掖专署有定坏分子并予劳动教养之权。现在笔者看到的就是敦煌县委定毕可为坏分子并经张掖专署批准，同时加码为将毕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送酒泉夹边沟执行的文件。这样做既保全了×××的面子，又帮他除去了眼中钉。敦煌县委、张掖行署及敦煌文物研究所干的这一切致毕可于死地的勾当，实际上等于给毕可补办了一张死刑判决书。如果历史的真实果真如此，那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某些人在当时是颇费了心机的。
一颗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视艺术为自己生命的就这样新星陨落了。
尾声：2004年10月的一天，笔者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老人手、1957年的该所团支部书记关友惠老人通电话，说起毕可的事。他说，1978年秋，毕可之女来到敦煌莫高窟，要求敦煌文物研究所对将其父送夹边沟要有个说法，并要求为其父平反。毕可之女在莫高窟住了四十多天，领导拒不接见。此时，已是秋末冬初，莫高窟的天气很有些寒意了。一天，毕可之女趁×××在家里接见客人时，闯进家门，与其大吵了一场，还掀翻了桌子。
史苇湘
史苇湘，四川绵阳人，生于1924年3月。他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在家乡求学。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日寇铁蹄蹂躏了大半个中国，人民流离，国土沦丧，史苇湘陷入揪心的痛苦之中。
1943年秋，史苇湘怀着一腔报国热血，在成都报名参加去印度的青年远征军，投笔从戎。他所在的部队驻守中印边界的雷多公路，以保证这条援助中国抗战物资与人员的通道的安全畅通。1944年，该部队编入守卫雷多公路的宪兵独立营。史苇湘此时任班长。
同年夏，史苇湘复员回到成都，后考入设在成都的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1948年8月，史苇湘从该专业毕业。在校期间，他通过报刊上登载的于右任、向达、阎文儒等人关于收归敦煌莫高窟为国有，保护莫高窟、研究莫高窟的评介文章及参观张大千临摹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展览，对敦煌莫高窟有初步了解。他知道有着精美壁画和雕塑的敦煌莫高窟是一座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那里亟需人去保护，去研究，在那里定会大有作为。同年9月，史苇湘义无反顾，背着行李，告别巴山蜀水，只身来到敦煌莫高窟，投身于常书鸿麾下，参加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
下车伊始，所里分配史苇湘做洞窟内容调查、壁画临摹、资料整理等工作。从此，他将自己融入敦煌的历史长河中，融入敦煌石窟之中，将自己炽热的感情化为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历史使命和为党为人民事业的责任感。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按时完成所里分给的工作任务。史苇湘长于思考，勇于直言，心地坦白。天长日久，他常对所长常书鸿工作的分配、领导作风、保护研究的路子提出自己的看法。建国后不几年，由于史苇湘的勤恳、诚实、特立独行，在研究所里的学术上，他已有出人头地之势。1956年，史苇湘的一幅油画作品在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获二等奖。
1957年，风乍起，雷轰鸣，那个令人难忘的乍暖乍寒的“早春天气”来到了。
这年6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指派史苇湘参加中共敦煌县委在县城召开的“帮助党整风座谈会”。在此会上，史苇湘说：“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要让自己离开地球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富有哲理，寓意很深，给与会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这句话究竟是针对敦煌文物研究所领导的独断专行作风呢还是针对已经露头的敦煌县委不计后果、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那些至今还健在的与会者不得而知。
史苇湘对所里工作、对所里领导的工作作风的思考蓄之甚久，发之甚快。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所里的一次大鸣大放会上，他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计划是“枷锁”，学术环境似“军营”。史苇湘年轻气盛，想往“自由”的学术环境。然而，在那个时代，史苇湘的意见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敦煌文物研究所又认为史苇湘1944年任宪兵班长，驻守雷多公路，为抗战效力是他的“历史问题”，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右派分子的“帽子”非史苇湘莫属。
此后不久，中共敦煌文物研究所支部即给史苇湘罗织了几条“右派言论”，宣布他为“右派分子”，上报敦煌县委。1958年春，中共敦煌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给史苇湘戴上右派“帽子”，留所监督劳动。
1957年的中共敦煌文物研究所支部只有三名党员。党支部书记是刚从酒泉地委调来的毛头小伙子张学荣，两位支部成员：一是所长，一是所长的老婆。面对命运之神对史苇湘的不公，面对人为罗织的罪名，面对今后望不到尽头的坎坷，为保护、研究莫高窟做出贡献的信念使史苇湘没有沉沦，没有颓唐。中国的知识分子“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作《离骚》”、“孙膑足残论兵法”，百折不挠的精神已浇铸入史苇湘的血液，浸入到史苇湘的骨髓。固然那顶重如千斤的右派分子“帽子”将使自己遭受坎坷和苦难，将使自己了断尘世的荣华富贵，但那顶“帽子”却也使自己抛弃了一切非分之想。此刻，静下心来做学问，成了史苇湘生活的唯一目的。
从此，史苇湘“进洞面壁临摹，下窟埋头经史”。他就像一个苦行僧，既不左顾右盼以分心，也不上下察言观色以取宠，专心致志做自己的学问。就像伟大导师马克思所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此后短短的五年里，史苇湘在敦煌壁画临摹、敦煌史地研究、敦煌石窟内容调查等方面都有了自己的见解。
1961年9月28日，根据甘肃省委统战部、组织部关于在国庆节前摘去一批在几年劳动改造中有悔改表现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精神，中共敦煌县委经鉴定评审，下文摘去了史苇湘等七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史苇湘无论身处逆境，或是正常工作时，他都没有忘记对敦煌学的思考。在监督劳动或天天进洞窟临摹、调查之余，他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探讨了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他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自己的壁画临摹实践，对敦煌艺术有了自己的见解。据《陇原文化》所载裴健著文，史苇湘的见解有四：一是敦煌佛教艺术在历史上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形式；二是佛教艺术是人间世俗的异化，它反映了所在地区的民族特性、阶级关系和地理风俗；三是莫高窟在创建上能够持续千年，是敦煌十几姓世家豪族未受历次农民战争打击，绵延统治敦煌的结果；四是敦煌艺术和敦煌遗书是丝绸之路兴衰的标记。
1986年，史苇湘撰写了《敦煌佛教艺术在历史上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形式》一文。此文拉近了佛教艺术与现实的距离，指出了佛教艺术产生的现实基础。此文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认为史苇湘坚持以唯物主义观点，坚持以物质为基础研究上层建筑，是难能可贵的。
史苇湘历经五十年的敦煌壁画临摹，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作品和经验。他一生临摹敦煌壁画三百多幅，其中被敦煌研究院收藏一百九十多幅。他临摹的作品曾多次发表并参加国内外展出，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公认为那些临摹作品已达到炉火纯青的一流水平，足可以乱假真。他在I临摹实践中总结出的“在临摹中认识壁画、认识艺术，临摹如同读画，是书本不能代替的；临摹是绘画的实践，有着比读书更深刻的体验，在具体认识壁画历史分期问题上有独特的发言权；临摹丰富了美术史的研究，能够更充分地体会到美术的独特价值；通过临摹的壁画，能够认识壁画背后的历史和社会以及艺术中的人文精神”等体验，已形成一整套独创的临摹理论。
史苇湘淡泊名利，只重学问。196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成立，史苇湘任该室负责人。他首先提出要做《石窟内容调查》和《莫高窟大事年表》两书的编纂。史苇湘向所领导三次进言，终于征得同意。然而，工作刚做几天，所领导突然提出将来这两本书出版由谁署名的问题。史苇湘想，孩子还未出生，就要先定名字？他为有这样的领导感到脸红。1981年，上级部门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试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早在1954年就获得“助理研究员”职称的史苇湘，仅申报了个“副研究员”，而所职称评委会评他为研究员。1982年，报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史苇湘晋升为研究员。
史苇湘甘为人梯，奖掖后学。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在莫高窟几十年里，他曾为数以千计的美术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艺术学家讲解敦煌石窟艺术，耐心而准确地的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类专业问题，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敦煌文化艺术的真谛。他曾为所内外专业技术人员举办过百余次学术演讲，在敦煌石窟艺术的继承、借鉴、弘扬及创新等方面对后来者做了许多启蒙、指导、提高的基础性工作。每当有后学研究人员向他请教，他都会把自己几十年来掌握的资料奉献给他们，并指出研究问题的路径，比如应该参考什么书籍，前人研究的进展，这个问题在莫高窟哪个洞窟的壁画上有反映等等。在帮助后学的青年研究人员方面，史苇湘就像蜡烛一样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多年来，一直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舞剧《丝路花雨》，就凝结着史苇湘的心血。很多学者发表的关于敦煌艺术和文化的研究成果，都凝结着史苇湘的心血汗水。
敦煌莫高窟是中华五千年辉煌历史的反映，是中西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象征，是佛教西来被本土化、中国化的证明，是中华民族吸纳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精神的证明。所以，史苇湘认为，我们对敦煌石窟的佛教艺术不应该热衷于短期利益和轰动效益，而应该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有自己的主观意志、不以政治气候为转移的客观标准。不能像过去那样，运动来了，就对莫高窟的佛教艺术全盘否定，僧人来了，莫高窟的壁画塑像就是崇拜的对象；专家来了，莫高窟的佛教艺术就是审美的对象；旅游开放，莫高窟又成了赚钱的工具。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对莫高窟的佛教艺术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弄清宗教同艺术的关系，应将宗教艺术反映现实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人们。
1985年6月，史苇湘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曾当选为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0年1月26日，史苇湘在与病魔顽强的搏斗了八个月之后，终于没能摆脱死神的纠缠，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历程。
史苇湘锲而不舍，默默耕耘，一生临摹莫高窟壁画三百余幅，发表关于敦煌艺术、敦煌史地研究的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其中有《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敦煌莫高窟内容的艺术总录》、《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宝库》等。史苇湘生前一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和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研究员。
史苇湘对敦煌研究的成就，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淡泊名利的做人情操，堪称敦煌研究学人的典范。因此，敦煌研究院的后来者们尊称史苇湘为“学界宗师”“艺术巨匠”。
孙儒涧
孙儒涧，生于1925年，四川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在校期间，孙儒涧多次参观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张大千的敦煌行引起的轰动效应，对孙儒涧颇有启发，他感到敦煌莫高窟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1947年夏天，孙儒涧告别了曾是四川艺专的同学并仍在国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的恋人李其琼，只身来到敦煌莫高窟，参加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此年，孙儒涧风华正茂，刚刚21岁。
常书鸿分给孙儒涧的工作是收集莫高窟壁画中的古建筑资料。按理说，孙儒涧的这份差事也是个甩甩手，转转洞窟，看看壁画的轻松事儿。然而，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事业初创，整理、修补、理顺千疮百孔的莫高窟的工作堆积如山。孙儒涧极想把这个到处是沙丘、垃圾，到处是断壁残垣、流沙壅门的破败景象变个样儿。他俨然成了一名莫高窟的小工头，成年累月领着窦占彪和另外两三个工人清除窟前积沙，修筑连接洞窟走廊，修筑进入洞窟的台阶。他们做的这些工作，极大地方便了研究人员进入洞窟，极大地减少了工作人员和游客的危险。孙儒涧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大家都喜欢他。1947年以后来莫高窟的吴作人、关山月、叶浅予和黎雄才都把他当成朋友。他除担当照顾这些大画家在莫高窟的饮食起居外，还领他们上洞窟，帮他们解决临摹壁画时的各种困难。
1952年夏天，李其琼来到莫高窟。孙儒涧与李其琼结为夫妇，祁连山麓无尽的寂寞似乎有了尽头。白天上班，李其琼面对古佛飞天，默默无语；孙儒涧领着工人干活，似乎也在完成自己的一件作品，乐趣横生，不知疲倦。晚上回到小屋，他们又在艺术的海洋里邀游交流，乐趣横生，相濡以沫。
1957年夏天，孙儒涧、李其琼都在安西榆林窟工作。其时，孙儒涧修复洞窟，李其琼临摹壁画。突然有一天，所里来了一辆汽车，把他俩拉回了莫高窟。下车伊始，就把两人请到会上，动员他俩“鸣放”，给党提意见，给领导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说没意见，不行。说回去考虑，还是不行。与会的各位目不斜视，正襟危坐，大有今天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就不让孙儒涧、李其琼再回榆林窟工作的架势。孙儒涧被逼无奈，只得对党支部提了几句。他哪里知道，在此之前，他幽默地调侃一名党支部成员的话，早已被记了黑账。
在这次反右派运动中，孙儒涧、李其琼夫妇双双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同室操戈，尽管他们都在佛的眼皮底下吃饭，尽管他们都天天描绘着菩萨慈祥的面容，但当他们中的一些人需要用同类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时，他们撕咬同类的狠劲却百倍疯狂，必欲将自己的同类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都带着“艺术家”的桂冠，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玩起“指鹿为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把戏来，却是一把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