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敦煌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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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敦煌的受难者(19)

鉴于居浩然出身于反动官吏家庭,个人历史复杂,从1955年审干、肃反运动开始,他就是被特别注意的重点。经过几年的自己交代,内查外调,他的许多似是而非的悬案终于有了初步的结论。1956年7月5日,张掖地区中教学习会下达的《关于历史反革命分子居浩然问题的审查结案》的“分析结论和处理意见”部分说:“解放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变天思想极为严重,对抗领导,消极怠工,造谣破坏我党政策,公开散布反动言论,吹嘘第三次世界大战,且品质恶劣,屡教不改。但解放初的破坏活动,兰州解放电影院已作了处理(清洗)。在玉门中学的问题,玉门县教育工会已进行过有组织的批判会三天,并报省教育厅给了记过处分,之后渐有悔改之意。至于担任民社党甘肃筹备会(也叫兰州筹备会)委员问题,过去虽含混不清,交代为皋兰县党部筹备委员,但过去已完全作了交代,经我们查证也无罪恶民愤,且运动后期无重大隐瞒情节,态度一般较为老实。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意见是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不计人百分之五,对其加强思想教育,继续使用,不给予处分。”同月同日,张掖专员公署文教卫生组也发出了内容相同的文件。

1956年12月11日,张掖地委五人小组给地委中心小组上报了573号机密件,此件的全文是:“地委中心小组:中教学习会居浩然(玉门中学教员)问题经省甄别定案会议决定,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应加强教育使用,不给处分。”笔者从上述文件可见,经过长达几年的肃反、审干运动,居浩然1956年以前的所有个人历史问题已经基本澄清并有了实事求是的组织结论。但是,自1957年居浩然调来敦煌中学任教员后,经过反右派运动,又被定为右派分子并被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居浩然的命运,可从保存至今的1963年12月30日酒泉地委的酒发(63)571号红头文件中得到证实。此件的全文是:“中共敦煌县委:你县报来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人员居浩然的情况结论,经地委1963年11月23日常委会议讨论,根据对其复查的情况,同意对居浩然定性为右派分子并劳动教养处理,不予改变。”

至于居浩然在敦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鸣放了什么“右派言论”,敦煌县委何时定他为右派分子,他何时来到夹边沟农场以及他何时死在夹边沟农场等问题,都没有在敦煌市档案馆里找到答案。

张撝谦

张撝谦,生于1924年,山西省闻喜县人,家庭中农成分。儿时,他在家乡东韩村小学上学。1942年,他18岁时,闻喜县被日寇占领。为了混口饭吃,他在闻喜县警察队当了警察。因他能写会算,故常干些抄抄写写的事。后来,他当上了小头目警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阎锡山又统治了山西老巢,张撝谦改换门庭,仍当他的警长。同年11月,闻喜县被八路军第一次解放,张撝谦参加了八路军,在太岳军区56团参谋处当文书。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张撝谦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没有信心,曾开小差跑回老家种地。同年8月,他在西安参加了国民党宪兵14团的训练并当上了警务军士。

1949年秋西安解放时,张撝谦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南下入川,后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川北分校学习。在此期间,他想离开学校被阻止。1950年10月,张撝谦复员。后考入设在西安的西北财经学校学习会计业务。1952年12月,张撝谦从该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酒泉保险公司工作。1956年6月调入敦煌县保险公司,任会计。

1957年,张撝谦33岁。他从18岁当警察到33岁在敦煌县保险公司当会计,15年中,经历了日寇占领、阎锡山割据、国民党统治及人民政权四个时期。什么样的人,他都见过,什么样的事,他都经历过。政权更替,风云变幻,使他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思想活跃。

在那难忘的1957年,当《人民日报》排炮般发出一篇又一篇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后,张撝谦似乎完全失去嗅觉,闻不出些微的火药味。在学习会上,他总说出一些语惊四座的话来。

在7月27日,在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时,张撝谦说:“毛主席的六条标准只能用于辨别香花与毒草,适用于文艺界,不适用于我们鸣放。如果以六条标准衡量鸣放,人民内部就无矛盾,那就无风可整。”“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人事制度上”,“早晨入了党,下午当科长”。“章伯钧他们不见得是右派分子,人家的说法有事实”。“官僚主义为什么不杀?官僚主义也杀人呀!贪污100元就要以法律制裁,官僚主义一浪费就是几万,为什么不杀?”

9月1日,敦煌县金融系统开始对张撝谦进行批判斗争,直至11月4日的7次批斗会上,他竟不像是被批斗者,而像是一个政治家在发表演说。他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国际问题谈到国内的反右派斗争,从粮食统购统销谈到党政不分,宗派主义,说反右派斗争不能超越法律范围,似乎批斗他的地方是宣传他的政见的会堂。当批斗他的人们群情激昂,怒不可遏,挥动拳头时,他竟然从容地说:“激动没有用处,要拿出道理来,以理才能服人。”

从10月6日开始,到11月8日,张撝谦写出15份交代检讨材料,计有4.4万字。这些材料有的是向党组织汇报他在人生的大动荡时期和转折时期的认识和想法,有的是对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认识和意见。

这些材料中也有一些向党组织做的检讨,但这些检讨都是言不由衷的,违心的。他没有把批斗会上人们的批判分析都安到自己头上,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违心做法。他说:“除死无难事,大不了当个反革命。”10月15日张撝谦的单行材料中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

11月2日,中共敦煌县银行支部给县公安局报送了张撝谦的有关材料及在整风中张撝谦的右派言论材料。12月24日,敦煌银行支部、银行整风领导小组整理上报的《张撝谦单行材料》中指控张撝谦:“拒绝思想改造,趁党整风之机,站在右派分子的立场上,发出仇视的毒箭,向党进攻,做起反党反人民的事情。反右开始,他更加不满,抗拒运动,抱打不平,无理取闹,走上罪恶的道路,并打算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复辟反动政权,坚持不愿共产党的领导,不愿实现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大鸣大放开始,妄图推翻我党的领导,已是一个十足的极右分子。结合历史与现行等罪行,证实了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逮捕法办。”

其实早在11月9日,经敦煌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敦煌县公安局已经将张撝谦逮捕。

张撝谦身陷囹圄,不忘忧国。初冬监狱里的寒冷,使他的头脑更加清醒。此时此地,他的耳朵再也听不到震耳欲聋的声音,他的眼睛再也不用看那一张张发怒的脸,他的嘴再也不用说别人强迫他说的违心话,他的大脑也不再受别人的指挥。他想他愿想的事,他说他想说的话。在这最不自由的地方,张撝谦却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他努力清理自己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地思考自己自1956年6月到敦煌工作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言。他觉得,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坚定过。此时此刻,是他将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意见上诉的最后的机会。

12月6日,张撝谦写出亲笔供词。

这里我们就把他的亲笔供词予以附录:

一、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成就是一件惊动世界的大事。因为它使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农民摆脱了压榨和剥削,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这些农业社由于是在一个运动高潮中建立起来的,因此现在还不十分巩固,还必须给予大力整顿,尤其是一些大社,问题更多。

具体整顿和发展农业社的建议:

现在有些高级社办得太大了。在办社时光强调大社优越,没有考虑到具体条件。农民过去是个体经营,办初级社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一下要办几百户的大社、上千户的大社,社干部的管理经验水平跟不上去。社大了,在作物种植品种上、劳力分工上、土地使用上、生产管理上都比较复杂,稍有不慎,就会给生产带来损失。社大了,人口就多,彼此之间的纠纷也就多起来,给社干部增加了处理问题的麻烦。社大了,容易发生窝工和浪费现象,认为反正是大家的,家底孚大,浪费一点没有啥。从去年各地办社情况看,一般都是小社比大社多些。所以,从目前情况看,还是小社比大社优越性大,所以,在整顿过程中,应多办些小社。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大社,也应该根据群众的自愿和要求把它分开,最好以村为单位办一个社,人口以百十户为最宜。办大社的问题,等到小社巩固了,取得了生产管理经验和农业机械化条件成熟后,再去发展大社。否则就又会造成盲目冒进,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

二、工资政策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工资政策中,存在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在过去艰苦的战争年代,生活是非常苦的,而且随时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但是大家都没有怨言。其原因,就是在工资待遇上大家都一律平等的缘故。

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有了级别的差额,有了比较,所以闹待遇问题的人就多了,这是胜利后的新情况。

主要不合理现象如下:

1.同样的工作能力,同一学校毕业的,由于分配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不同,在工资待遇上往往就不一样。这样便容易促成有些人在分配工作时挑肥拣瘦,给国家在人事分配上造成困难。

2.上级机关工资高,下级机关工资低;军队系统工资待遇高,合作社、教员工资待遇低。

3.铁路、邮电、服务局等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并不比别的单位繁重,但他们享受劳保待遇,而其他单位却不能享受劳保待遇。

4.在同一地区工作,但在地区津贴照顾上却有不一样。在敦煌的单位,就是几个运输系统有这个津贴。

建议意见:

1.现在工资级别层次太多,应从现有的30级减少为20级,以缩小工资悬殊现象。

2.把地区津贴和劳保待遇统一起来,要有就都有,要没有就都没有。

3.按照不同的劳动强度,制定不同的工资标准,但中间悬殊不要过大。

4.在工资中包含工龄津贴,以便照顾工作时间长、功劳大的老干部,但在经济建设时期因业务生而工资低的问题。

5.用奖金办法来平衡工资暂时有些不合理的现象,以使多旁者多得。

三、在人事工作上开放一部分自由市场问题

现在全国已经统一,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也基本完成,这就为在人事工作上开放一部分自由市场创造了条件。

在人事工作上开放一部分自由市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1.可以促进企业经济核算制的实现。因为企业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挑选得力的干部,根据业务来配备干部,由企业自由挑选干部比上级调派要恰当些。

2.可以刺激干部钻研业务的进取心。因为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不好好钻研业务,就没有人用你,你就有失业的危险。各单位都挑选能力强的干部,你能力差就没有人用你。

3.以避免一部分人凭资格吃饭的思想,认为革命工作是铁饭碗,打不烂,吊儿郎当、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照样吃饭。

4.干部的业务能力提高了,对生产有很大的好处。

四、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意见

解放以后,我国粮食产量提高得很快。但是由于全国人口繁殖率也很快,又要进行工业建设,所以粮食产量还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每年都出现粮食紧张。为解决这个问题,自己认为应从下面几个方面下手:

1.大力兴修水利,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2.增加对农业基础建设投资。

3.提倡节育,减少人口繁殖率。

4.必要时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粮食。

五、党政不分问题

党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又是实际革命斗争的参与者。在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战争年代,党孤军作战,在当时就无所谓党政之分。全国解放以后,政权机构建立起来了,行政权力都由政权去行使,因此党和政府之间的工作就应该有个划分。否则,就会形成党政不分现象。

目前,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有党政不分现象,党包办着国家的一切事情。一切事情都要取得党委机关的批准,政府成为空头衙门。而且这种现象越到基层越严重。

党虽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领导者,但在具体职权和工作上应该和政府分开,就是说,党只做制定政策工作。各级党委除了根据中央政策方针制定本地区政策外,并领导教育本地区本组织内的党员群众去执行党的政策,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最后就是检查政策执行情况和贯彻执行情况如何,以便重新修订自己的政策和方针。一切具体工作都应该由政府部门出头露面去做。在不违背政策方针的原则下,可自由地作出决定。在机关企业内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做工作和决定问题时最好以行政名义出现,不要用党员身份。因为这样最容形成党政不分现象。

六、克服宗派主义办法

社会上有党派活动,就有宗派主义现象。因为各个党派都代表着他们各自的主张和利益。目前共产党成为我国执政党,其他党派都要与之发生关系。因此,宗派主义现象也就落在共产党身上了。

克服宗派主义的办法是,除了各党派要服从共产党领导之外,共产党本身也要时刻注意。因为共产党是一个大党,又处于领导地位,容易产生骄傲排挤情绪。

1.共产党要善于和其他党派合作共事,不要打击他们,排挤他们。

2.要尊重民主党派意见,教育自己的党员在工作中要和民主人士、党外人士平等相处,不要自封为领导者,高人一等。

3.尊重民主人士的职务和工作。否则就会形成这些人有职无权,对党不满。

4.在干部选拔上不应该有党内党外之分,这个人能干什么,就叫他干什么,有多大本事,就担任多大职务,不行再把他换下来。就是老干部,也不能用地位名誉去照顾,只能在生活上去照顾。否则,就会形成老牛挡道,妨碍新生力量成长,使党外人士不满意。

七、自己思想上同意右派分子言论方面

1.同意右派分子章乃器说的定息不是剥削和不劳而获。定息既然经政府明文规定,就不能当剥削看待。

2.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觉得12个副总理中应该有几个党外人士才对。难道中央的许多民主人士中就没有一个人能担任这个角色吗?党这样做,难免别人不说闲话。

3.同意有些右派分子说的群众在各项运动中基本上起着随声附和的作用,不得不按着领导的批示办事,领导说怎样就怎样。他们也只能是无主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