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在敦煌设置沙州所。雍正四年间，沙州所升卫。同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巡边至沙州，相度地利，提请改卫，移甘肃（包括现在的宁夏、青海）56州、县无业穷民2405户至敦煌屯垦。移民至敦煌，每户授田50亩，此为代代相传。至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老年人口中还在说：“那就是一份子地。”原议定移民到齐，三年后缴纳田赋粮。然而，到雍正八年（1730）年，敦煌地方当局姑念新来移民“辟草莱、斩荆棘，开垦不易，又值军兴之际，物价过昂，民力尚未饶裕”，故敦煌移民田赋再缓两年缴纳。由此可见，自雍正四年（1726年）以来，敦煌移民到来后的五六年间都不缴纳田赋粮。然而，经党河冲积、滋润、太阳暴晒而成的敦煌沃野，一经开垦，便给予我们以丰厚的回报。小麦下种一斗，收成为一石三、四斗。一时，嘉峪关内各地的粮贩，都纷至敦煌收购粮食，长途贩运。陕甘总督查郎阿闻知此情，即奏准朝廷，命令肃州总兵、道员严加查禁粮贩将敦煌粮食外运，并传谕敦煌农民将每年生产的粮食留足自己所需后，其余在本地粜卖，以供兵丁、商民口粮。如此一来，敦煌地方当局考虑到农民盈余之粮愿粜卖以购生产生活所需，而本地收买者少，则农民余粮粜卖困难。为此，动支官银，以市场价收购情愿粜卖的余粮，存储国库。如遇年成不好，农民粮少，则不可勒令强卖，以免影响地方稳定。
然而，天长地久，官员更迭，此收购敦煌农民余粮的办法竟演变成不管农民有无余粮，愿不愿意卖，不管当年丰歉和市场粮价，每户农民必须卖给地方当局粮食京斗四石，付给官价银3600文。
敦煌农民憨厚，对此地方当局的残酷盘剥和不等价交换，虽痛在心里，却仍忍受了一百七十多年，历经了雍正、乾隆、嘉庆、同治、光绪等时代。
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家居敦煌上靖远坊（现窦家墩村二组）的武举人张壶铭等要求免去采买粮。此要求敦煌地方当局不准。朱永和即去安西州、肃州道告状。同年，甘肃藩司（主管钱粮部门）下令查禁田赋粮外的一切名义的乱收粮。
甘肃藩司的命令无疑给张壶铭等撑了腰，壮了胆。他似乎心里有底了。于是武举张壶铭、附生（秀才）张鉴铭、恩贡王翰、庠生刘嗣徽、武生朱永和、把总谢文、武生张鹏万、附贡生李光祚、农长田禄、户民谢大伦、谢全、吴宝善、李正基、李正贵等十余人，陈请敦煌县令汪宗翰，要求豁免采买粮。汪宗翰想做太平官，不愿惹麻烦，不愿为人先，以采买粮是多年的老规矩为由，拒绝了张壶铭等人的要求。
此时汪宗翰感到，以张壶铭为首的有功名的敦煌知识分子与一些农民代表人物相结合，已形成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这股力量无疑代表着敦煌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这股力量无疑也威胁到自己的仕途。汪宗翰怀疑王翰、朱永和等人是这股力量的头。他给王翰、朱永和、刘嗣徽罗织了包揽诉讼、广敛钱财、把持会款、隐种官田等罪名，将王翰、朱永和及刘嗣徽投人大狱，禁锢数月，杀鸡给猴子看，妄图平息张壶铭掀起的这股豁免采买粮之风。然而，张壶铭识破了汪宗翰的小伎俩，不为他的威胁所动，认定采买粮非免不可，誓将此事抗争到底。旋嘱朱永和、谢文、何三德等赴安肃道投呈诉状。安肃道批令安西州牧调查办理此诉状。虽然敦煌百姓为此往返安肃道三四次，但却因各级执政者层层推诿，层层庇护，敦煌采买粮终未能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壶铭、朱永和、吴宝善、吴奉美、任发仓等赴兰州呈送诉讼状。后，张壶铭又上兰州呈送诉状。同年10月，甘肃省委派候补直隶州侯藻文到敦煌调查此事，之后，汪宗翰调离敦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甘肃省委任黄万春到敦煌主政。黄万春到敦煌后，采买粮问题又摆在他面前。他于7月在文昌宫（现敦煌中学）设宴，邀请张壶铭等力争采买粮免缴的案内人士及地方士绅耆老二十余人赴筵，以息事宁人。其时，采买粮已抗缴两年。张壶铭等一心主定采买粮必须免缴，故拒赴黄万春的宴请。案外诸绅士耆老不敢得罪黄万春等，在筵席上顺坡下驴，说采买粮必缴。此话惹怒了敦煌百姓。有百姓数十人邀上力主采买粮必免的诸人，去找说采买粮必缴的士绅耆老说理。这些人沿途斗骂，捣毁士绅耆老的门楼，发泄他们的愤怒。
黄万春见此计不成，即向上级汇报，诬告朱永和、刘嗣徽“挟众抗粮”，拟以此罪将二人监禁5年，令将二人缉捕。幸朱永和英武矫捷，得以脱逃，刘嗣徽也闻风脱险。这年冬天，甘肃省委派金塔王子庄、州同王家彦到敦煌解决采买粮问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王家彦任敦煌知县。王到任后，即布告敦煌百姓，采买粮由每年每户缴四石减为两石，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未缴之粮分期带征。此时，朱永和、刘嗣徽已被逼逃往他乡。王翰、张鹏万等人因此事多年受挫，有见好就收之意。而张壶铭、张鉴铭兄弟仍不买王家彦的账，主张敦煌采买粮非全免不可，要将此事抗争到底。
王家彦眼见采买粮案内人士跑的跑了，逃的逃了，服的服了，退的退了，张壶铭、张鉴铭兄弟已被孤立，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他们二人该适可而止了。所以，王家彦派参将林太清、典史张益乾赴张氏兄弟处就商，威逼张氏兄弟应诺采买粮问题就此而止，令他们向全县百姓说话。但张氏兄弟抱定采买粮问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拒不与来人就商，令王家彦恼羞成怒，很没面子。如果张壶铭、张鉴铭此时在王家彦的威逼利诱下屈服，置敦煌百姓的痛苦和根本利益于不顾，那他们失去的则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资格和老百姓对他们的信赖与尊敬，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知识分子的尊严。
王家彦得知张壶铭、张鉴铭不买自己的账时，怒不可遏。6月14日，他派门丁何林带领巡勇20名于当晚五更时扑入张家堡子捉拿张壶铭。何林等巡勇逐屋搜寻张壶铭、张鉴铭不得，即登房搜寻。月光中看见张壶铭身影，即开炮轰击。张壶铭身受重伤，被何林推坠房下，致使其昏迷过去。待何林等将张壶铭抬回县政府时，天已破晓。此时张壶铭已气息奄奄。王家彦见此情形，愤悔顿足，他知道张壶铭在敦煌百姓心中的分量。张壶铭的死，必将激起民变。他同参将林太清急令紧闭城门及县政府大门，令巡勇到县政府大门，持炮警戒。
多年以来，张壶铭等人代表敦煌农民利益赴州、省上告奔走，次次受挫，使全县瞩目。在此之前，全县农民及采买粮案内人士严密注视事态的发展。一有个风吹草动，即刻就会全县震动。
张壶铭作为全县农民领袖，身受炮轰，被推坠屋，使全县大惊。西云观钟声长鸣，不约而会者三千余人，聚于西云观、文昌宫。抗粮队伍义愤填膺，一声呐喊，手执大头棒、锄头、镢头，破城门而入，直奔县政府。守卫县政府的巡勇见农民气势汹汹而来，即开炮轰击。但数千农民只知从县政府救出张壶铭，无视有枪弹，个个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喊声震天。愤怒已极的农民争先恐后，破县政府大门而入，寻遍各处不见张壶铭身影。突闻张壶铭已经停尸于马王庙（旧政府马号），众百姓怒火有如浇油，必找见王家彦，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不可。但那时王家彦早已逃之夭夭。众百姓寻找王家彦不见，愤不能泄，即将县政府器物尽情捣毁，打死巡勇14名，一哄而散。
王家彦得知事已闹大，急电安西州。安西州牧恩光遂电报甘肃省政府。陕甘总督升允电令州牧、安西副将张某、玉门游击康某前往敦煌弹压。同年7月，甘肃省委派安西州吏目张乃诚暂代敦煌知县。同年8月，安肃道将王家彦、何林、张壶铭之堂兄张盘铭提省讯问。三人到肃州，甘肃省又委张掖县令潘龄皋就地审讯。审讯庭对四次后，确定与此案有牵连者16人。但16人皆拒不到案。张乃诚惧于百姓势众，恐操之过急激起民变，故不敢大张旗鼓四处搜提案犯。之后，肃州总兵柴洪山率兵来敦煌押解案犯。柴洪山到敦煌调查后，认为此事完全系“官逼民反”所致，故不积极抓捕案犯。涉案16人早已得讯，四处躲藏。此时，唯谢文首先投案。他慷慨陈词：“大家做事，如何令少数人赴难？”后，谢全、谢大伦、李正贵、李正基、任发仓、韩禄6人先后投案。此6人押解肃州，经审讯，判决谢全、任发仓、李正基斩；判决韩禄绞，判决张鉴铭、谢大伦、李正贵、吴宝善永远监禁；其余案犯均开释。
与此同时，敦煌采买粮终于全部免除。这是张壶铭、谢全、任发仓、李正基及韩禄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这是张鉴铭、谢大伦、李正贵、吴宝善用自己终身坐监狱，失去做人自由的代价换来的。他们在敦煌谱写了一曲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换取农民利益的高亢绝唱。
1911年，辛亥革命狂飙怒扫残云，摧枯拉朽，清朝政府顷刻灭亡。张鉴铭、谢大伦、李正贵、吴宝善大难不死，获救出狱，唯谢文死在狱中。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敦煌人民没有忘记光绪年间抗采买粮的英雄。1934年，敦煌人民中的有识之士提议勒石记述光绪年间抗采买粮之义举，表彰诸烈士，以示后人。时任敦煌县县长的杨灿认为此事惨烈义重，光照后人，非建祠不能表达敦煌百姓几十年来对先烈的殷殷怀念之情，故特批建祠。后经敦煌各界士绅及全县人民努力，抗采买粮烈士祠堂（现市医院）终于建成。进入祠堂山门，浮桥寂静，树木森森。祠堂内诸烈士牌位有序，赫然在目。每年逢祭奠烈士的那一天，祠堂山门上总见由当地绅士朱永镇撰写的一幅格联：
大书特书，功德当书，豁免采粮八千石；
先死后死，精神不死，殉难烈士十五人。
（二）
韩禄，敦煌农民，家居兰卫坊（现杨家桥乡杨家桥村三组）。家贫如洗，一无所有。平日，他靠做几个捣衣棒和割渠沿上的柳条编几个筐篓到市上出售得以糊口。韩禄人好义，有侠风。只因生活在社会底层，默默无闻，人们多不了解他。
敦煌知县王家彦派门丁何林率巡勇深夜搜捕张壶铭、张鉴铭兄弟，致使张壶铭惨死，引起全县农民愤激，转而围攻县政府，打死县政府兵丁14名。此事使张鉴铭坐罪，将至重典，性命难保。此刻，敦煌百姓莫不为张鉴铭衔冤蒙难而焦虑焚心、议论纷纷。此时，韩禄正在市场上叫卖捣衣棒、筐篓。他听到人们议论后，即慷慨陈词：“张举老爷救民，为贪官致死，冤不能白，而又罪其兄，何也？我愿自承其罪，替鉴铭先生死，虽蹈汤赴火不辞也。”初始，人们对韩禄的豪言均不信，以为是狂言。韩禄见此，愈加激愤，转身至县政府自首投案。其实，在韩禄自首投案之前，他并非涉案人员。他被押至肃州后，多次审讯，均侃侃抗辩，毫无惧色。自始至终，他都第一个承认打死县政府巡勇，第一个喊打的是他，第一个动手的是他，这一切都与张鉴铭无干。韩禄承认自己是采买粮事件、围攻县政府、打死巡勇的首恶，致使原认定张鉴铭的首恶罪名降格。后，判决韩禄死刑，张鉴铭永远监禁。以死换取张鉴铭的生命，这就是韩禄的目的。韩禄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侠义，在敦煌的近代史上谱写了一曲英雄的绝唱。
中华民国元年，张鉴铭等出狱。张鉴铭子张作孝遵父命，抚养韩禄孤女至终。1934年，敦煌人民怀念为抗采买粮死难的诸先烈，特经县长杨灿倡议立祠，供奉诸先烈，韩禄有其位。
（三）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敦煌人韩禄堪为楷模。
韩禄认为，张壶铭、张鉴铭兄弟是为敦煌人民蒙难，招致杀身之祸的。今他替张氏兄弟赴死，是取大义。人都说，当今世界上什么都可代替，唯有自己的死是别人不能代替的。然而，在清朝末年的敦煌抗采买粮事件中，敦煌人韩禄就真的替张鉴铭死了，而且是他极为愿意的。韩禄认为“义”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标准。“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则是他的行为标准。他至死不渝地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理想。他虽然常常不名一文，但鄙视有的人不劳而获、巧取豪夺。他鄙视有些人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的不义。他鄙视以强凌弱、横行乡里的恶行。他崇尚抑恶扬善、扶危济困的高尚行为。
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从来都是人臣武将的义举，是从志士仁人到平头百姓在事关国家民族荣辱兴亡与个人荣华富贵、生死存亡相矛盾时的唯一选择。这是一种中华精神，是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积淀。中华民族凭借这种精神积淀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繁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古至今，很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最高利益而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楷模，耸立在我们面前，昭示着我们前进。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涌现出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以及狼牙山五壮士……更是光照千秋，彪炳史册。古代，我们把那些为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或为了朋友、人群、集团的高尚目标而从容赴死的人称为义士。现代，我们把为人民利益而从容赴死的人称为英雄。依此标准，把韩禄称为义士，称为英雄，韩禄受之无愧。
毛泽东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
当今的中国，是一些人不崇尚英雄的时代，是一些人不知礼义的时代。他们把实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人民服务”崇高理想的人蔑视为“傻帽”；他们把实践“舍己救人，抑恶扬善”的人蔑视为“傻帽”；他们把实践“扶危济困，救贫救弱”的人蔑视为“傻帽”；他们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蔑视为“傻帽”；他们把“见义勇为”的人蔑视为“傻帽”。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他们无动于衷。他们视良心、良知如粪土，竟然喊出：“良心一斤值多少钱？”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有些中国人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丑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