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号召如春风荡漾，全国闻风而动。一时间，以北京、上海为中心，各民主党派、各大专院校如春潮涌动，座谈会、辩论会此起彼伏，大鸣大放大字报如排炮般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开火。
一切都是昙花一现。4月30日，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号召全国各界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到了5月上旬，他起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就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同年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他写道：“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的时机，则立即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
“整风”仅整了一月有余，竟变成了暴风骤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同年7月，在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在印发的会议文件《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当一顶顶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落到头上以后，一些知识分子才如梦初醒。
时过半个世纪以后，当时大名鼎鼎、全国人民口诛笔伐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曾昭伦、钱伟长、黄万里、丁玲、秦兆阳、冯雪峰、储安平、葛佩奇、刘绍棠、丛维熙、邓友梅、王蒙、流沙河等等右派分子的代表人物，均已成为历史人物。每当翻开那一页沉重的共和国历史，受难者的名字就如铁铸般赫然入目。
回忆笔者走过的求学历程，有幸多次从师于一些右派分子门下。至今想来，他们大都出类拔萃，具有独立的人格。此刻，我想起了酒泉中学教我语文课的苏世英老师，兰州大学教我无机化学的姚若英老师、教我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的陈佩芳老师、教我高等数学的赵继游教授，还有敦煌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秦学仁，敦煌的思想者杨子彬副教授，敦煌中学的柳克理，敦煌县财政科的张仲，我的小学恩师张友仁……
记得在兰州大学求学时，笔者有一天中午下课后去食堂打饭，突然看见陈佩芳讲师领着女儿在食堂后面的垃圾堆上捡拾菜叶。当我与她的目光相遇时，我看见的是一双凄苦无助的眼神。此刻的她，与在胶体与物理化学实验室里那严谨、热情、一丝不苟的陈佩芳讲师已判若两人。酒泉中学的苏世英老师在汉字作业里对笔者抄写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所批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至今让我难忘。“文革”初，他公开声言：“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论文，而是肩上扛着大炮，手里提着机关枪的整人文章。”为此，苏世英老师成了“双料货”——既戴着右派分子“帽子”又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被判徒刑七年。
在反右派运动中，全国有数十万人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其中半数以上的右派分子被赶出革命队伍，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的右派分子被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还有一些右派分子在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中死去，家破人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5年7月1日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讨论过一个政权的周期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的黄炎培，其子黄万里，也在劫难逃，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黄万里，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桥梁工程系。之后去美国改学水文，获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先后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工程师，四川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甘肃水利局局长兼工程师，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队长。1948年应邀往东北解放区任东北水利总顾问。后来，他返校任教。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黄万里遂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57年，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与钱伟长、孟昭英同为清华三大右派分子。他写出《花丛小语》的诗，载《新清华》。此诗与诗刊《星星》主编流沙河所写《草木篇》一起成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大毒草”的代表作。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推荐给毛泽东看后，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对黄炎培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
从反右派运动后，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一次政治运动中或正常生活中被贴上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或两个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的标签……
（四）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说，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1956年是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及工商业者的盛大节日，也是毛泽东的盛大节日。1955年10月，他严厉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邓子恢在主管农业合作化工作中是“小脚女人走路”之后，中国掀起的农村合作化狂潮及由此推动的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狂潮，都使毛泽东兴奋难眠。原来设想十几年做完的事，竟在几个月或一年之中就实现了，这使毛泽东对自己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深信不疑，对自己加快历史前进速度的力量充满信心。
同年11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在各条建设战线反对“右派保守思想”，加快发展的思想。
1956年初，农业远景规划中出现的12年内粮食增加到10000亿斤、棉花增加到10000万担、每年开荒1000万亩的高指标，犹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在工业、交通、文教部门引起连锁反应。此刻，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首先感到高指标背后潜伏着危险。他们在各种会议上呼吁人们冷静，然而，他们的呼吁很少有人理睬。同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仍要求增加基本建设投资20亿元。
同年5月，周恩来认为反右倾保守已到了反对和纠正的时刻。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主张“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在人民利益面前，周恩来表现出了独立特行的人格。
同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的社论。社论发表前，毛泽东在送审稿上批了3个字：“不看了。”有著作认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稳步前进的方针的提出，否定了把“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八大”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在“八大”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在“多、快、好、省”之后加了“又安全”三个字的限制词。后来他在两个文件稿中把“多、快、好、省”四个字全部删去。
“八大”过后，同年11月，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总结苏联和东欧教训时说：“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腰带……那么，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但是，周恩来的主张受到毛泽东委婉的批评。
1957年的暴风骤雨还在孕育之时，毛泽东旧事重提，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是又出了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
1957年6月，暴风骤雨即将来临，反右派之箭已在弦上。周恩来在当时全国威力无比的思维惯性面前退缩了，很多人都退缩了。周恩来在6月26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从反冒进转而对批评冒进的意见进行反批评。
同年9、10月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又翻出了1956年那笔“反冒进”的老账。他认为今年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原因之一，是“反冒进”给他们张了目。尤其想到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1956年经济建设方面提出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批评及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提出的“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的质疑时，毛泽东认为党内“反冒进”的除了周恩来，还有陈云、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一批抓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必须彻底肃清党内的“右倾保守主义。”
10月9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一个题目为《作革命的促进派》的发言。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其实，在此会议之前，据有些专门著作说，在经济建设上“右倾保守”还是“左倾冒进”的争论已经停息。
毛泽东一年多来对“右倾保守”穷追不舍，兴师问罪的愿望，终于见到端倪。10月25日，修改后的《1957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该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大跃进”的帷幕已徐徐拉开了。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旧事重提，对“反冒进”问题仍穷追猛打。周恩来无奈，作了检讨发言，给自己戴上了“右倾保守主义”的“帽子”，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也分别作了自我批评，各自承担了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说，“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几乎相近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