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暴的寒风从大泉河峡谷出来，在莫高窟的悬崖下哀鸣着。大泉河边兀立的几棵胡杨在寒风中抽泣着。从鸣沙山飞来的沙粒，在莫高窟的悬崖边向下“沙沙”淌着。九层楼的铁马，在无精打采地“丁当”着。住在三清宫的王道士和住在上寺的易喇嘛，在还有一点余烬的火盆边哆嗦着。上世纪3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是死寂的世界。那时候，敦煌莫高窟断垣残壁，流沙拥门，壁画被强盗剥去的痕迹赫然在目，雕塑被强盗搬走的基座仍在号哭。
只有到了每年春天的农历四月八，敦煌的善男信女们才络绎不绝地来到莫高窟进香、还愿。此时，殷实之户赶着牛车、马车，贫苦人家则扶老携幼，背着干粮，来到莫高窟。他们住在树林里，住在洞窟里。他们在洞窟里生火做饭，烟熏火燎，与佛共享着熏眼呛鼻的“香烟”。然而，由于人们对佛的虔诚，对神灵的敬畏，有意损坏佛像和有意污损壁画的事却很少听闻过。
莫高窟无主，它就像陆游笔下的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迄止1941年5月，国画大师张大千历尽千辛万苦，慕名来到莫高窟。他在莫高窟历时两年余，对五百余个洞窟编了号，对洞窟壁画、塑像所属的朝代、内容进行了初步调查、辨识。同时他与西宁塔儿寺画工一起临摹了大量壁画。
同年10月，甘新公路竣工通车，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在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署监察使高一涵及马云章、卫聚贤、曹汉章、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张公亮、李祥麟的陪同下前往莫高窟参观游览。敦煌县县长王会文和社会贤达、前教育局长任子宜随同前往。于右任、张大千与众人论及莫高窟被斯坦因、柏希和、华尔纳等各国文化强盗将17窟所藏写本文献、经卷掠取、诈骗殆尽，莫高窟至今仍无人管理，仍是一副破败、凄惨的景象时，无不扼腕长叹，感慨万端。张大千对于右任说：“我张大千是一个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到处奔波。你是政府要员，有责任出来为保护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遗产说几句话！莫高窟是国宝，给斯坦因、伯希和之流明目张胆地偷、抢，把我们国家的国宝一偷就是几十骆驼，运到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百姓，感到羞辱！”张大千向于右任建议，国家应尽快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把莫高窟管起来，好好地管理、保护、研究敦煌文物及其艺术，再也不能让这些无价国宝遭到毁损和散失了。张大千还希望于右任回重庆后广泛宣传、呼吁，以使敦煌莫高窟的管理机构早日建立。于右任对张大千的建议极为重视和欣赏，即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设想，并要求张大千能主持该院工作。在莫高窟，于右任做诗记游：“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为唤醒时世，于右任又写道：“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同年12月，于右任即向国民政府提出关于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保护敦煌莫高窟的提案。于右任在提案中说：“为提议建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贽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圯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之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中国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栩栩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民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煌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莫高窟千佛洞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则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学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此提案于当年10月26日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后，即引起各界强烈反响。
1942年2月12日，于右任的《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一文在《文史杂志》发表。同年10月9日，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向达及著名学者夏鼐、阎文儒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敦煌莫高窟。当这些学者目睹莫高窟的惨状后，向达即写出《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文中，向达建议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并设立管理研究机构。
1943年1月，西北史地考察团王子云一行在重庆举行了“敦煌艺术及西北民俗写生画展”，向陪都人民介绍了博大精深的敦煌佛教艺术。
同年1月17日，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教育部。即日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请——
主任委员：
高一涵
副主任委员：
常书鸿
秘书长：
王子云
委员：
张庚由 郑通和 张大千 窦景椿
（一）
高一涵是上一世纪我国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学者。他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立国后，在社会文化建设中，他以自己的才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学者，他在我国的政治学、法学等领域里均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也有相当造诣。
高一涵一生曲折坎坷。但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没有泯灭。他所走过的道路，也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缩影。
高一涵原名水浩，1885年2月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南官亭乡一个半耕半读的殷实之家，其高祖以研究经史和儒家理学为事。1851年我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剥削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高一涵的祖父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并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从此后，家庭状况骤变。其父从小失学，到乡镇的一家小店当学徒工。后与人合资，开设了一家杂货店，做些小生意，维持一家生计。
高一涵的父母早亡。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小，由兄长梦溪带大。高一涵从小就在长兄梦溪、二兄梦龄所开设的私塾里读书，接受传统教育。他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思想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家乡高峻秀美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智慧。他自幼聪颖好学，13岁即能写作诗文。他曾考取清末秀才，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高等学堂。1911年，他从该校毕业后，在安徽省都督府教育司普通科任中学教员。翌年，高一涵自费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系就读。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此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又落入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对内不断破坏民主，镇压革命，大搞封建复辟活动，积极筹划复辟，盗国自尊；对外丧权辱国，承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称帝的支持。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称帝，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16年春，高一涵认识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
此时，李大钊正同我国留日学生中的优秀青年秘密组织了一个“神州学会”，集合同志，组织力量，进行反袁活动。因高一涵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李大钊看过这些文章，便前来与高一涵会晤，约高一涵与他们一起共同进行反袁斗争。高一涵因此便参加了神州学会。他们志同道合，相谈颇为投机。“二十一条”签订后，人心愤怒，中国留日学生群起反对。高一涵被留日学生总会推举为该会编辑委员会主任，而这时李大钊为该会文牍干事，负责编机关刊物《民彝》杂志，因而时相过从，逐渐熟悉。这对高一涵回国后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1916年7月，高一涵从明治大学毕业后返回祖国。此前，李大钊已于6月底先期回到上海。北洋政府要员汤化龙为了拉拢、网罗留日学生做他们的驯服工具，遂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面孔，请李大钊到北京创办《晨钟报》。李大钊接受此请后，就在上海等高一涵，邀请高一涵一起到北京去办《晨钟报》。
1916年8月16日，《晨钟报》在北京创刊。该报由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主办，李大钊任总编辑，高一涵参加编辑工作。《晨钟报》一开始就主张发动民主力量，反对大小军阀的旧势力，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倡言社会主义并参加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然而他们宣传的新文化、新思想、新主张及行动终不为汤化龙所容，与研究系不合。不到两个月，李大钊、高一涵便被迫辞职，退出《晨钟报》社，并同住皮库胡同。
1917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孙洪伊请李大钊和高一涵起草地方自治法规。经过三个月的努力，自治法规草成。但该法规稿因主张分权而遭到守旧分子的反对，终被北洋政府否决。
同年，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李大钊、高一涵为该报撰写社论。他们两人轮流写作，每人每隔一天为该报写一篇论文。他们的论文很多都是反对军阀统治和封建文化的。章士钊不赞成他们的主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高一涵等把各报刊主张较新的消息综合起来，介绍给国人，同时开辟专栏，介绍俄国革命的理论和新闻。高一涵的这些做法又遭到章士钊的反对。因此，他便登报申明，脱离《甲寅日报》，执教于北京大学。
五四前夕的北京大学是新思想新文化孕育、成长和传播的园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碰撞的战场。1917年初，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出长北大。他实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为了破除北大的陈规陋习，蔡元培积极“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先后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并聘请胡适、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等人到北大任教。1918年，经陈独秀介绍，高一涵受聘于北大，在北大编译委员会任职并兼任北京中国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教授，研究政治理论，讲授政治学及政治思想史。后，李大钊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高一涵参加了该会并经常发表演讲，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深受会员的欢迎。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蔡元培为庆祝“公理战胜”，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前组织演讲会，一连讲了3天，李大钊、蔡元培等人发表了演讲，高一涵也登台演讲。这是高一涵初次登台演讲，面对众多的听众，他虽然心里很紧张，两腿直打战，但还是坚持讲完。
因陈独秀到北大任职，《新青年》编辑部也就由上海迁到北京。《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高一涵参加了《新青年》第三期的编辑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从1915年《新青年》发行始，至1921年第9卷第1号，高一涵先后撰写了26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论述政治、哲学、法律等问题，如《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乐利主义与人生》、《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老子的政治哲学》、《自治与自由》、《读弥尔的政治哲学》、《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省宪法中的民权问题》等等。在这些文章中，高一涵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分析、比较、评说，目的在于“以政理启政例”，以改造国家，抨击北洋政府与军阀政客瓜分政权而置人民的福利、国家的根本问题于不顾的丑恶行径，认为现在的革命就是要打倒军阀，使全体国民享福。高一涵对青年人寄予了厚望，号召青年要“练志、练胆、练织”，告诫青年对于国家命运应该“第一，戒在抱悲观；第二，戒在图自了”，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尽责尽力，奋斗不已。由于胡适企图独占《新青年》这块阵地为宣传自己的改良主义服务，扭转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遭到鲁迅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反对。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了一个新杂志——《每周评论》。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刊物。此时，高一涵又成为该刊的撰稿人。《每周评论》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宣传，为五四运动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1919年5月，沉寂的中国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学生高举革命火炬，冲锋陷阵在前。高一涵置身在这浩大的洪流中，欢欣鼓舞，精神振奋。6月10日下午，高一涵与陈独秀等人到中央公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他们把传单放在没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喝茶的人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高一涵他们大为高兴。11日晚，高一涵与陈独秀、王星拱、程寅生、邓初等五人来到前门外珠市口西一家“浣花春”字号的川菜馆就餐。他们或衣襟鼓起，或带着一只手提包，包里装的正是《北京市民宣言》。吃完晚饭，王星拱、程寅生往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而高一涵与陈独秀、邓初则来到新世界，因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灯光如昼，不便行动，高一涵便提议到屋顶花园。此时正放露天电影，他们趁机把传单撒了下去。不巧陈独秀被暗探抓住，高一涵见情况不妙，便跑上天桥把手中的传单全部抛下，迅速脱去长衫，丢掉草帽，下楼钻进混乱的人群，摆脱了密探，与邓初二人脱离了危险。
1920年9月，高一涵参加了新青年社。
1922年4月，高一涵与北京各界人士二百余人共同发起非宗教运动。该运动的发起词列举了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的种种罪行，揭露了“耶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工具，传教士是侵略的先锋队”。发起词郑重宣布：“我们非宗教的最后目的，是笃信科学，尊重人们的自觉，拒绝帝国主义者的愚弄、欺骗，反对他们的侵略，要求自主、独立，极力铲除依赖性……力求自力更生，自求多福，加强四万万人民的觉悟和团结，争回已经丧失的领土主权，做一个有理智、没有迷信、头脑清爽、自由自在和自信的国民。努力钻研科学，追求真理，为广大的人类造福。使四万万同胞向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前进。”
非宗教运动得到北京各界人士的响应。1922年5月10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成立了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并在许多大中城市设立了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