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葡萄，从清代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撰修的《敦煌县志》有记载，到1990年在敦煌形成一种产业，竟费时160余年！至2003年，党河绿洲葡萄保存面积达12000亩，南湖绿洲葡萄保存面积达12614亩。2004年，南湖绿洲葡萄保存面积达13994亩，盛果期葡萄面积达9000亩，全乡葡萄产业收入达5000万元到5500万元之间，人均葡萄收入达4000元。
当我们在时光老人的隧道里摸索了一百多年之后，笔者在敦煌看到的葡萄还只是一种八九月成熟的鲜食葡萄。这种葡萄栽培数量极少，在殷实之家的庄前屋后有一架两架而已。1952年春，敦煌农村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平均分配之后，1958年夏，敦煌农民走上“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欢欣鼓舞地当上人民公社的社员，拆去旧庄院，兴高采烈地住进新建的“农庄”后，葡萄在敦煌大地上基本绝迹了。
1958年，一双慧眼在敦煌县园艺场闪烁着。原为敦煌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因少年时代糊里糊涂加入过三青团的历史问题而被贬到敦煌县园艺场当工人的乔国宝，向时任园艺场副场长、建国前任过渠正、建国后任过敦煌县人民政府水利科副科长的叶万才建议，从新疆引进无核白葡萄。叶万才不识字，在务果园方面却是有心人。他对乔国宝的建议言听计从，即同意乔国宝赴新疆吐鲁番去引进无核白葡萄。当时，吐鲁番没有现成的葡萄苗木，乔国宝即买来无核白葡萄条1000根，两头剪口用蜡封住，用毛毡捆包运回场里，开始育苗。苗育成后，在吴家沙窝定植了4亩。
也许是“以粮为纲”的方针难以逾越，也许是人们长期都处在饥馑之中，也许是叶万才在“四清”运动中因“渠正”的历史问题已被开除公职，1959年定植在吴家沙窝的无核白葡萄竟自生自灭，无人问津。1972年秋，韩素音来敦煌参观访问。奉上级命令，园艺场把上年用蒸笼晾成的一把葡萄干送到县上招待客人。就在敦煌园艺场定植在吴家沙窝的无核白葡萄自生自灭、无人问津之时，1965年，酒泉行政公署农林牧局局长孙光涛、林业科副科长兰树和技术干部魏毕升提出引种新疆无核白葡萄。同年，林业科从新疆吐鲁番引进一批无核白葡萄苗，分给阳关林场2000株。1966年春节过后，魏毕升来到林场，指导着将这批葡萄定植在沙梁道和场部附近，并提出搞一部分棚架和篱架。沙梁道没有防护林，一个春天过去，刚刚定植的葡萄苗大部分被风沙打死，定植在场部附近的葡萄苗又被山洪淤积致死，仅剩下28棵。因此，职工对引种无核白葡萄已丧失信心。但此时担任会计、技术员的李永恒，却认为引种新疆无核白葡萄是阳关林场摆脱单一经营，提高林场经济收入的希望。他坚持对仅存的28棵葡萄给予管护。天道酬勤，苍天不负有心人。1969年，28棵葡萄开始挂果，林场职工第一次吃到了无核白葡萄。翌年，阳关林场产葡萄120斤，其中有一棵葡萄的产量达到40斤。李永恒在库房窗口挂了几串葡萄，第一次在阳关林场制成了葡萄干。
1966年秋，甘肃林校毕业生王世让分配到阳关林场任技术员。从1967年开始，王世让、李永恒陆续用插条法育出一部分葡萄苗，使阳关林场的无核白葡萄增加到318株。1971年秋，李永恒与敦煌县林业站的技术员高正录去新疆引回葡萄苗4000株，其中分给阳关林场2000株。翌年，阳关林场新定植葡萄80亩，由祁寿负责管理。新定植的葡萄成活率在80％以上。此年，阳关林场无核白葡萄面积已达100亩。时任阳关林场场长的崔兆林对发展葡萄是个热心人。每当风沙袭来，他就奔葡萄地，用树枝插挡风墙。崔兆林的继任者刘义也是一位建国初期的老干部，他对葡萄更是日夜操心，天天不忘。他在阳关林场建起了第一栋葡萄晾房。1976年，阳关林场成立园艺队，任命王世让为队长。从此，王世让与无核白葡萄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3月，李永恒任阳关林场场长。在阳关林场发展无核白葡萄的事业，把李永恒、王世让牢牢地拴在了一起，他们的汗水和全场职工的汗水都浇灌在了葡萄上。从此，阳关林场发展葡萄的速度加快了。
李永恒是甘肃武威人，1951年毕业于设在兰州的西北革命大学。他是一个豁达、忠实、憨直的人。在阳关林场，他从精心呵护28株葡萄开始，与王世让互相切磋，同心同德，一年一年共同摸索着新疆无核白葡萄的越冬、灌水、施肥、修剪的技术措施，为以后阳关林场无核白葡萄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3年春，李永恒调离阳关林场，王世让任场长。此时，阳关林场已有无核白葡萄240亩。
1982年，阳关林场在王世让的领导下，承担了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达的《制干葡萄丰产栽培技术》的科研课题。他们学习新疆经验，从灌溉、修剪、生长促控、越冬防寒及制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研究试验，实现了制干葡萄三年挂果，四年平均亩产达到500公斤以上，七年至八年葡萄亩产达到1000公斤，丰产园达到2000公斤以上，含糖量达到23％，出干率达到20％的课题目标。此科研成果获得敦煌市、酒泉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他们抓住扩大葡萄面积的目标不放，集中全场财力，迅猛发展葡萄面积。到1987年，全场无核白葡萄面积已发展到1044亩，其中挂果面积达到200亩，年产葡萄40万斤。
此刻，作为国营农林场站在发展葡萄产业上应有的示范带头先锋作用，阳关林场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犹如一面鲜艳的红旗，矗立在龙首山上，猎猎飘扬。
（二）
一石击起千层浪。阳关林场葡萄产业的迅速发展给予了人们以很好的启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句话的道理。1981年春，酒泉地区农副二级站提出在敦煌发展无核白葡萄生产。他们的设想是发展无核白葡萄生产后，再发展葡萄制干，农副二级站将葡萄干收购后作为商品销往全国。他们经过说服、动员，在党河绿洲的一些村、队及南湖绿洲的北工、阳关、南工、营盘林场定植了大片的无核白葡萄。当时各村林场没有定购粮任务，所以各林场定植一部分葡萄就顺当了许多。为了在敦煌发展葡萄，酒泉地区农副二级站供给苗木，给南湖乡各村林场打了井，拨给了购买架材的补助款。南湖乡二墩农场是他们发展葡萄的重点，他们在二墩农场投入20万元资金，其中10万元给农民购买架材，10万元修建了从三道水到芦草梁的渠。然而，在当时的农村经营体制下，农民仍看不到葡萄成为商品后给自己带来的利益。他们的心没操在葡萄上。所以，当年定植的葡萄存活率不高。1982年底，随着“不留集体经济的任何痕迹”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1981年定植的葡萄无影无踪，酒泉农副二级站拿出的几百万元发展葡萄的票子顿时成了无头债，打了水漂。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发现智者和勇者往往是孤独的。时任南湖乡党委书记的吴永红是土生土长的南湖人。他对阳关林场发展无核白葡萄成功的示范意义和酒泉农副二级站扶持葡萄生产失败的教训看得清清楚楚。阳关林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一班坚持不懈的人。南湖各村林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时机不好。南湖农民要富起来，仅靠种粮和种粮后复种几个胡萝卜、甘蓝是不行的，还需要有过硬的能变钱的商品。他认准，葡萄、葡萄干定能成为使南湖人民富起来的商品。
吴永红认为，凭他做农村工作十多年的经验，凡要农民做某件事，不给农民做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样子是不行的。当时，阳关林场挂果的葡萄已有一百多亩，社办林场挂果的葡萄已有七十多亩。1982年2月，他让弟弟、时任二墩农场场长的吴彩华带领孙占军、许正福赴新疆鄯善调来无核白葡萄苗23000株，统一定植到二墩农场，面积达到70亩。同时，吴永红决定各队都要拿出一定数量的耕地种植葡萄。公社党委决定从1982年起，在五年内全乡发展葡萄2500亩，人均半亩，人均增收200元到400元。他们决心把南湖建成“中国的第二个吐鲁番”。
1984年春，敦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增茂认定种植葡萄是改变南湖农业结构的正确道路。他提出在南湖发展葡萄5000亩。同年夏，中共酒泉地委书记郭振江在二墩农场召开全区发展葡萄现场会。在此之前，他曾与南湖乡领导和农民座谈，人们一致认为定征购粮任务是南湖发展葡萄商品生产的障碍。故在此会上，郭振江提出给南湖乡减免征购粮任务60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