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民力维艰、百废待兴的时代。据1960年任子宣执笔著《新敦煌县志》记载，惠煌渠全长19．8公里，渠口宽12米，深1．7米，新建进水闸、退水闸、节制闸、溢洪道各一座，跌水44座，木桥4座。此工程用工28768个，用柴草129万斤，木料1633根，用水利贷款5．5万元。限于当时的物资条件，此工程只能采用裁弯取直、挖高垫低、插柳护岸逐级修建跌水闸的标准修建。由此可见，此工程完全是当时的敦煌农民及参与施工的技术人员、干部一镢头一铁锨地用自己的血汗修成的。此渠忠实地为敦煌人民服务了15年，直至1966年总干渠修到县城才废弃。
1999年春，笔者赋闲之后，在敦煌市水电局总干渠管护队防护林开辟种植了一片桃园。在桃园北，笔者看到了四十多年前秦学仁参与领导修建的一段废弃的惠煌渠。此段惠煌渠虽经风沙掩埋、废弃了四十多年，而渠底仍是那样宽阔，渠堤仍是那样高壮。堤旁长着几棵苍老的柳树。那几棵柳树的主干两人才能合抱，树头虽老被砍去，但新发的枝丫仍挺拔直立，生机勃勃。闲暇，笔者常去那段残堤漫步。有时竟想起秦学仁领导农民修渠时的艰苦之状。后赋诗一首：
《望惠煌渠边老柳有感》
身粗近丈枝丫细，
惠煌渠边迎风立。
渠废水断忍渴苦，
每逢春来又发枝。
形影相吊无所依，
寒风凛冽声呜呜。
皮裂纹深说岁月，
总忆当年护渠时。
此刻，我仿佛看见六十年前，从上永丰渠口到黄墩子绵延20公里的惠煌渠工地上，衣食俱缺的800名敦煌农民挥汗如雨在垒堤，在修闸；我仿佛看见秦学仁在修渠工地与农民促膝长谈，商量保证质量、提高工效的办法。
从1949年11月秦学仁参加革命工作，至1956年，他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工作了整整7年。在此7年中，县人民代表、敦煌民政科副科长、农牧科副科长他可以当，修惠煌渠的先进工作者他也可以当，但却不能当中国共产党员。此事原因，据秦学仁在生前遗稿《党河流水》中说，1946年3月，他在上东街小学时加入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任三青团副分队长。该职务有敦煌县三青团干事长程晖签发的委任书。他参加革命工作后，将这段历史如实向党组织作了交代。但到1952年审干时，审干办公室负责人李荣又硬说秦学仁在三青团的职务是分队长而不是副分队长。秦学仁因不承认此认定与李荣多次发生龃龉。李荣指责他对党不老实，使秦学仁长期陷入极度苦恼和愤愤不平之中。一个说是，另一个说不是，双方多次争执不下，使李荣恼羞成怒，遂向县委书记、县长建议让秦学仁停职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但县委书记、县长没予批准。此后几年，秦学仁几次申请入党都以“个人历史不清”而不予批准。县委书记黄仕福曾做秦学仁的入党介绍人并向中共酒泉地委汇报他的工作情况，也未能改变他的命运。此事直到1966年搞“四清”运动批斗秦学仁在东街小学的老师李丰元时，李说出他是东街小学三青团的分队长，秦学仁是副分队长。可惜一切都晚了。此外，秦学仁揣测自己之所以在1956年前不能入党，还因为那个用父母的血汗买来的地主成分。
3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56年的8年间，一切都很顺当。试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分子被镇压下去了，土地改革实行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来到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那是一个令人意气风发的年代。人人脸上都挂着纯真的笑容，人人心里都充满着希望和理想，老少有礼，进退有仪，民风淳厚，人人都以诚实的劳动、热情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开创着美好的未来，人人都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此刻的秦学仁，虽不时为不能入党而隐隐苦恼，但心里更多的是投身时代洪流的豪情。每当他哼着“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安排做主人”的那首歌时，一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自信之情便油然而生。
然而，中国大地在平静中已经孕育着风暴。难忘而苦难的1957年悄然来到了。
难忘而苦难的1957年，是新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秦学仁个人历史的转折点。
难忘而苦难的1957年，是新中国命运的分水岭，也是秦学仁命运的分水岭。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开了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同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号召人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同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以毛泽东同志于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进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与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如此庄严的号召，美好的愿望，边陲敦煌的大小知识分子、大小干部无疑是欢欣鼓舞，衷心拥护，雷厉风行，不含有一丝一毫疑虑的。
执政仅仅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边陲敦煌人民心中的威望之高、信誉之强、号召力之大，是任何政党不能望其项背的。然而，此刻敦煌县委号召人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却又使人们不知说什么好。座谈会上，鸣放会上，一些人足将进而踟蹰，口将言而嗫嚅，言不及义，不知所云。一些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每逢此时，秦学仁及一些耿直之士便秉公直言，慷慨陈词，对县长、书记及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缺点、问题提出批评和意见。人们越是疑虑，秦学仁便越是要吹旺诚挚的熊熊之火，让种种疑虑化为灰烬。人们越是观望，秦学仁便越是要加速坚定信念的铿锵之轮，将观望碾成粉末。
1956年修惠煌渠时，秦学仁来请县长批材料，他四次求见而不得入室。在全县干部鸣放会上，秦学仁批评这位县长抓工作是“抓住了芝麻，丢了西瓜。牛往眼前过，你不察觉，胳膊底下跑过个臭虫你穷追不舍。平时工作不抓大事，尽抓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秦学仁还将锋芒直指原县长王某某。他在鸣放会上说：“王某某抓农业不如黄仕福。”
秦学仁针对工作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说：“党员说话顶千斤，非党员干部说话没人听。”
秦学仁批评一些党员干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秦学仁还抨击一位非党人士当科长是败坏了敦煌县人民政府的门风。
肺腑之言，语重心长，掷地有声。敦煌县人民政府整风领导小组将秦学仁在几次鸣放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印发全县，还加上按语：“秦学仁同志的发言谈出的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值得注意。我们工作中确实存在那些问题。我们都要像秦学仁那样帮助党整风。”
与此同时，敦煌的一些敢言之士都针对全县或自己单位的工作问题和领导作风问题提了许多意见和批评。
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犹如晴天霹雳，把那些善良的人们打入五里雾中，不知所措。人们都在问：“这是为什么？”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一张大网已不动声色地张开。而在此前的6月6日，中共中央仍在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本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全文。这次发表的全文，增加了在大鸣大放时人民如何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风向变了，一切都在一夜之间变了。
“和风细雨”变成了“残酷斗争”。“言者无罪”变成了言者有罪。“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帮助党整风”变成了“向党进攻”。革命的同志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无休止的批斗，无休止的交代，震天响的口号，森林般挥动的拳头，流不完的眼泪，都使那些处在小城中的只想对党知恩图报的敢言之士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之中。
同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结论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的估计。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肥。”“枪打出头鸟。”“墙倒众人推。”在1957年秋天，这些民谚在敦煌敢言之士的身上不幸应验。同年冬，笔者的母校敦煌中学教历史的居浩然老师、教文学的雷久中老师、敦煌县工农业余教育办公室主任王振华老师、南街小学童契文老师、敦煌县文化馆馆长严显、敦煌县农科所技术干部马秉华等三十多人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苦难的1957年，已成众矢之的的秦学仁何以逃出了厄运？重如千钧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何以没有戴在他的头上？秦学仁在临终前曾对笔者说，敦煌县委在开会研究将他定为右派分子的给地委的上报材料时，常委之间分歧意见很大。一些常委欣赏秦学仁的才干，不忍心将一位才华横溢、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的同志推入地狱。但是，众口铄金，把秦学仁定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最后还是上报中共张掖地委了。这个情况是担任中共敦煌县委常委会记录的郭法孝向他透漏的。郭法孝于1957年11月自杀。
令秦学仁寝不安眠、食不甘味、思想极度苦闷的1957年熬过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疯狂的1958年。
他违心地领导全县机关干部、农民背上行李、口粮，风餐露宿，历时三个月，从七里镇向北到北湖崔家井子，经砂石墩、南渠至安敦县界栽植宽约50米、长达300里的防风林带。当时称此防风林带为“绿色长城”。但因为那些地方无水，最终落了个人走树死，劳民伤财的结果。
他冷冷地看着“大跃进”的浮夸风一天猛似一天。昨天刚迎百斤重的葫芦、5尺长的黄瓜、两米长的豆角、10斤重的梨的“喜报”，今天又放了一亩地上了百车粪、一夜完成几百亩条田的“卫星”。
他痛苦地预感到“放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化”和一夜间一哄而起的对社员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二十包的人民公社将给敦煌农民种下祸根。他悲愤地看到敦煌县委一些人毫无实事求是之意却有哗众取宠之心，用嘴巴把小麦全县亩产平均千斤的“卫星”吹上了天。
此刻的敦煌县犹如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天天吹一连串肥皂泡，以取悦于他的父母，求得赐给几块糖吃。
对人民事业负责的良心，多年所受的实事求是的教育，使他坐卧不宁，日夜揪心。他终于在一次干部会上拍案而起，对那些说假话，大搞浮夸风的祸国殃民者给予当头棒喝：“小麦千斤县是吹牛！我当农牧科长，小麦一亩能打多少斤，难道我不知道吗？”他无私无畏，此刻早已将自己的进退安危置之度外。他在党和人民的事业成败之际，他在人民的疾苦面前没有闭上自己的眼睛，更没有三缄其口。在非常年代，他与人民同甘共苦，同歌同哭。
然而，那顶重如千钧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悬在他的头上。在那个非常年代，人间与地狱之门仅差一步之遥。
1958年深秋，秦学仁带领一帮人在三危、五墩检查秋收。一天，敦煌县委通讯员急急匆匆找到乡下，通知他即回县上。第二天，县长找他谈话。在县长办公室，二人坐定，面面相觑，都不说话。秦学仁在令人窒息中等待了许久，县长仍不开口。秦学仁是个直性子，终于没沉住气，说：“张县长，有啥事你说。你不说你难受，我也难受。”最后，县长说：“同志，你的问题批下来了。张掖地委给敦煌的右派分子的名额少一个。把你的材料报上去后，我们认为他们不会批，谁知人家批了。”秦学仁说：“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此时，他们两人还能说什么呢？
与县长的一席谈话结束后，意味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端端正正地戴到秦学仁的头上了，意味着秦学仁被打入了“另册”，意味着秦学仁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同列，意味着秦学仁带着镣铐跳舞的日子开始了。一顶无形的“帽子”残酷地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上一个世纪后半叶，我们常听人说，当年给一个县一个单位多少人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是有数量任务的。这数量的多少是中央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干部、知识分子中估计的比例决定的。这种说法，我们终于从张县长对秦学仁的谈话中得到了证明。敦煌县委不得不给秦学仁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因为张掖地委分给敦煌县划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任务没有完成，还少一名。其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革命队伍的纯而又纯。此刻，笔者想起了王明曾挥舞一时而让多少革命志士人头落地的“为中共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那面破旗。难怪革命导师马克思告诫我们：“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此刻，笔者想，在秦学仁的刚正、无私、忠诚面前，一些人表现出的自私、冷酷、淡漠、圆滑显得多么肮脏和丑恶！
此刻，秦学仁报国无门，英雄末路，“栏杆拍遍，吴钩看了，无人会登临意。”啊！当年风风火火，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叱咤风云的敦煌人物，满腔悲愤对谁说？呼天，天不应；问地，地不语；再问党河，党河悠悠水自流。岁月蹉跎，清泪不干。“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从此，在敦煌，一些人不再愤懑地指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从此，在敦煌，一些人对那些以私害公、利禄熏心、假公济私的蛀虫们的种种恶行三缄其口。保持沉默。
从此，在敦煌，一些人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了眼睛。顺风跑，顺竿爬，成了他们的做人准则。
此后，一些人在多年的造神运动中虔诚盲从。
从此，一些人在以后多次的政治运动中停止了思考，领导让往东，他不敢往西，领导让撵鸭子，他不敢赶鸡，无奈地自保。
从此，一些人唯权力是瞻，在以后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对同志冷漠、冷酷甚至落井下石，心狠手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