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社员与秦学仁都在苦挣苦熬。而秦学仁一家却是苦上加苦，雪上加霜。秦学仁头上重如千钧的“帽子”，使他作为人的尊严不复存在，儿女们也遭受歧视的白眼，同工不同酬的侮辱，上学、招工、招干的权利被剥夺。
1966年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乍起，秦学仁在劫难逃。从此，无休止地被批判、被斗争，无休止地交代、请罪是他的家常便饭。他昨天在生产队挨斗，今天在大队挨斗，明天又去公社挨斗。甚至走在路上，地里干活的农民之中也有好事者——只须一声喊，就可喝令他站下挨一顿批斗。那时的所谓批斗，充其量不过是一顿辱骂而已。同年7月的一天，村上命令所有戴“帽子”的分子高举写着自己头衔（是什么分子）的牌子到打麦场上接受批斗。秦学仁举的牌子上写着“右派分子秦学仁”。批斗会开始，主持者三言两语之后，即喝令各类分子逐一汇报劳动改造结果，这实际上是事先商量好的毒打各类分子的信号。在前的分子刚刚开口，敦煌中学校长程晖（戴“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陈道普（戴“地主分子”的“帽子”）就被打得满头满脸血流如注。在这第一次“12级红色台风”中，秦学仁因为50年代同事姬福的暗中保护，幸免一顿饱打。第二天，吕家堡公社又召开阶级斗争大会。会场四周民兵站岗放哨，打手鞭棍在握，一派肃杀之气。他们如法炮制，对各类分子逐个点名，令其出列，鞭棍齐下，无一幸免。会场中的贫下中农群众对此惨景不忍抬头目睹。40多名各类分子有20多名被打得不能行走，有的用架子车拉，有的人抬，有的人背才回到家里。这次台风，又因姬福暗中保护，秦学仁只挨了两棒。此次“12级红色台风”之后，就有被毒打者上吊自杀。接着敦煌县城又刮起“12级红色台风”，将秦学仁等人押解到县城游街示众。在人潮涌动的敦煌街上，群众木然地站在街道两旁，游街示众的各类分子胸前挂着牌子，垂头丧气地在街中缓缓走着。秦学仁却与众不同，昂首阔步，目不斜视，似有革命志士“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气概。
毛泽东生前有一句名言：“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看看人民群众是如何对待遭难的秦学仁，我们就会对这条至圣教诲有深刻的理解。秦学仁1966年9月第二次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之后，漳县二队绝大多数社员都安慰他：“做官不如民富贵。”那年春节，大队强迫让秦学仁给全队贫下中农拜年。每到一户，社员都给他让烟、让茶，他不敢接。当过大队书记的张万成说：“你接住，工作组又没跟着。”社员让他吃喝，他不敢。贫农程道恕说：“你放心吃，放心喝，黑的白的我们心里知道。”他给社员鞠躬，社员急忙挡住说：“老秦，你不要这样，我们担不起。都是工作组为难你。”老农民陈正业说：“你放心好好劳动，我们能过去，你就能过去。”他逐门拜年，还不到全队的一半，队长吴生珍就让他回家。他说不行。吴生珍说：“话从我嘴里说出，我给工作组说你拜完了就拜完了。”在回家的路上，秦学仁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在刮“12级红色台风”时，押队的青年农民刘炳财悄悄对他说：“把牌子举好，今天开会研究不打你。”有一天，他拉土垫圈时思虑眼前处境，昏倒在地。民兵排长程道俭用车把他送回家，宽慰他到深夜方回。那年冬天，秦学仁戴着上写“右派分子”的白袖套与社员下湖滩拉柴。同行的社员硬要他取掉白袖套，并愤愤地说：“那是侮辱人的不讲天良的做法。”他赶车走在路上，路人向他点头问候：“放宽心，苍天有眼。”在地里休息时，他抱着锄头沉思。农民宽慰他：“保重身体，委屈是暂时的。我们能活下去，你也能活下去。”批判斗争会上，除少数几个跳梁小丑之外，众多社员都沉默不语。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人民群众是最公正的。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时代，最有资格讲“实事求是”四个字的是人民群众。
经不住历史考验，经不起人民考验的东西往往是短命的。1969年12月，敦煌县公安局王洪毅在转渠口召开的三个公社群众大会，宣布摘掉秦学仁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秦学仁第二次戴了三年零两个月。此刻，秦学仁觉得历史又锻打了他一次，又磨炼了他一次。他心里更亮堂了。在此之前的7个月，秦学仁与三十多个社员去长草沟给青海石油管理局修房子，人们一直选他给众人做饭。一天，队长吴生录来到长草沟工地，他趁无人，悄悄地对秦学仁说：“准备给你摘‘帽子’。县公安局的人在队上调查已经好多天了。他们逐门逐户走访，大人小孩没一个人说你的不是的。参加生产队会的八十多人，个个签名盖章，一致同意给你摘‘帽子’。在家的人也都争着给你添个名字，以表心愿。队上让我来长草沟，让他们也说个话。”当晚，在长草沟干活的社员开会，一致举手给秦学仁摘“帽子”。当晚，秦学仁回到家中，妻子女儿为他大哭大笑。
不过，他们举家相庆还嫌早了一点。严寒未过，乍寒乍暖的春天还很遥远。对秦学仁来说，撕心裂肺的灾难还在后头。与时代的阴影一刀两断，把魔鬼一个早上就锁入“潘多拉盒子”，那只能是一个例外。
1978年5月5日，秦学仁的二女儿晓平患神经病投井身亡。晓平出生于1956年7月。秦学仁被打成右派分子时，她才2岁。初中毕业后，由于她刻苦学习，聪明伶俐，考入敦煌中学高中部。秦学仁视此女为掌上明珠，省吃俭用供她上学。但她周围的几个同学受“左”的思潮影响，对晓平百般歧视。校团委欲让她入团，她背后的那几个同学设计让她背上莫须有的“恶名”。她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几个同学对她脚踢拳打，把唾沫吐到她脸上。唾沫淌到衣襟上，还不让她去擦。在班上，四处散布她家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分子，把她称为“秦小右”。晓平受尽欺辱，心理负担沉重，最终使精神错乱。为给女儿治病，秦学仁倾其所有，领上女儿去兰州、天水、酒泉问医，均无效。晓平终于在一天深夜出走，投入井内身亡。三女儿小风因糖尿病久治无效，也于1983年7月亡故。
人生最大的悲痛之一莫过于黄叶未落绿叶落，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过五年，两女相继亡故，这难道与秦学仁所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无关？难道与当时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反动血统论无关？我们今天还要到哪儿去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铁证呢！生活中的苦难、歧视都可以忍受，而政治虐待，把思想健全的人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视为异类，视为敌人，却是一般正常人不能忍受的。在那个非常年代，很多人发疯以至最后走出“社会主义”的大门，或许就是解脱的唯一办法。
6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友善，和衷共济。发展经济应遵循固有的规律，别人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应是我们共同的财富，而夜郎自大、故步自封、因噎废食、标新立异，难道还把我们害得不够吗？
1978年12月，中共敦煌县委决定对秦学仁的右派分子问题予以改正，所有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恢复公职。在此之前，当敦煌县农技站书记田永丰、副站长靳明章、落实问题专干刘麒与笔者去漳县二队找到秦学任，劝慰他尽快去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报到，尽快回县农技站工作时，他抱头大哭，泪如雨下，不出一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秦学仁是个硬汉子。那个年代的人们强加给他的漫长的、惨烈的苦难、冤屈、压迫，秦学仁此刻已无语言能够倾诉，也不愿向人们倾诉。
1979年元月1日，秦学仁到敦煌县农业局报到，恢复工作。当时，分工让他做农业经营管理工作。他常下乡，了解农情。那时，范登举建温室大棚种蔬菜，增加农民收入的事已在敦煌全县产生影响。范登举多种经营之举已有冲破“以粮为纲”牢笼的势头。秦学仁敏锐地看出了这个典型的意义。他逢会便讲这个典型，下到村里时也讲这个典型。不几年，在敦煌建温室大棚发展蔬菜种植便成燎原之势。范登举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去北京中南海参加了颁奖大会。1981年7月，秦学仁被敦煌县委任命为种子公司经理。这时，他已52岁了。其时，敦煌县种子公司因组建时干部非专业化、“瘸骡子站店”未抓住机遇等问题均暴露无遗，其经营已存在诸多问题。秦学仁走马上任后，知难而上，发扬他认准的事就要一抓到底的作风，力排众议，调进推广中单2号玉米种子10万斤，建立转渠口、肃州、敦煌县良种场三处良种繁育基地，每年繁殖小麦、玉米种子140多万斤。为方便农民，他决定在县城新增蔬菜种子门市部3处。他从新疆引进“哈密红”、“红优2号”、“早花”西瓜新品种叫农民试种。仅过两年，这些新品种就在全县得到推广。新业初创，公司经营效益显著增长。蔬菜种子门市部年营业额达到54000元，经营利润20000元。秦学仁上任仅两年，敦煌县种子公司就还清了历年贷款11万元。1983年敦煌县种子公司被评为甘肃省种子公司先进单位。秦学仁还去省里参加了颁奖大会。1984年，《人民日报》登载了敦煌实行小麦种子精选的通讯报道文章。同年10月，秦学仁从敦煌县种子公司经理任上退居二线，调到敦煌县整党办公室工作。
1991年5月，秦学仁从敦煌县农村经营管理站退休。他丹心不泯，壮心不已，仍时时关注着敦煌党风、政风乃至国家发展进步和人民的疾苦。他不时以诗词歌颂或抨击，也不时以诗词述写往事。
2001年元月，笔者在兰州与敦煌县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平不期而遇。他说老秦在兰州住院，病已沉重。我们去医院看望，坐在他的病床前，望着他消瘦的脸庞、深陷的双眼和泉涌般的泪水，我竟不知如何安慰他。回敦煌时，我与秦学仁同坐一节车厢。那天，刚一坐定，我就意识到，此刻应该去他的坐厢探望他，与他聊聊，以减轻他的痛苦。那天上午和下午，当他清醒时，我与他谈了很多。我找的话题多是他光荣自豪的早期工作。我深深意识到，秦学仁的一生浓缩了我们国家半个世纪的历史，它将给我们留下沉重的思考。
元月22日，秦学仁病逝。应同志们要求，笔者在追悼会上致了悼词。
敦煌市前副市长李增茂送挽联：
一身正气，仕途坎坷，一心为公，无愧人民；
两袖清风，两代多难，犹赖志坚，无愧子孙。
敦煌县教育局督导室主任祁铭送挽联：
天下皆春色，吾门独素风。
漳县村民送来“功在乡里”的挽幛。
笔者题送了“斯人是人”的挽幛。
秦学仁在病中时，自知自己不久于人世，他曾自拟的绝笔联“一肩明月来，两袖清风归”，悬于灵堂两边。
荣辱沉浮，岁月蹉跎，壮志未酬，终为土灰。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历程。
7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无法选择自己的血统，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
秦学仁把血气方刚、纯正无邪的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为党、为民尽忠的理想和信仰。而这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却被1957年中国大地上的政治风暴摧残殆尽。
古往今来，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然而，秦学仁却用自己铮铮作响的傲骨给我们奏出了一曲忠心报国、一心为民、刚正不阿之歌。
“反右派运动”使我们得到了什么又使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得到的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万马齐喑，举国无声的政治困境。我们失去的是千百万铮铮敢言之士，千百万颗拳拳报国之心。我们制造了一批又一批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我们曾经因人废言，因言废人。我们对自己的同志干过多少收蛋杀鸡、卸磨杀驴、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的事！
伟大导师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要是思维正常的人，无不希望自己生活在友好、友谊、友爱的氛围中，无不希望自己的周围充满善意、善良、善举。然而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右派分子”是“敌人”。我们或把它们放逐于深山老林之中，或把他们圈禁在荒漠深处，或把他们置于人群的监督之中。在深山老林，在荒漠深处，他们疾呼，没人听；他们呐喊，没人闻；他们愤怒，没人知。一切都最终归于无声。独自徘徊谁共语？在人群的监督之中，他们不能言，不敢怒。他们以泪洗面，处处白眼，朋友不敢见面，亲戚不敢相认。他们参加集体劳动，有的人动辄恶言秽语以辱，有的人动辄拳脚以加。一些人性还未泯灭的人，对他们同情、保护，善举都是偷偷摸摸的——哪怕是送两个鸡蛋，送一把烟末，送半块馍，让他喝一口汤。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们被排除在一切政治生活之外。他们作为人的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被彻底取消了。他们存在于社会上，形同没有灵魂的僵尸。人世间哪里还有比这种猫玩老鼠的把戏更残酷、更能折磨人呢？敦煌人常说要把人当人对待。我们那时那样做难道是在对待人吗？每想到此，我们便受着良心的煎熬，也标志着人性的开始恢复。
痛定思痛。假如在那难忘的1957年我们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宽容一点，对他们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深深思考一下，我们就可能认识、发现他们“言论”中的真理的内核，我们就能找到较为平坦的建国之路，就可能早些灌溉民主的幼芽，早些举起以德治国的旗帜。
假如在那难忘的1957年，我们的头脑冷静一点，不要感情冲动，具体分析那些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初衷，联系他们较长时间对人民事业的态度，我们就不可能犯因言废人的错误。那些具有敏锐的思想、出众的才华，敢言的魄力的数十万英才，就可能成为建国的宝贵财富。
假如在那难忘的1957年之后，我们回过头去，翻开历史，冷静地吸取一番教训，对自己的政治决策、政治智慧多提一点怀疑，扩展一下思维空间，可能就不会犯株连的错误。那种株连政策，使千千万万的人一出生就生活在负罪的歧视和压迫中。那种株连政策，残酷地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一生。
假如195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下达之后，我们不是仅仅做做样子，摘掉了少数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的“帽子”，而是老老实实改正扩大化的错误，那我们在建设民主、法治的国家中也会“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那么，1957年后十年“我们这代人又在一个月黑风高、烈焰熊熊的晚上，一边龇牙咧嘴唱着《造反有理》，一边像第三帝国的褐衫队一样，洗劫理性、洗劫科学、洗劫文明，最后自己也被洗劫得两手空空”的悲剧也许不会重演。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