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看过鲁迅书信集的人，大都知道，有一个叫李秉中的年轻人，鲁迅对他有特殊的感情。鲁迅借钱给他，帮他推荐书稿给胡适之，参加他的婚礼。虽然在鲁迅书信集只存22封书信致李秉中的信，但多数信件都推心置腹，仿佛鲁迅从此人身上看到了年轻的自己，格外的用心。
鲁迅给李秉中的第一封信是在1924年2月26日，大约是李秉中到西三条胡同拜访鲁迅，而没有见面，留了字条，鲁迅的回信也是一张字条，大致告诉李秉中自己什么时间在家里，什么时间在教育部上班，并且特地还注明，在教育部的时候也可以见客。
然而三个月后，还是26日，鲁迅接到李秉中一封借钱的信，在信里还求鲁迅给胡适写信，问问他寄给胡适的一本《边雪鸿泥记》能否出版。鲁迅在回信里说：“我现在手头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余须待端午再看，颇疑其时当有官俸少许可发，则再借三十元，无难，但此等俸钱，照例必于端午前一日之半夜才能决定有无，故此时不能断言。”
李秉中在信里大概说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譬如欠了别人一笔债，而那债主则催命一般地追着要。鲁迅对李秉中的真诚在这一句里坦露：“但如贵债主能延至阳历六月底，则即令俸泉不发，亦尚有他法可想。前所言之二十元如不甚急，当于星期五持至北大面交。”
这是两个人第二次通信，究竟是李秉中书信里的哪些气质打动了鲁迅呢。在接下来的书信里可以看出端倪。1924年9月24日，鲁迅回复李秉中的信：“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这封信不仅仅流露出鲁迅对李秉中的坦白，也在某个侧面表达了鲁迅在遇到许广平之前的寂寞，那时候，鲁迅的生活处于一种极度寂寞的时期，家庭因为兄弟反目而不得不搬出精心装饰布置的八道湾大宅，而婚姻生活则因为没有共同语言又不忍心离婚导致朱安女士无家可归而只能苦自己，借郁达夫的话说，处于性压抑时期。
而此时的鲁迅致李秉中的信，的确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解剖，还是在1924年9月24日晚上的这封信中，鲁迅还写道：“我自己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
鲁迅的这封掏心掏肺的信，果然极有毒性，李秉中看了此信以后，整晚上没有睡着。尽管接下来，仍然是张口向鲁迅借钱，但无疑，鲁迅已经把这个年轻当作朋友了。然而，李秉中是个热血青年，在1925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然后，又于1926年去苏联留学，正是在苏联留学期间，李秉中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大约梦到鲁迅在一个新房子里过活。鲁迅很是高兴，给他回了信。在信中谈到了自己正在和一群阴险的上等人在吵架。还建议李秉中少喝酒，“‘偷着到啤酒店去坐一坐’，我以为倒不妨，但多喝酒究竟不好。去年夏间，我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他又禁止我吸烟，但这一节我却没有听。”在信的末尾，鲁迅又写道：“你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回国？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因为这能使自己受苦。第一着须大吃牛肉，将自己养胖，这才能做一切事。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此，并不怎样颓唐。”
这一封信之后，李秉中又从苏联辗转至日本求学，1928年4月8日，鲁迅收到李秉中从日本来的信件及杂志，信里，李秉中有些关于要不要结婚的疑惑，向鲁迅请教，鲁迅回复时写道：“记得别后不久，曾得来信，未曾奉复。其原因盖在以‘结婚然否问题’见询，难以下笔，迁延又迁延，终至不写也。此一问题，盖讨论至少已有二三千年，而至今未得解答，故若讨论，仍如不言。但据我个人意见，则以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十九世纪末之文艺家，虽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赞颂固不妨，身历却是大苦。于是归根结底，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否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得病，像这样的话题，一定是召妓相关。大约是李秉中不大乐意结婚，而宁愿一辈子召妓，所以鲁迅才劝他的。然而，这封信之后，又是一年多无有音信。直到一年后，鲁迅回北京探母亲，才遇到李秉中，这一次，竟然遇到李秉中结婚。
《两地书·一一八》中，两次提到李秉中，1929年5月19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介绍李秉中：“前天幼渔来看我，要我往北大教书，当即婉谢。同日又看见秉中，他万不料我也在京，非常高兴。他们明天在来今轩结婚，想于上午去一趟，已托羡苏买了绸子衣料一件，作为贺礼带去。新人是女子大学学生，音乐系。”
第二天，鲁迅便带了许羡苏代为购置的礼物去祝贺，看到那个女大学生，相貌端庄，和李秉中很是般配。在给许广平的描述中，鲁迅的笔墨非常趣味，我录入一下：“昨天往中央公园贺李秉中，新人一到，我就走了。她比秉中短一点，相貌适中。”
然而即使是结婚以后，李秉中在后来的信中，还是有疑惑，向鲁迅多次问到。1930年5月3日，鲁迅关于婚姻的问题，又一次回复李秉中：“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未婚之前，说亦不解，既解之后——无可如何。”
然后，李秉中便在回信中列举了一大堆结婚以后失意的问题，鲁迅当时已经在和许广平幸福的婚姻里沉没了，不觉得婚姻有多痛苦，相反，婚姻给了他安定和希望。所以在1930年9月3日致李秉中的信中说：“结婚之后，有所述的现象，是必然的。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
1931年初，一个上海的小报记者，撰写假新闻，谣传鲁迅被捕。于是北京各大报纸纷纷转载，鲁迅第一时间通知北京的母亲，然而，远在日本的李秉中也看到了消息，写信给鲁迅，探听虚实，鲁迅收到信以后回复。后来，来信问及鲁迅现在的生活，鲁迅便将许广平生子的内容透露于他：“五年前有人将我名献段公，煽其捕治时，遂孑身出走，流寓厦门。复往广州，次至上海，是时与我偕行者，本一旧日学生，曾共患难，相助既久，恝置遂难。兄由朔方归国，来景云里寓时，曾一相见，然初所非所料，固当未尝留意也。孩子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
而一个月后，李秉中从日本东京寄来一身小孩子的衣服，也表达了他们的感情亲密。
1932年1月，李秉中的一个孩子早夭。鲁迅转折接到李秉中的信以后，立即回复，表达感伤。而此时的鲁迅正躲避在内山完造的书店里避难，上海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鲁迅逃离住所时也是净身出门，所有贵重的书籍和物品均来不及携带。
在同一时间，阅读鲁迅致许寿裳可知，海婴因为在阴暗的地主居住而生了疹子，没有办法，鲁迅便租住了高档的大江南饭店，房间里暖和了一些，海婴的病情才好。然而正是因为此举，鲁迅的“阔气”在上海是出了名的。在致母亲鲁瑞的书信中，鲁迅还提到自己离家的这几天里，家里遭了贼，偷去了许广平衣服三件，海婴有裤袜子手套等十件，厨房用具五六件，被一条，被单五六张，合共值大洋七十元。
而对母亲说的这一段话，在同一天晚上，也在致李秉中的信里说到了，大约是李秉中关心一起写作生活的同学许钦文，鲁迅便在信里说了一句：“钦文事我亦不祥，似是三角恋爱，二女相妒，以致相杀，但其一角，或云即钦文，或云另一人。”总之，许钦文的情况因为感情的事，而不大妙。
1932年3月28日李秉中写了一信给鲁迅，因为李秉中不久要回国谋生，所以，鲁迅没回复，然后四月间，李秉中便已回国，给鲁迅写信，大约是问寒暖，并希望鲁迅能帮助谋职。鲁迅在5月3日回复时赞赏了李秉中在信里所说的一些针砭时弊的内容，然而鲁迅告诉他说，这样清醒的文字，中国的报纸是不会发表的，他还写道：“危言为人所不乐闻，大抵愿昏昏以死，上海近日新开一跳舞厅，第一日即拥挤至无立足之处，呜呼，尚何言哉。恐人民将受之苦，此时尚不过开场也，但徒忧无益，我意兄不如先访旧友，觅生计耳（作何事均可）。”
当时国内的形式非常不好，上海一二八事变，鲁迅举家搬到内山完造的书店里避难，这种种现实都让鲁迅觉得哀伤。当时他写信给好友许寿裳时说，若是上海的房子被烧成灰烬的话，那么，只好全家到北京。当然，这是最坏的打算。而他的三弟周建人因为商务印书馆被烧失了业，不得不再谋饭碗。
还是在5月3日的信里，鲁迅向李秉中说了自己的打算：“我本拟北归，稍省费用，继思北平亦无啖饭处，而是非口舌之多，亦不亚于上海，昔曾身受，今遂踌躇。欲归省，则三人往返川资，所需亦颇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终于不动，未可知也。”
在已经出版的鲁迅书信集里，鲁迅致李秉中的最后一封信是1932年6月4日写的一封短信，告知李秉中他曾经寄了一张海婴的照片给他，但大约不一定会收到，因为北京朱安女士不一定会尽力办好此事，还有就是告知李秉中自己的通信地址为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李秉中在鲁迅交往的青年中可谓是异类，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青年，譬如一直依附于鲁迅的韦素园、章廷谦、肖军肖红等人；也不是前期依附后来背叛的文学青年，譬如高长虹、尚钺、向培良等；更不是为鲁迅购买外国书籍曹靖华等，或者和鲁迅走得很近的木刻青年们。他的身份一开始是一个并不勤奋的文学青年、借债者，而后来，则又成了武官，成了黄埔军校的学生，鲁迅自从接到他第一封信开始，到最后一封信，一直都充满了热情和希望，除了文字上他对鲁迅的认同和崇拜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性格。鲁迅觉得这个年轻人的个性和自己很像。所以，才一直关切着他。
单纯从鲁迅书信集里看李秉中和鲁迅的关系（因笔者没有读到李秉中致鲁迅先生的信件），鲁迅的热情颇让人疑惑，因为李秉中向鲁迅除了借钱，便是求鲁迅帮着他寻求一本书的出版，再不然就是请鲁迅来参加他的婚礼，然而荒唐的是，就连他给鲁迅寄来的结婚请柬也是欠费，要求收件人付费的（这一点见《两地书》原信）。他唯一为鲁迅做的事情，是给鲁迅的孩子买过一身衣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却让鲁迅付出了十足的真诚，不但在书信里向他坦露自己的思想，甚至连他同许广平的隐秘的婚姻生活也毫不隐瞒。这一切都像是个谜语一样，颇为费解。
然而，正是这个李秉中，后来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在鲁迅去世前，他曾经替******作说客，给鲁迅暗写了一信，劝鲁迅能加入国民党阵营里。1936年5月至7月，已当了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高级军官（相当于将军）的李秉中，这回不再以友人的身份而是代表官方接连写了三封信劝告鲁迅放下手中的投枪。其中有一封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笺，长达3页。作为文献发表的次数较少，本人也属于无意中看到，摘录一段如下：
鲁迅吾师函丈：前呈一缄，谅陈道席。比来清恙如何？日夕为念。迩天气较凉，想当佳也。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李自称）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至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致无结果，不识师意若何？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蜀胜伫盼！专此，敬祝痊福。
师母大人、海婴弟无恙。
学生李秉中七月十三日
鲁迅日记中恰好有关于此信的记录，1936年7用16日，鲁迅日记：“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鲁迅当时正由日本医生须藤治疗，复信不便，故李秉中在信里特地写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也可谓用心良苦。在信里，李秉中自告奋勇为鲁迅解除通缉令，再加上用的纸张是公文纸，所以，这封信便有些婉约的意思隐藏在内里。尤其是那句打保票的话“一切手续，中（李秉中的自称）当任之”，说明了李秉中奉行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从关心鲁迅之“衰病”和用母子“互惟思慕”的骨肉之情去打动对方。
这是李秉中和鲁迅最后的交往，之后不久，鲁迅逝世于上海，再以后，未见李秉中有大量的回忆文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