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就是中美媒体管理的差距所在。
事实上，在人们谈到美国媒体的强势时，总是会谈及经济实力等因素，但却忘记了公信力的问题。试想，一家媒体连稿费都不及时发放，作者追讨时还有意拖延或刁难，这样的媒体，谁会信任它呢？又有多少有自尊心的作者愿意继续坚持给它们供稿呢？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媒体像爱惜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名声；而欺负和慢待作者，在美国是最让人耻笑和难以接受的，相关管理部门也一定会对其严惩不贷。
从某种意义上说，拖欠稿费，就是拱手让出话语权的表态。
而政府加强在这方面的管理，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客观上督促媒体健康发展，成为有公信力，有群众基础的媒体，从而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能够冲锋在前。
简洁在这里的意思是，底线清楚，惩罚严厉。
尽管没有《新闻法》，但美国的相关法律却是多如牛毛，而且分工明确。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让媒体在近乎透明的法律环境中发展，也能减少政府的管理重担。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将很多管理职能分派出去了，有各种不同的部门和组织，在帮助政府维护舆论环境。
比如，在安全方面，有1917年（一战期间）颁布的《间谍法》，规定对那些故意制作企图干扰军事行动的虚假报道，企图在军队中挑动不忠诚、妨碍征兵的，均处以高额罚款或监禁。同时授予国家邮政总局局长审查的权利。1918年的《煽动法》进一步扩大了《间谍法》的权利，规定任何报纸杂志不得“对美国政府的形式或宪法、陆海军、国旗或军队制服使用不忠诚的、亵渎的谩骂或污辱性的语言”，否则将被治罪。
与此相关的，则是一系列涉及保密的立法：《国家安全法》（1947年）、《原子能法》（1954年）、《信息自由法》（1966年）、《阳光法案》（1976年）、《涉密案件程序法》（1980年）、《情报人员身份保护法》（1982年）、《公共利益解密法》（2000年）、《情报改革和防恐法》(2004年)等。这些法律，在划定底线的同时，也给媒体和公众很多权利，比如《信息自由法》和《阳光法案》，使媒体和公众得以在许多方面监督政府的作为。
在反颠覆（国家政权）方面，则有《史密斯法案》1940年规定，其中第2条明确指出：“意图颠覆、破坏联邦政府，提倡、鼓吹、教唆或印刷、发行、编辑、出版、公布、出售、公开展示颠覆、破坏联邦政府的必要性、适宜性的书写品或印刷品”，都是被禁止的。
在隐私方面，美国有着完整和细致的法律阐述，其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社会普遍感到，隐私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价值，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权益。这种权益不应因新闻媒介的强大而被忽视或取消，也不应因计算机的使用而被蚕食，更不应为数据库的发展和各种电子手段的现代化成长而遭受破坏。结合《诽谤法》，其达成的结果，就是在有效保证公众，特别是普通人利益的同时，也给了新闻报道很清楚的发展空间，让媒体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
在电讯管理方面，根据《无线电法》（1927年），成立了联邦广播委员会（FRC）。1934年，国会又通过《通讯法》，将联邦广播委员会改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专门管理广播电视及电话、电报事务。但它并不直接审查广播节目，而是通过三年一度的电台营业执照审查向电台施加压力，完成监管任务。
此后，美国还先后制定了《国家电视所有权法》（1941年）、《地方广播所有权法》（1941年）、《地方电视所有权法》（1964年）、《电视——广播交叉所有权法》（1970年）、《广播——报纸交叉所有权禁令》（1975年），2001年还对《地方广播所有权法》和《广播——报纸交叉所有权法》进行了修订。这一系列法规对规范美国的传媒市场、保障公民和国家的利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结合其他法规，它们在事实上起到了一部单纯的新闻法所未必能够起到的作用。
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法律精心地编织成一张大网，将国家利益尽可能地保护起来，也为政府有效管理媒体秩序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也得以从容发展和壮大起来，因为只有做到有所不为，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至于相关部门，如果不能负起维护各类法律及规条的责任来，它背后的政府、媒体及民众，也不会对其善罢甘休。它们在管理别人的同时，也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尤其是不作为，将会为联邦政府所厌恶，因为这样做，受影响的不仅是新闻秩序和活力，更有国家的话语权失控和公信力流失。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话语权的掌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