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在1997年征集和编辑《东南日报》回忆录时，认识项孔言先生的，10余年我与他一直保持联系，因此对他是比较了解的。
1925年4月，项孔言先生出生于浙江省淳安县茶园镇项宅村（1958年沉没于千岛湖）。其父是清末秀才，在乡里教书行医，工诗文；其二哥早年参加北伐战争，办过文艺刊物，做过报社主笔。项孔言先生受父兄熏陶和影响，少年酷爱文史，立志激扬文字，为民喉舌。1945年1月，项孔言毕业于省立严州中学高中，并被保送进国立英士大学行政专修科。项孔言先生说，这个专业与他的志趣是有差距的。
1947年1月，项孔言先生大学毕业，随法学老师周子亚教授去厦门（他当时是应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王亚南教授之邀去厦大任教的），由他介绍进厦门《星光日报》任副刊编辑，工作了约半年时间。
1948年1月，项孔言先生考入《东南日报》任资料员、助理编辑。
1949年5月《东南日报》杭州版终刊，项孔言先生参加浙江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9月初结业，分配进《浙江日报》任文教组记者、编辑。应该说，一个曾在《东南日报》工作过的人，能进入《浙江日报》，表明他政治上的可靠，组织上对他的信任。项孔言先生本人对此是十分满意的，也是十分激动的，他曾写的《第一张采访证》可表明这一点：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半个多月，我怀着迎接新中国的激情，投身浙江干部学校一部一期学习，9月初结业，被分配到浙江日报工作。报到当天，我就领到一张“采访证”。那是一张硬纸板做的卡片，大小像现在的名片，正面写着六个大字：“采访证第三号”，满满盖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红色大印，印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章”。卡片背面分四行写明：部别：文教组；姓名：项孔言；职别：采访员；备考：1949年9月5日发给。与这张“采访证”配套的，还有一张用军管会文教部信笺写的“通知”，直行写明：“本部文化教育组项孔言同志前来你处采访新闻，希予以便利、协助为荷。右通知浙江省各教育文化机关”，也盖上杭州市军管会文教部的大印。我就凭着这两个证件出入于各文教单位展开采访活动，开始了我历时十一年的记者生涯。
1960年3月，不是国民党党员的项孔言先生突然被认为是当过1947年国民党淳安县党部委员。项孔言先生说：“这个所谓的‘历史疑点’，发生的时间是在解放前一年半，当时我年方22岁，刚从学校踏入社会；发生地点是老家淳安，与杭州近在咫尺。如果当时经办人员能稍有责任心，是极其容易查证核实、廓清疑点的。万万想不到这样一个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疑点’，竟让我付出18年的大好年华，长期陷于谋生无路、申诉无门的境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这个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历史疑点”，使得项孔言先生被下放到余杭良渚大陆公社群建大队强行转业务农。由于他的这个“历史疑点”，家庭也深受其累。项孔言先生是个文弱书生，下放前从未参加过农业生产，转业务农后又患了慢性肝炎和血丝虫病，无法从事农业劳动，是个典型的“倒挂户”。妻子每月给他的几元钱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至于项孔言先生本人的精神和思想上的折磨和痛苦，不问也知，不写也罢。
所幸的是，项孔言先生有一个好妻子。在那个政治动荡、物质奇缺的年月里，一个弱女子一边要应付无止无休的政治运动，一边要扶养4个子女，还要照顾厄运连连的丈夫，硬是把这个家撑下来了，硬是帮助项孔言先生从厄运中挺了过来。这是何等的艰难，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2008年11月，在他们结婚60周年之际，项孔言先生写的一首诗：“西湖相恋梦依稀，忽忽惊登钻石时。廿载谪乡贫病迫，一家生计独肩支。古稀甫过瘫病袭，起居行止赖扶持。相濡以沫情谊笃，再享太平百岁期。”这首诗要比我再多的描述更能说明问题。
1978年12月，在****中央******的努力下，《浙江日报》社给项孔言先生落实了政策。按一般思维，他应该回到已经工作过10多年的老单位去，但是他主动要求调往浙江图书馆工作。1989年3月，项孔言先生离休。为继续发挥余热，1989年5月，他受聘于《浙江工商》杂志社，担任该杂志的编辑顾问，一直到1994年12月才离开。
（二）
项孔言先生不仅文字基本功扎实，而且知识面也较广，他写的东西涉及面比较多也比较杂，但是本作品集内的文章大致分为4部分，第一部分为在厦门《星光日报》中的作品，第二部分为在《东南日报》中的作品，第三部分为在《浙江日报》等媒体中的作品，第四部分为《浙江工商》中游访台湾的游记。
《星光日报》是著名南洋华商胡文虎创办的星系日报之一，与香港的《星岛日报》、马尼拉的《星洲日报》属一个系列。《星光日报》每日出大张6版，其文艺副刊《星星》每周出一期，每期半个版。当时正是学生运动正是方兴未艾之际，又值北平发生了一美兵强奸女生的“沈崇事件”，项孔言先生利用《星星》这块园地，组织几个青年作者连续发表杂文、诗歌等文艺作品，抨击时政，声援学潮。项孔言先生的举动引起政府当局的注意，警告和恐吓接踵而来。他被迫离开厦门回到杭州。2008年，厦门图书馆寄来了一大叠项先生任主编期间《星星》副刊上的文章。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项先生记不得哪些笔名是他的。为了不发生张冠李戴的情况，只选了有确切把握的4篇随笔编入第一部分。这4篇文章能比较清晰地反映年轻时项先生的思想面貌，也印证了项先生在厦门和《星光日报》期间的活动情况。
第三部分的文章是项孔言先生在《东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将它们从《东南日报》中找出来，花费了笔者和王岑同学的很多时间和精力，后来对它们的校对和修正，更是花费了笔者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比如几乎是在浙江省档案馆和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度过2009年的春节（国定3天的放假闭馆除外），但是很值得。《东南日报》上的新闻评论，离今天已经很远了，年轻的读者未必完全能懂得。笔者需要多说一些了。
《东南日报》是东南地区一张著名大报，在东南地区有很大的影响。1948年10月2日，《东南日报》将《文萃版》停刊，改设了新闻副刊《一周间》，到1949年4月24日，《一周间》共出了24期。据编者在报上介绍，“《一周间》发刊目的，在综合报道一周来国外内大事，藉供读者参考。”《一周间》的编辑人员广泛收集中外通讯社的消息，经过筛选比较，尽量引用那些消息的原文，夹叙夹议，写成专文，加上一些看似客观、实有所偏的有含蓄和启发意义的标题。后来，《一周间》还在版首拟出《一周时事研究提纲》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促使他们在读了文章后，经过自己的分析研究，看清时局的真相，不要轻信政府的官方宣传。****地下党员充分利用了这张国民党报纸的这个专栏，不仅将当时战场上真实情况巧妙地透露给读者，而且对国民党政府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一周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项孔言先生在《一周间》中主要担任政治方面的述评，受到读者关注和好评。第二部分的作品，除《沙漠中的大惨剧》、《展望美国大选》和《不问世事久矣》外，其余均为他在《一周间》所撰写的文章。《展望美国大选》之所以编入，是因为这两篇文章与作者在《一周间》所写的其它文章有一定的联系，前者表明国际因素对当时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后者表明当时中国的政治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
项孔言先生在《浙江日报》工作了11年，在文教组任记者、编辑。期间，他勤恳工作，写了数百篇有关浙江文教工作的消息、通讯、特写、言论，发表在《浙江日报》等多家媒体上。第三部分的63篇新闻作品，就是从这数百篇中筛选出来的。因内容和体裁比较复杂，难以分类，新闻作品是按发表日期的先后为序来编排，这样较能保持新闻报道的完整性，也能从中看出那个时代发展的一些脉络。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政治运动不断的时代，这个部分的新闻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一些真实记录，也许能有助于读者思考历史和温故知新。
作者受聘在《浙江工商》任编辑顾问期间，仍然勤奋地为《浙江工商》写稿。1990年底，他曾去台湾探亲旅游两个多月，回来后写了10多篇访台游记等，连续在《浙江工商》上发表，报道了宝岛风光和风土人情，反映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情深，旨在增进两岸交流与理解，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可谓以景撷趣，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作者的这些游记作品，安排在本作品集中的第四部分。作者访台的文章写于台湾对大陆人士开放之初，在大陆媒体上属于早期游访台湾的新闻作品，有一定的意义。近20年过去了，我们重读这些游记，仍然要赞叹作者独到的观念和眼光。目前，********和平发展出现良好的势头，这些游记对读者了解台湾、了解台湾同胞、推动这种良好势头的发展是有所助益的。
（三）
新闻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毋庸讳言，项孔言先生的新闻作品，尤其是其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新闻作品，政治色彩是十分强烈的，是那个时代中剧烈动荡的政治在他新闻作品中的折射，反映了那个时代中社会变迁的某些方面。如果日后有学者要研究那个时代的新闻事业，如果日后有学者要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如果日后有学者要研究那个时代中普通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项孔言先生的新闻作品是值得一看的。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除了一些政治色彩强烈的词句略有删改外，《一周间》的文章基本上保持其原貌。同时，原作品如果发表时有署名，那么本作品集收集的作品也在文末括号里署上原名。今天，政治名人、文化名人的选集或文集多如牛毛，但是挑选的都是符合今天标准的作品，而且不少作品是作了某种修改的。相比之下，本作品集在这方面是有其可取之处。
（四）
项孔言先生是个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学有所长的学者。除了在新闻方面，他在其它方面也是颇有造诣的。
项孔言先生在浙江图书馆工作的时期，正是中国大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若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平反纠错，我岂能恢复工作，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更何能分享改革开放30年来的国泰民安的好时光！”这是项孔言先生的肺腑之言。为弥补损失掉的18年时间，项孔言先生扬鞭跃马，苦干大干。
在新领域里，项孔言先生致力于收集、研究图书馆馆藏资料，为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在同事们的协作下，他编撰了一系列有关法学和涉外经济法的书目、索引、提要和资料选编等10余种，500多万字，在全国发行6万多册。这些资料虽非出版社正式出版，但是满足了当时人们对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涉外经济法资料选编》一书，系统地选编了有关法规和专文，并撰写了颇具特色的涉外经济法律问答100题，是国内一部问世较早、系统研究涉外经济法的著作。其后，其它相关的书籍又编辑印行，形成了系列专题资料书籍，有助于推动了我国涉外经济法的研究、教学和实践。《涉外经济法资料选编》与另一书《新编馆藏中文法学书目》，先后获得了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项孔言先生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了9年多一点时间。由于出色的工作和业绩，项孔言先生被评为副研究馆员，并成为中国法学会会员、浙江省经济法律事务所兼职律师，其业绩也被录入《中国目录家辞典》、《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等书。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容易做的事情，尤其是一个已经过了半百的人再重头做起，难度更大。从1984年到1986年，项孔言先生应聘中国法学会，作为4个责任编辑之一，参加主编《中国法学图书目录》。《中国法学图书目录》是一部有200余万字的法学专科目录，第一次把全国法学图书的出版和收藏情况作出全面的揭示和报道。
有关法学和涉外经济法的书目、索引、提要和资料选编印行出版，社会上好评如潮。《法学词典》常务编委、中国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安徽大学法律系主任陈盛清教授曾致信给浙江图书馆，说项孔言先生的成果“对于《法学词典》和《全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撰写与审订，起了精神后勤作用，对于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全国力量编写、审订统编教材以及新建法律院系借阅参考，提高教学质量，大力支援，贡献甚大”。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室主任周子亚教授、安徽大学民法和经济法教授周枬、中国人民大学苏欧研究所主任关怀教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谢灼华教授、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经济系谢瑞淡教授等也均来信，对相关的编著作了高度的评价。
由于以上这些成果篇幅过大，故没有收入本作品集内。但是，本作品集有一附录《项孔言学术作品表》，从中读者可以窥见和了解作者在图书馆学、法学等方面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