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这些直接受过苏联专家教导的教师们来说，最主要的收获还是在于使他们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生物学的原则，使他们更有力来批判和肃静资产阶级科学的毒害。他们从北京学习回校后，都举办了专题讲话。十月二十九日，我去学校访问时，土壤学教研组孙义教授正在一个大教室里，向三百多个教授、教师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作威廉士土壤学说的演讲。这个讲座进行四个月方结束。他们要把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达给大家。他们知道：只有用苏联同行的科学理论来武装大家，才能使科学工作者加强团结，为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记得在一次庆祝中苏会谈公报公布的座谈会上，浙江农学院祝汝佐老教授曾激动地和我说：“我们农业科学研究和高等农业教学工作，还远远落在国家需要的后面，我们应当要更努力向苏联学习，急起直追，这是答谢苏联政府和苏联专家对我们援助最大的礼物。”这不只是这位老教授的心愿，而是浙江农学院全体教师的心愿。（孔贤）
《浙江日报》，1954年11月6日
张安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的文化生活
黄昏时分，嘉善县丁栅乡张安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民校开始热闹起来。
民校门口的一块长方形的打谷场上，这时已经有好些青年男女在跳集体舞。他们边唱边跳，跳完了青年舞，又来一个苏联舞。最起劲的是青年团员朱永其、江风其、江三钦，他们对舞蹈花样着实懂得不少。
场子上的人越来越多，舞蹈的圈子也越来越大。一个头上包着簇新的花毛巾的女青年，兴致勃勃地向着迟来的女伙伴们张罗着：“来，快来跳一支！”
当打谷场上欢乐的歌舞声闹成一片的时候，在民校旁边的图书室里，却又是另一番情景。
被称为图书室的是一个不过五步见方的房间。房间虽小，内容却相当丰富：四壁挂着省里、县里、区里和中学、小学送给他们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许多大大小小的锦旗；不久以前团省委发给团支部的奖状，被装在一个漂亮的大玻璃镜框里；团华东工委和团省委奖给他们的许多小册子和连环画书，也一本挨着一本地挂在墙壁上。报架上夹着《浙江日报》和《农民大众报》。社里各生产小组的图书管理员，有的把社员们看完的书带来调换，有的细心地选着新书，打算借出去看，把负责管理图书室的青年陈海荣忙得团团转。房间左角的一张小桌子上，摆设着一架收音机，这是去年底省人民省府奖给他们的。这架收音机平时是用一只木箱子保护着，现在，木箱已启开了，收音机正在放送着清晰的广播歌曲。许多人挨在收音机旁边，出神地听着广播。
吹过哨子，民校便上课了。教室内外转为一片静寂。汽油灯光把教室照得雪亮。坐在教室里的五十多个学员，在旧社会里都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现在，他们当中已有二十三人正在读初级班。读高级班的二十三人中，能看懂《农民大众报》的有十五六人。共产党员乐永泉、青年团员乐永祥、朱永其、江其生，解放初时都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的，几年来，他们积极学习文化，进步很大。江其生去年被互助组里推为记工员，开始用自己的文化记工评分；今年他担任了社里第二生产小组的记工员，已能清楚地记录工账了。朱永其由于学习了文化，今年很快地学会了开抽水机，又学会了装置和管理收音机。他十分热爱机器，向往着将来能当一个优秀的拖拉机手。
一个半小时的教学时间很快地过去了。教室里马上恢复上课前那种欢乐的气氛。课桌被集中在一起，大家围着桌子坐成一个大圆圈，开始了“击鼓传花”的游戏。他们按照游戏中所提出的要求，有的解答有关政治、生产技术和互助合作方面的问题，有的则唱一个歌，跳一个舞。大家从有趣的游戏中，学习着政治、文化和生产技术。
民校放学后，还有许多人仍旧围在一起搞“余兴节目”。
陪我一同来的社里的团支部书记乐永祥同志告诉我，在没有办民校以前，一到晚上，村里的许多青壮年，除了开会、评分以外，就只好不声不响地往床上一躺。如今，从民校学习回家，许多人还要读读写写，舍不得睡觉。青年团员蔡惠珍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家里没人带小孩，晚上不能上民校，但她在家里一面拍孩子睡觉，一面贪婪地看从图书室借来的连环画书。等到她丈夫陈永秀从民校学习回来，两口子还要做在床上看一阵连环书。三个月中，蔡惠珍就看过《高玉宝写书》、《刘胡兰》、《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新法接生》等二十几部连环书。我曾听她眉飞色舞地介绍了这些书中的动人的故事和人物，这些故事和人物是如何深刻地教育了她。
张安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们的幸福愉快的文化生活，已深刻地感染着全社的人们，形成了一种风气。拿六十八岁的老伯伯江德兴来说，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使他很少开口。今年入了社，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晚上，他常常到民校去跑跑，看见了青年们跳舞，就高兴地用脚在地上颠起有节奏的舞蹈拍子来，或是笑呵呵地喊着：“再来一个！”他的女儿江美珍上民校稍稍迟一点，他还催促她。他还爱唱山歌，看到什么就编唱一只山歌。他编唱的“刈稻歌”、“抗洪歌”，很快就在青年中流传开来。青年社员江风其就像背书一样熟练地给我念了一首“刈稻歌”。
提起说说唱唱，社员王品琴开始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才能。王品琴认字不多，今年抗洪排涝最紧张的时候，他编唱了一首民歌，生动地表现了社员陈秀高在扭转麻痹消极情绪后，拆下自家门板，单身抢救险圩；五十八岁的女社员叶老太坚持车水十三天，社长江永花、团支部书记叶永祥，废寝忘食地领导社员抗洪等动人故事。当时，这首农民歌唱出以后，社员抗洪斗争的劲头更大了。后来，王品琴还演唱给到他们社里去参观的全省的互助合作基点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听。丁栅乡举行庆祝国庆文娱大会，王品琴又上台演唱了这首歌。经过乡俱乐部的帮助编写，现在已油印成一本长达六七千字的小册子，题目叫“张安村抗洪”，发到各村演唱了。
张安村本来是个穷村子，解放前，全村八十四户人家，有六十九户替别人做长工，去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大丰收，今年十月里，全村的贫农和中农已全部入了社。抗洪斗争的胜利，全社一千多亩的水田估计可以收七十多万斤谷子，达到平均每亩约七百四十斤左右，比去年增产近一成七。丰收，使张安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人们更加迫切地要求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十一月初，社里还保送社里最出色的文化活动分子陈善钦和沈宝珍到浙江省群众艺术学校学习。青年们迫切地希望他们早些回去，并且带回更好的经验来开展全社的文化娱乐活动。（项孔言）
《浙江日报》，1954年12月18日
和苏联朋友一起的日子里
去年十二月，我参加了中国青代表团，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世界农村青年大会。我们在出国和归国途中，都经过了我国伟大的盟邦苏联，并且曾在苏联的心脏——莫斯科作了短期的参观访问。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访问这个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幸福的国家和城市。有说不完的使人惊奇和感动的事物：克里姆林宫和红场，新盖的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旅馆、莫斯科大剧院，以及幸福的集体农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些日子里我们所接触的苏维埃人。
我永远忘记不了，在世界农村青年大会期间，苏联青年代表团邀请我国代表团联欢的动人的情景。在维也纳的日子里，除了开会，我们就是分别与各国代表团联欢。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与苏联代表团的联欢。
那天，因为我们已和别国的代表团约好在下午联欢，苏联代表团就邀请我们一起吃午饭，边吃饭，边联欢。席次是一个苏联代表一个中国代表间隔着坐的。我们代表团的成员，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有拖拉机手，有乡村女教师，也有文艺工作者；苏联代表团的成员也很广泛。苏联青年代表团团长听说我们代表团里的张秀荣是一位女拖拉机手，便笑着说：“我们团里也有拖拉机手，你们两人坐到一起吧！”张秀荣高兴得拉着那位苏联青年拖拉机手不放，两人一谈，原来大家都是驾驶康拜因的，张秀荣越发高兴。苏联同志问她：“你开的康拜因是哪里制造的？”她说：“是向你们苏联买来的，再过几年，我们自己就会造了！”苏联同志又问：“你开康拜因有困难吗？”她道：“目前文化还嫌不够，有些机器还不服使唤，我得拜你做师傅哩！”苏联同志说：“不要紧，文化会提高的，有啥不懂，写信来问我好了！”他给张秀荣留下了通信地址，又给她解答了许多问题，他巴不得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知识技术全部教给张秀荣。
我们代表团的黄揆春同志，是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附属儿童剧团的学生。她刚巧坐在苏联代表团团长的身旁。团长听说她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便一定要她唱歌。黄揆春同志的俄文歌唱很不错，引得苏联同志都唱起来了。“斯大林·******”、“莫斯科·北京”的歌声洋溢在整个餐厅里，在餐厅里进膳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都羡慕地望着我们。
从维也纳回莫斯科，因为飞机少，我们代表团分两批走，我和其他八位同志与苏联代表团的三位团长同乘一架飞机先走。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飞机停下，都头晕呕吐了，饭也吃不下，苏联代表团团长老远发觉到我们。便走过来看我们，招呼厨工替我们换了较合胃口的东西。我们代表团英文秘书悄悄地对我说：“他离开我们这边这样远，我们吃不下饭的情形也被他注意到了，苏联同志太关心我们了！”
回到莫斯科，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早派人到机场来接我们了。车子把我们送到了一座高达三十二层的大建筑物面前，这是刚完工的列宁格勒大旅馆，里面的设备完全是最现代化的。我们住在十层楼上。
我们在莫斯科游览了全城，参观了全苏农业展览馆、莫斯科大学、席米粮泽夫农业学院、列宁博物馆、克里姆林宫、红场，还到离莫斯科数十公里的地方去参观列宁集体农庄等。在短短的五天中，进行这许多地方的参观访问，时间是极紧凑的。在这方面，负责招待我们的三位苏联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三个人都是东方大学毕业的，都懂得中文，但是由于毕业久了，工作上又少接触到中文，至今他们只能讲一些简单的中国语，但是他们克服困难来完成自己的任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苏联女同志，她为了照顾我们，晚上总要到一、二点钟才回家，第二天一早从远地赶来，她反而常常问我们：“生活紧张吗？”“身体吃不吃得消？”“旅馆里有医生要不要找他来看看？”我们身在国外，却真像生活在温暖的家庭里一样。
我们每到一处参观，都受到了苏联同志的热情的欢迎，差不多每个负责讲解的苏联同志，在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后，便结合说到中国的情况。我们从这里注意到：中国的一切都被苏联同志关注着。我记得在全苏农业展览馆里，在一堆雪白的棉花堆前，我们看到那棉花一朵有中国的五朵花大，好像一朵朵的大茶花。苏联同志给我们讲解了这种棉花栽培的经验，并送我们每人一朵棉花作标本，他希望不久中国也能种出这样好的棉花来。在离莫斯科数十公里的列宁集体农庄里，我们访问了一个普通庄员的家庭，主人欢迎我们，他说，他们已从自备的无线电传真机里，看到了当时在莫斯科作访问表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的精彩表演。他们对中国同志的演出和中国艺术，表示十分热爱。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告别了莫斯科，搭上莫斯科—北京的直达车，向祖国的方向飞奔。其中一位名叫尼拉的苏联同志，陪我们一起上车，继续送我们到中国边境的满洲里站。
在路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代表团的一位俄文翻译同志头上突然长了一个疖子，他为了不麻烦尼拉同志，便忍耐着，不料疖子一天肿一天，第三天被尼拉同志发觉了，尼拉同志急得要命。他埋怨我们为何不早说，他马上在车上发出一个电报给前面车站所属地区的青年团团委书记，第二天，火车到了那个站，青年团团委书记自己陪着一个医生冒着严寒，从远道赶来，上车给我们的俄文翻译打了配尼西林针，包扎好走了。尼拉同志虚心好学的精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在火车上的七天七夜，他定时地到我们代表团团长吴学谦同志的房里来学中文，态度十分认真。
这些我所接触过的苏联朋友，虽然见面的时间匆促得甚至他们的姓名我还来不及记清楚，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精神品质，和他们对我们中国同志的友谊，我是永生不会忘怀的。我将永远以他们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宋冰口述，孔言执笔）
《浙江日报》，1955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