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剧院秩序井然令人钦羡
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文化娱乐场所秩序良好，令人钦羡。无论在建筑宏伟、设备豪华的大剧院、音乐厅，还是在一般的影院和歌厅，观众都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秩序井然，鸦雀无声，绝没有在大陆常见的那种高声喧哗，吞云吐雾，嗑瓜子、丢果壳的景象。观众以文明的举止创造了剧场的优雅气氛，让大家也让自己从艺术享受中获得精神上的休息和陶冶。
台北的夜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不过听说台北还有不少不予禁止或禁而不止的地下歌厅、地下电影院、地下夜总会、地下按摩院、应召站等色情场所，有的人在这些地方过着另外一种夜生活。我无缘涉足参观，无从记述。（项孔言）
《浙江工商》，1992年第2期
海峡波涛已泛春
——台湾纪游之四
我抵台北之初，只想与兄嫂和侄儿侄女们骨肉团聚，畅叙亲情，并在台北市观光一番，开开眼界。想不到在台湾两月，亲人热情分工导游各地，我的游踪几乎遍及全岛。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台北见到了四五十年前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受到了许多陌生的亲友的盛情款待。我生性拙于交际，对这样频繁的酬酢，实在难以适应。但这些亲友真挚的人情味却使我感动不已。虽说台湾已有数以百万人次到过大陆，但对台湾二千万人口来说还只是个少数。至于大陆去过台湾的人更是很少很少。我想这些亲友大概把我当作家乡的使者，想从我身上获取一些家乡的信息，或者想消解一下乡思吧。
这位老校长原来是我五十年前的老师
在一次闲聊中，嫂嫂偶然提到三侄女在中学读书时的一位邵校长，教学如何严格，并介绍说，这位邵校长是浙江人，现在已是八十高龄的老太太了。我不经意的问，这位邵校长是否就是五十年前在严州中学教语文的邵老师。嫂嫂立即托邻居的一位教授夫人打电话给这位女校长，问她是否认识笔者，结果电话回答说：“项某我不但认识，还是我当年的得意门生呢！”过一会，邵校长直接给我打来电话，声音宏亮，热情洋溢，一股“他乡遇故知”的暖流传遍全身。第二天我应约来到她家，出现在我面前的果然是当年的邵老师：一头黑发，面色红润，中气十足，豪迈爽朗不减当年，可她毕竟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腿脚已有些不便。她见到我，一把拉住我的手，把我让进了客厅。坐定后，她用地道的家乡话和我絮絮交谈起来，谈中学里的师友，谈故乡的亲人，谈她的坎坷的身世和办学的甘苦……叙不完的怀乡缅旧之情，好像要把存积了几十年的话一起倾泄出来才好。她出示她历年的诗文著作，还像当年讲课那样给我详细讲解。她又特地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家乡菜款待我。这位意外相逢的业师对我这个老学生的垂爱，使我仿佛回到了五十年前的初中时代，如沐春风，温馨无比。
邵先生自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浙江、海南、台湾的中学和大学当了三十年的教师，接着在台北的一所中学当了二十年的校长。1986年退休之后，仍忙于穿梭校园，在台北两个大学执教。至今她已在杏坛这块园地上整整耕耘了将近一个甲子，她把毕生的精力全数掏给一批批成长中的青少年。
她的教学认真、严厉是出了名的。我记得当年她教我们语文时，几乎每课古文都要背诵；作文要在两个课时内写好交卷，有时她讲半小时课，余下的时间让我们即席写作，当场交卷。在记忆力最发达的中学阶段，经过这样的经久磨练，学生无疑会一生受用不尽。但对老师来说，实行这样的严格训练，该要付出多少额外的劳动！邵先生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这套严格的教育方法，就是后来当了校长，她仍然坚持亲自授课。
在邵先生出示的诗文著作中，我看到了几本厚厚的《写给校长人人一信选编》，那是她担任校长期间，规定学生寒暑假的一项特殊的作业：每人都要给校长写一封信，谈谈个人或学校的实际问题，提出要求和建议。全校写一次就有几千封信，她一一批阅、评定等等，逐次虑选，挑出精华的几十封，总合写一封长长的信公开回答，然后编印成册，作为改进教学的依据。十几年中，计有四万人次以上的学生，通过这条渠道向校长吐露了心声。这种“心灵建设”的工程实在浩大，她竟不假他人之手，独自包办到底，而且还乐在其中，爱不自胜。在我最后一次拜访她时，她不顾膝腿有疾，拄着手杖，挪着蹒跚的步子，领着我到她一手筹建的新校园去参观了一遍，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她创业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她那爱校如家、爱学生胜子女的一片深情，令人感佩！
我从台湾回来不久，这位邵先生终于冒着年迈和腿脚不便之险，跟随一个大学旅行团第一次回到大陆，在上海、南京、黄山、千岛湖、杭州、北京兜了一圈。到杭州时我去拜访她，她对我说：“这次是拼着老命回来的。祭祖扫墓，探亲访友，游览观光，三大目的全达到了，值得！以后寒暑假我还要来！”不久前，她寄来十多首诗作，盛赞黄山、千岛湖之美，更多的是表达“血缘浓于水，千里永相亲”的情怀。
与大学校友两次欢聚
赴台前，英士大学杭州校友会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和英士大学旅台校友会取得联系。到了台湾，紧张的游光和酬酢，几乎忘了此事。一天晚上，我拨通了旅台校友会负责人吴初鑫学长的电话，他听说我来台北探亲，并捎来杭州校友对旅台校友的问候，非常高兴，冒雨驾车找到我的住处来看我，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校友之谊，使我们一见如故，交谈毫无拘束。吴是浙江诸暨人，经济系毕业，解放前夕去台湾，原在高雄市当中学教师，五十岁时弃教从商，他的经济专业优势和经营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目前他在台北担任两个公司的副总经理。他爽直健谈，一口乡音，听来倍感亲切。过了几天，我收到英大旅台校友会的请帖，约期到水源路一家餐厅餐聚。据说，旅台校友有160多位，寓居台北的也有50多位，全部聚会不易，只能邀集平时经常聚会的一些校友作陪。那天参加餐聚的旅台校友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有：朱舜耕学长，江苏海门人，律师；吴树立学长，江苏盐城人，法院院长；郑江学长，浙江遂昌人，法院院长；王临泰学长，江苏铜山人，出版社社长；华泮学长，江西崇仁人，专科学校校长；王显民学长，江苏江阴人，大学教授；王义方学长，安徽繁昌人，高级工程师；王心培学长，浙江永康人，公司总经理。席间，大家频频举杯，祝贺海峡两岸校友欢聚的实现，并互相祝健康长寿，乐观祖国达到和平统一。王临泰、朱舜耕、华泮几位学长最擅谈吐，回忆同学少年趣事，妙语连珠，引得满堂欢笑。大家边吃边谈，足足吃了三个钟头。餐聚结束时，央得餐厅服务小姐给大家摄影留念后，才依依惜别。事后吴初鑫学友给我来信说：“我等平时在家或公务时，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唯校友相聚时，则可难得放松，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只有此时才是真正开心欢乐之际。”寥寥数语，道出了此次校友欢聚实为人生最惬意之事。
这次餐聚，台南的徐道星学长也是被邀请的，但他没有来参加。徐是我同科系的同学，浙江温岭人，早于1947年去台湾，一直在省立台南女中执教，担任教导主任，退休后改做证券生意。他近年有个怪习惯，若离家到外地过夜，就会睡不着觉，这次校友会定在晚上在台北餐聚，他无法前来参加。事后他特地打电话邀我去台南游览，以便好好招待一番。可我到台北后第一次出游就去过台南了，若早知他在台南，我定会去拜访他的。我以为他会就此罢了，那知他又打电话，又发请帖，约期在台北一家浙江餐馆——宁福楼餐聚，那天，当我乘车到餐馆附近的车站下车，几个同科系的校友已在等候。虽然分别四十多年，当年的青年小伙子都已是皓首老者，但一见面，记忆中依稀轮廓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马上相互叫出姓名，紧紧地把对方的手握了再握。徐道星学长那天一早从台南专程坐飞机赶来台北，在餐厅的一间雅座忙着张罗接待。除了我们四个校友外，他还邀请来几位工商界的浙江老乡作陪。散席后，他又邀我们几位校友去咖啡店坐谈了一阵，直到下午五时许，他才告别大家，赴机场搭机回台南。为了海峡两岸校友欢聚，他不辞辛劳，特地从台南赶到台北来设宴接待，这种厚谊隆情，真是感人至深！
飞架心桥两岸通
在酬酢的场合中，有人在仔细的打量我以后说：“您来自大陆，但怎样也看不出您和这里（指台湾）的人有什么不同。”是的，在海峡两岸生活的都是中国人，是同一个“根”的。国家、民族的印烙，传统道德所生发的思想感情，会化成一道桥梁，直逼彼此的心坎，这种心灵上的相通，必然会发展成海峡两岸的“三通”，必然会促成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不只是我的看法，海峡彼岸的同胞也有同样的看法，我哥哥给我的送别诗中就这样写道：
欣看两岸往来频，海峡波涛已泛春，
天运转和人恰意，愿同早作太平民。
（项孔言）《浙江工商》，1992年第3期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探国宝
——台湾纪游之五
北京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台北也有一个故宫博物院。
一个星期天，我们乘车到士林区的外双溪，向北望去，只见一排仿照北京故宫式样的建筑群耸立在一片青山翠树前，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色彩华丽，显得十分雄伟壮观，那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博物院占地220多亩，于1965年落成，第二年启用，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建，故又名“中山博物院”。
收藏历代珍贵文物数十万件
我们沿着石级而上，穿过一座有五门排列的大牌坊，牌坊上题着孙中山先生手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牌坊里面是一个整洁的广场，两根高大的白玉华表和两个大石狮分立广场两边，增添了庄严的气氛。再拾级而上，绕过一个铸着“博爱”两字的大铜鼎，便到达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厅的大门。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许多我国历代文物珍品。这些国宝大都是1948年、1949年从“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南京“中央博物馆”中挑选装运来台湾的。有人统计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各种文物和艺术品共计有24万多件（另一说有60多万件）。如果每次展出2500多件，三个月更换一次，那么，需要24年才能全部展览一遍。它每年都吸引一百多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此参观。
博物院正馆有四层楼，正面的平面图如同梅花形，分为五个大厅。第二层以上都是文物珍品展览室，分别展出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瓷器、珐琅器、绘画、书法、雕刻、服饰等，还有宋官窑、缂绣、古代医药图书、罗汉画、名砚、珍玩多宝格、鼻烟壶等特展。我们在这个祖国文化艺术瑰宝的宫殿里浏览观赏，真是美不胜收，目不暇接。
西周三大青铜器这里居其二
我国古代的青铜文化艺术，独具特色和传统。尤其是商周青铜器，以其雄伟的造型、古朴的纹饰和丰富的铭文著称于世。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西周毛公鼎和散氏盘，与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虢季子白盘，一向被誉为我国西周的三大青铜器，是传世的国宝。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782年）的一件青铜器，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这个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重69.4公斤。鼎的形状是大口，半球状深腹圆底，腹底支着三个兽蹄形鼎足，口沿上竖着两只高大的耳柄，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鼎表面的装饰也十分简洁，只在靠口沿的鼎腹上部，饰重环纹带一周，其他部位则不施任何纹饰，显得格外素朴典雅。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每行15字、16字不等，计499字，为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这篇铭文记述了周宣王诰诫和褒赏其臣毛公瘖之辞，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有人称誉毛公鼎铭文可以与《尚书》比美，是人世间最早的典章文学。
散氏盘是周厉王时期（公元前827年以前）的铸物，清乾隆中叶出土。盘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附耳，圈足，腹饰简化的夔龙纹，足部饰饕餮纹，花纹精致，铜质精粹。盘底刻有铭文19行，每行19字，因最后一行有几个字已锈蚀不可辨识故实有357字。铭文记述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王散氏时所订的约契，详载核定土田经界及盟誓之事，为研究西周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文献。
毛公鼎和散氏盘的铭文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商周铭文书法风格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清秀圆润，笔道丰腴；另一类方峭挺拔，苍劲古拙。毛公鼎和散氏盘的铭文书法正是这两大风格的代表作品，历来为书法家所重，为金文（又名钟鼎文）书法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