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热带植物园
游览了佳乐水海滨，我们又驱车到垦丁公园（又名垦丁热带植物园）观光。这个植物园被认为是台湾最具发展前途的一个风景区。台湾一般公园门票总在15元台币左右，而这里买一张门票要55元台币，可见它的身价之高了。
这个热带植物园是二十世纪初建立的，也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广东潮州府大批移民来到垦丁以后开发出来的。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公园的范围日益扩大，占地达430公顷。园内拥有热带植物千余种，分别椰子植物、果树植物、药用植物、汕脂植物、香料植物、纤维植物和单宁染料植物等八个区域。各区域之树木形状各异，蔚为大观，是世界著名的热带实验林场之一。
园内除了众多的热带植物之外，还遍布着奇形异状的珊瑚礁石，它们与树根盘错一起，显得姿态优美动人。园内有一个长达108米的天然岩洞，那可算是台湾岛上最大的珊瑚洞。洞内石壁嶙嶙，幽静奇丽，人称之为仙洞。另有石笋宝穴、人工湖、望海台、观海楼、银龙洞、雨伞亭、垂榕谷、迷宫林、三线天、栖猿崖等景点，都是观光佳处。
垦丁植物园旁边有一处规模很大的海边游泳场，叫垦丁海水浴场，海水清澈，白沙见底，一年中，人们至少有十个月时间可在此游泳，是台湾利用率最高的海水浴场。另外，这个植物园还有一个大畜牧场，场内各种动物繁多，也很吸引游人。
人们在赞赏垦丁植物园之余，往往回提到施孟雄这个名字，施孟雄是屏东县本地人，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土木系，后留学荷兰国际水利工程研究所，回台后就担任垦丁热带植物园管理处处长。其后一度当选为屏东县第十届民选县长，在县长任内，热心经济建设，有“建设县长”的雅号。卸任后，他婉言谢绝了许多更高的职位，毅然回到垦丁热带植物园管理处重操旧业，继续为保育和建设绿色事业作贡献。有施孟雄这样年富力强，学有专长，又立志为绿色事业作奉献的领头人，垦丁热带植物园将会得到迅速发展是无疑的。
结束了南天海角之游，我们驱车回到高雄，当晚搭飞机从高雄回到台北。（项孔言）
《浙江工商》，1992年第8期
富裕的贫乏
——台湾纪游之十
旅台两月，周游宝岛各地，但逗留时间最长的还是台北。
台北市位于台湾岛北部的淡水河流域，台北市是台湾的首府，也是台湾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是一个很现代化的都市，林立的高楼，宽直的马路，繁荣的市面，富裕的生活，以及整个城市鲜艳热烈的色彩，都给人留下一种富足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由富裕所造成的贫乏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个成长期的少年，由于成长迅速，衣服变窄了，裤子嫌短了，鞋子也不太合足，难免显出捉襟露肘的窘态来。
车多如蚁行车难
台北市人口将近三百万，还有一百多万的流动人口，人口稠密的程度超过香港。人民生活富裕了，私人购买小轿车就属等闲之事，就像大陆的自行车一样，有的一家有好几部小汽车，男女青年都会开汽车。由于私人汽车超前发展，而市政配套建设没能跟上，结果产生了负作用：交通阻滞和空气污染。台北的街道不可谓不宽阔，主要街道大都是四线道，但因为缺少停车场，街道两旁停满了汽车，四线道变成了二线道。在行车高峰时，车挤车，好像一大群乌龟在街上爬行。一旦发生阻车，非要化上半小时、一小时才能疏通。各种汽车挤在马路上“喘大气”，大量的废气造成空气严重污染。尽管这里的出租车司机有特殊的“钻缝儿”的本领，可在主要干线上遇上阻车，也只好乖乖地排队“爬”，嘴里禁不住在骂娘。此时只有摩托车在汽车的“夹缝”中吼叫着奔突，那旁若无人的气势，煞是吓人。在台北街上，自行车几乎绝迹。只有参观几个大学时，我才看到学生骑自行车在校园内穿行，作为他们上教室、去图书馆、上食堂、回宿舍的交通工具。
为交通问题所苦恼的台湾当局，采取了很多缓解的措施，例如：呼吁市民少用私人汽车，多乘“公车”（即公共汽车）和多人共乘“计程车”（即出租汽车），甚至推行免费搭公车，以改善交通秩序。但是有谁愿意放弃私车的便利去挤公车和计程车呢？现在当局使用直升飞机和闭路电视观察网进行交通监视，人们坐在汽车里，随时可收听到电视台女播音员用急促的声调传播交通监视信息：哪里发生车祸，哪条路上发生阻车，车子可从哪里绕道，如何疏散等等。但这也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前几年，被喻为缓解台北市交通问题的“特效药”——台北大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即建设台北市地铁和地下停车场等系列工程）计划开始实施。从1991年起，进入全面赶工时期，台北的主要交通干线都成为施工工地，更使人有“行不得也”的抱怨。但这里的人们认为，这些捷运工程要是早六七年上马，则今天已可享受交通便捷的成果了。所以他们喊出“今天不做，明天必将后悔”的口号。这个口号已成为人们承受目前痛苦的阵痛期，同心协力，争取早日完成捷运工程的巨大动力。
有屋万事足
在台北要拥有一套房子是很不容易的。早在1988年的统计，台北市平均每套自有住宅价值，为当年平均每户储蓄的32倍。换句话说，当时台北市居民平均要用32年的全部储蓄才能买到一套住宅。今年来，台北房地产价更是一路上涨，工薪阶层购房，简直难于上青天。
在台北，青年人结婚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考虑：是要平时生活节俭些，“忍痛”分期付款买房子，还是轻轻松松地过日子，“将就”租房不买房。多数人是选择前者，一条心为买房而努力。因为租房而住，没有安定感和归宿感，也不会舍得在室内装潢上“投资”，而且每月要掏出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来支付房租，却永远没有回本的时刻。若再遇上一位贪心的房东，见你住得顺心，就变着法儿涨房租，迫使你东搬西迁，弄得人无宁日，那叫人如何受得了。
买房子固然能一劳永逸，但巨大的房价难以承受，而且要找到一个离上班地方近，交通便利，价钱也合适的房子也不容易。笔者有位同学，1973年花了半辈子辛苦攒积的钱，以五十多万元台币在台北买得30多坪的一套公寓房子（坪是日本计算地积的单位，台湾从日占时期沿用至今，一坪合3.3057平方米）。后来家里人口多起来，房子不够用，经过一年多的辛苦寻觅，到1959年找到一层40坪大小的房子，地段、层次、环境都不错，可房价要270万元台币，比十年前涨了好几倍。他以150万元台币卖掉了老房子，加上向政府贷款，终于买下了这层新房子。但这以后，他每个月的薪水扣除了房屋贷款后，已所剩无几了。他说：“有时想想何苦来，放着好日子不过，偏要背一身债务来购房，但回头一想，若不自我施加压力，催逼自己省钱，想等存足钱再购房，那时房价又涨了，岂不是永远也买不成房子了。”事实正是如此，从1987年起，台湾房地价节节攀升，房价由每坪九万、十二万、十五万……到1991年短短几年一直涨到一坪三十余万元台币。这还是官价，一般房主都委托中介公司卖房，经这批中介公司一番炒作，房价更高得离谱。我对这位同学说：“你拥有了这层40坪的新房子，如今变成千万富翁了。”但他并不以此自豪。他庆幸地说：“我能赶在房价飙涨之前，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不必做一只无壳蜗牛，已是心满意足了。”听得出来，他已陶醉在有屋万事足的甘甜境界里了。
金钱游戏盛行
在台北，我参观过证券公司，也与几位从事证券买卖的朋友交谈过，台湾股市的暴涨暴落，令人惊震。
台湾的股票市场是经过十几年的孕育才发展起来的，原先投资股票，只是少数大财团和企业家，后来逐渐成为大众化活动，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股票买卖几乎成为全民运动。据台湾官方估计，参与股票买卖的达三百多万人，约占台湾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数以千亿计的民间庞大游资流入规模过小的台湾股市，造成股价飙涨。1987年股价指数才三千多点，到1989年，由七千点、九千点、一万点，到达一万二千点，一路扶摇直上，气势如虹。台湾这小小规模的股市，有时一日的成交量竟冠于全球金融界，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当然，台湾证券市场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台湾经济发展，激发社会繁荣。但是，在国外，其证券市场是以债券市场为重心，一般约占证券市场的七成或八成，而台湾的证券市场恰恰相反，是以股票市场为主，债券市场尽占百分之三点几。股票市场的畸形发展，股价指数无止境的飞腾，引起了投机之风大盛，金钱游戏盛行。在台北，谁都知道买卖股票容易赚钱，每天只要准时八时半去证券公司，在红绿跳动的电脑数字板前泡上几小时，灵灵股市行情，想想因应对策，不到半天工夫，就可有相当获利。一年下来，少的可买部昂贵的进口小汽车，多的则可不停地购置房产。如此，谁还愿意苦守原来那赖以维持生计的本职工作？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生产工作岗位，投身于股票买卖的狂潮之中；留下来的，工作积极性也大受侵蚀。计程车司机上午进出股市，有赚头则下午自行放假；上班族在办公室戴耳机听股市行情也不算稀奇；当老师的，见面时谈论的话题不再是教课和学生，而是一口股票经。一个原来书香浓郁、师道尊崇的朴实校园，竟突然弥漫着功利思想……
金钱投机游戏的盛行，使社会上笼罩着金钱挂帅、功利领衔的阴影。人们的淳厚笃实的本性逐渐泯灭，许多固有的好德性一个个沦丧，社会失序，治安败坏，奢靡处处，物价飞涨，企业界对台湾未来发展一度失去信心，不少企业家中断在台湾投资计划，转而将资金移往海外发展，到1990年8月初，中东爆发科伊战争，台湾资金外流现象更为严重，进而造成股价指数从一万二千余点很快下滑至二千余点。
1990年是台湾股票市场最寒冷的一年，也是台湾经济最严酷的一年，许多问题都像骨牌反应一般，连锁发生，使整个社会为之付出极高昂的代价。
我的台湾朋友不无感慨地说：在先进国家得到正常稳健发展的股票市场，在台湾却成为疯狂的金钱投机游戏，为赌名远扬的“贪婪之岛”更添上一项不光彩的“王冠”。
舆论媒体的警告
台湾各大报在回顾台湾十年来（1981—1991年）经济发展历程时，纷纷发出呼吁：“摆脱金钱游戏阴影，再创另一次经济奇迹！”“走出金钱游戏历史，洗刷贪婪之岛恶名！”“改善台湾投资环境刻不容缓！”《中国时报》警告说：“目前台湾虽然有号称全球第一的庞大外汇存款，也有屡折不饶、愈挫愈奋的企业群，但是我们如果再不能以前瞻性的眼光，加速推动各项公共投资以及民间重要投资案，则此一好不容易才蓄积的宝贵资源，终将有耗尽的一天。”该报认为：“为了不使逐渐荒于嬉的国人迷失了努力的方向，整个台湾经济发展也不至于重踏菲律宾等国由盛而衰的殷鉴，则再一次的流泪播种，以及向着标杆（笔者按：指去年开始执行的台湾建设六年计划）直跑，才是期盼另一个十年欢呼收割的最佳保证。”
我想，了解一下台湾的城市交通、房地产、证券市场以至于整个台湾经济发展所走过的历程，对我们大陆可能会产生一些有益的启迪。（项孔言）
《浙江工商》，1992年第9期
财富给台北大老板带来什么
——台湾纪游十一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明智者用财富回馈公益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问雅典的一位富翁，究竟财富给他带来的最大幸福是什么？富翁回答说，财富对他来说所以是一种幸福，乃是因为财富可以使他做一个慷概、诚实而公正的人。这真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答案。笔者在台北时，那里传颂着嘉新奖学金创办人张敏钰热心公益，造福大众的事迹确实使人感到他是一位具备“雅典富翁”的心胸，善于运用财富的企业家。
张敏钰，1913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在镇海中学毕业后，转往上海习商，从事纺织业，历时二十年，从基层工作开始，勤奋创业，先后在上海开设纺织染工厂多家，并在南京、杭州、宁波、定海等处设立分号，业务蒸蒸日上，深受纺织界人士器重。1949年初，他的工厂迁赴台北，不料所有设备在运输途中尽随太平轮沉没海底。他在台北召集去台员工，设计定制机器，重起炉灶，创办益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又创建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并引进首套全自动制面粉设备，开设面粉厂，创制优良面粉。另外，他广泛投资各工商业及新闻事业二十家，致力于发展经济，繁荣社会。
那是1960年，张敏钰在报上看到一篇小学毕业生家贫未能升学，当童工被虐待的报道，联想到自己少年时失学，使他一生受到学习不足之苦，遂萌发了举办嘉新奖学金的念头。他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想，希望以嘉新水泥公司创建的利润回馈社会，让有能力的年轻人都能发展，获得良好的教育，促进文化学术的发扬。他的设想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乃延聘学者、专家，组成嘉新奖学金委员会。为了使嘉新奖学金免受企业业务盈亏的影响，三年后，于1963年6月，张敏钰捐新台币一千万元，正式成立登记第一号的财团法人——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成为台湾第一家由企业家创办的文化基金会，开了风气之先。到1990年这个文化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时，台湾已有类似的基金会达三百余家，工商巨子办文化基金会已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