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共产党90年重大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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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西安事变 (上)

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共产党倾斜。至今,它仍为共产党人隆重纪念,也是国民党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的。

酿成西安事变的原因,周恩来早在1946年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时就指出:在东北沦丧、华北危亡之秋,全民奋起,挽危救亡,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种潮流"已无可阻止",可是"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3个师留在华北外,移驻西北的有14个师,奉命从事"剿共"。东北家乡的沦陷,使东北军官兵们感到极大痛苦。他们强烈地要求打回老家去,解救家乡的父老兄弟,不愿流落在关内打内战。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当时访问东北军后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对于逼迫他们打自己的同胞的命令,日益不满,而打回老家的决心也日益加强,至少也得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战斗到死。一个40多岁的团长对他说:"当我们全体都希望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红军呢?"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也产生重大影响。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脑,当时担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是个有着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早年就同一些共产党员相识。在他的左右,也有不少秘密的共产党员。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先后派出不少人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周恩来还秘密前去,同张学良会谈。双方在团结抗日上达成了共识。

张学良本来有恩于蒋介石,蒋在铲除异己、统一中国过程中,得到过张的鼎力相助。九一八事变后,政见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昔日这对情同手足的挚友渐行渐远,甚至反目成仇。

对外敌入侵,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从蒋10月下旬到西北,至西安事变爆发近两个月时间里,张无数次劝蒋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均遭到蒋的拒绝和痛斥。

蒋介石在调集重兵准备大举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时,又在12月4日到陕西,逼迫张、杨率领全部军队北上"剿共"。蒋的重要将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等已被召至西安,准备取张、杨而代之。南京政府的战斗轰炸机一队队飞抵西安机场。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气氛。7日,张学良再次去见蒋介石哭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紧张场面一直持续了3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学良当晚回到西安,把杨虎城找了去,一见面就说:失败了!他们两人见"善说"不成,于是就密谋"硬干"。

12月10日,蒋在西安又严词批驳了张的抗日主张,拒绝了张率部赴绥远抗日的请求。陈果夫在12月20日的日记中还写道:"蒋先生之主张:(一)战必胜日(引者注:意思是指只有'必胜日'时才可战);(二)但糊里糊涂迭却国命,非所愿为;(三)国策不能任意变更。"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赶往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住处,扣押了蒋介石;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张、杨并在当天向全国通电提出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中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有一个演变过程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从一开始就主张的,它并不希望因为西安事变造成全国内战。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内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内部对此是有争议的。因此,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颇费思考、周折,最后审时度势,确定了处置蒋介石的正确政策。其过程大体如下:

1936年12月12日清晨,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急电。中共中央熟知张学良、杨虎城坚决主张抗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对张、杨采取如此激烈的举措,则是毫无思想准备。因此,中共中央既十分震惊,又百般高兴。当天清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立即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随即起草了致张学良(当时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的电报称张为李宜或李毅)的"万万火急"电报,其中说: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讨论应对西安事变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林伯渠、林彪等13人。毛泽东首先发言并在会上作了结论。会议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复杂的国内形势,一致主张要积极支持张、杨的义举,大力援助;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和对待南京当局的问题上,则有两种对立的意见。

以张闻天、周恩来为代表,认为张学良此举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笔者注),但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形式,应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以抗日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认为在此关键时刻,要"慎重考虑",千万不可"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事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人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有人则提出,我们既要抗日,又要反蒋,但不正面反蒋,也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这次会议在如何对待南京与处置蒋的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可以说,要严惩蒋介石的主张一时还占了上风。

一直到16日,从各种报道和文电往来来看,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内部在处置蒋介石、对待南京问题上,两种对立意见依然存在,惩蒋的声浪依然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