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堡看来，“受到‘纯粹科学’的教育，是教育人们去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想，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动。受过这样一种教育的人，以后在生活当中也就是一个对于集体最为有用，而且最能做出贡献的人，因为他拥有品格。人若没有品格，那他就只能随波逐流而被动地行动，改善人的处境和社会现状的目的就不能达到”[5]。因此，“德国75％的大学生后来从事实用性职业这一事实并不重要。
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能够运用经过教学与研究训练出来的思维能力去处理所遇到的问题”[10]288。
进一步讲，如果他们到政府部门任职，因为“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5]，因此，他们了解科学发展的性质与规律，通过自身经历，他们体会到这种科研训练的价值，因此往往会制定出有益于科学发展的政策，这无论对于科学的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有益的。
3.注重知识间的联系
在洪堡的大学观念中，“修养”是一个核心概念。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洪堡认为，“修养就是个人天赋完全的发展，各种潜能最圆满、最协调的发展，最终融合为一个整体”。因而，修养是“全面的和普遍的，而非专门的或职业的”[8]53。而以哲学为基础的纯科学是从整体上看待科学，是“用于精神和道德修养，天然合适的材料”，因此，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非常强调哲学院的地位问题。虽然有关哲学院地位问题的斗争始于哥廷根大学，但哥廷根大学哲学院的地位实际上仍低于其他三个学院。在柏林大学，哲学院的地位终于与其他三个学院平等起来。不仅如此，由于哲学院对于科学的追求和教学方法方面的领先地位，其他学院纷纷效仿哲学院。哲学院遂成为大学的中心。这样，各种知识便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哲学。这种统一意义重大，一方面，将各种知识联系起来，使人可以按照原本面目接受教育，培养学生全面洞察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着眼于某种职业的专门化必然使德国的学生眼花缭乱。这一点与所有学科都有关系，因为大学的职责不是要引导学生将来去承担各种具体的工作，而是要使学生打好基础，使之以后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10]279另一方面，“它帮助人们在科学研究上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历史、文学这些领域培养严格的科学方法。”“也许就是这种对科学发展需要想象力的认识，大大促进了这一时期德国科学的繁荣。”[9]
柏林大学的成功创办，促进了19世纪德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德国其他大学改革或效仿的榜样。柏林大学对于纯科学的追求，强调学术自由、教学和研究的统一，注重知识间的联系，成为德国大学的传统，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五）习明纳（即研讨班）、研究所等教学组织形式的创设和发展
实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这一办学原则的载体是研讨班和研究所。哥廷根大学的格斯纳教授举办了第一个习明纳——哲学习明纳，也即研讨班。在柏林大学，为使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研讨班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得到进一步发展，先是在哲学院采纳，随后在其他学院推广开来。研讨班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就是高年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与教师一起共同探讨高深的科研课题。在洪堡看来，“人类精神活动唯有通过合作才能繁荣；合作不仅能相互取长补短，而且一人之成功会激励他人，并激发出共同的、潜伏于个人、往往零星或被动呈现的创造力。因此，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组织又必须能够促进和维持成员间持久的、具有内在动力的、非强制性和非目的性的相互合作”[7]198。可以说，研讨班和研究所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可以很好地收到这种功效，学生在与教授、与同伴共同探讨问题的过程，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相互激励、相互激发。
1820年以前，德国大学中研讨班的数量并不多，多数存在于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而且其研究功能的色彩并不浓厚。19世纪前半期，习明纳和研究所多是由教授个人创办的，有些教授甚至自掏腰包购买实验室所需仪器。由于这些习明纳和研究所创办时未经政府明确认可，因此他们往往随着教授退休或逝世而自行消失。随着习明纳和研究所在大学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显，政府开始转变观念，增加对它们的投入。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和资助后，习明纳和研究所的数目明显增多，而且其形式也日益正规，规模日趋扩大，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在大学的发展。政府的这种投入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大学不仅培养出许多出色的学者和为其他部门培养了大量的高水平人才，而且对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德国大学成为公认的世界学术中心。“到19世纪60年代，德国大学的学术和教育水平已使国人感到骄傲，使外国人羡慕不已。不久，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的留学生蜂拥而至，德国大学再现了以国际性为特征的中世纪大学的辉煌。”[2]
（六）编外讲师制度凸显出德国大学教授典型的学者特征
在德国，一个献身于学术职业的年轻人要从“编外讲师”开始做起。他们有的仅是一个教师执照，在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到两门课程开课。由于开课很少，编外讲师可以有较多的时间用来从事研究。除了学生的听课费，编外讲师并无薪水可拿，也没有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利，他们“完全被置于大学的制度之外，为一种纯个人的生存”[8]99。编外讲师没有固定的期限。根据教学能力和科研成果这两项标准，从编外讲师中选拔副教授和教授。因此，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中认为：德国的“编外讲师形成了一个学术摇篮”[10]285。但是，并不是所有优秀的编外讲师都有这样的提拔机会，他们“往往经过多年磨炼而不一定熬得出头，尤其是正教授不关心他甚至反感他时——这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出现——更是如此”[10]285。所以，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看来，“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11]23，因为“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了，他是否能够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首脑，纯粹是受着机遇的左右。在这里，运气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11]20。即使没有固定的薪水，同时还要承受着由学术前途的未确定性所带来的种种焦虑的折磨，大量的编外讲师还是甘愿选择了这一职位。除了对学术职业的内在志向外，编外讲师制度凸显出德国大学教授甘于寂寞的学术品格，恐怕这也是19世纪德国教授、德国大学之所以取得辉煌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精神和心灵在寂寞中会变得宽广、活跃、颖慧和强健”[8]64，“纷扰的社会生活会使人失去其精神的独立性”[8]63。
（七）技术学院的创建与发展
“与纯科学相对应的是实用性科学，洪堡认为对实用性科学的研究和传授是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的事情，大学应该把两者截然分别开来。因为两者若混淆进行，那么培养出来的人也将是不全面的和肤浅的。”[3]37研究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已有文章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以柏林大学为首的德国大学模式的研究上，很少关注德国技术学院的创建与发展。正因为技术学院的创建与发展满足了19世纪德国工业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大学才能得以长期致力于不具功利性的纯科学研究，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技术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对于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德国科学、技术中心地位的形成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