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博士生柳亮基于高等教育问责制多重三角模型的分析，对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中大学、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自治与控制、信任与问责制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大学、市场、政府三者关系的两条主线。为协调与平衡三者关系，大学方面，需要扩大办学自主和打破封闭僵化；政府方面，需要增强财政责任和减少行政干预；社会和市场方面，需要发挥竞争机制和抑制功利倾向，并在三者之间重建教育信念和彼此信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祝爱武基于对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属性的认识，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应摒弃单一主体的制度设计，走多元主体供给之路；当前改革的重点在于：选择“体制外增长”之改革路径，明晰教育产权，加大公立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力度，实现高等教育由“政府供给”向“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相结合的“社会共办”的转变。
厦门大学博士生谭诤对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区域布局结构与各省级行政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数据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在各区域的布局结构除受区域经济水平的制约外，人口也逐渐成为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因素。北京大学博士生马莉萍将高校区域布局与大学生的区域流动联系起来，认为高校的区域布局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人才供给产生影响，提出应充分重视高等院校布局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及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进行高等院校布局调整尤其是新建高等教育机构时，应充分考虑由此带来的人才流动方向和趋势。
南京大学博士生潘金林从构建我国高等教育多样性生态系统的角度对高等教育机构分类和高校学术定位进行了概念区分，认为政府可将高等教育分类与高等教育规划相结合，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引导高校多元发展；定位则是高校内部的自觉行为，高等学校自身要合理定位学术使命，培育多元学术生态。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周湘林通过对高校问责制的内涵、类型及变革趋势的研究，认为应发挥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在提升教育质量上的作用。清华大学博士生王纾则把关注点放在现有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工具上，认为现有评价工具的评价指标较多集中于学校资源、量化产出以及学校声誉方面，容易造成“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不利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系统的均衡发展。相比之下，以学生就读经验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的评价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继而提出我国要加紧建立起全国性的以学生就读经验为主要测量指标的高等教育评价工具，推动教师改善教学、学生提高学业。
清华大学博士生郭芳芳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需要从两个层面、一个角度进行：两个层面是国家层面和机构层面，前者包括国家宏观理念的构建、激励政策的制定、环境建设等；后者包括制度和组织层面的理念和策略构建，比如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学术研究、经费保障、人员流动、社会服务等。一个角度，即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角度。并强调国际化的真正实施层面通常是在机构层面。
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视域下高校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微观层面上，博士生们以高校层面的战略选择为核心，主要研究了高校内部体制机制改革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系，重点探讨了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内部治理结构变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科研发展模式转型、扩大交流开放、防治学术腐败等现实问题。
厦门大学博士生吴雪认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是坚持以学科为基础、以知识为本位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建设模式，这不仅符合知识发展的逻辑，遵循了学术权力自下而上的运行途径，而且有利于大学承担更多的学术和社会责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保证学术权力的实施，避免行政干预对基层学术组织发展的不良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王鹏对我国公办大学的内部治理形式进行了探析，研究采用制度理论和资源依存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还利用规范结构与行为结构这一组织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对公办大学的规范治理结构和行为治理结构之间的偏离关系进行探究，认为在目前法律制度框架和办学经费来源状况下，由于外部制度的规范性（法律对于公办大学组织属性的模糊界定）和资源获得的单一性（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及其他支持），公办大学内部行为治理结构具有明显的“政治内部人”控制特征，从而揭示了我国公办大学无法改变受控于政府局面的深层次原因。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博士生们从不同侧面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清华大学博士生张天舒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就业制度变迁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认为国家应积极推进就业制度的改革，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清华大学博士生刘帆从分析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特征出发，探讨了研究型大学培养创新人才应具备的素质：全球视野、专家素养、创业精神和责任意识。华中师大博士生何清将关注点集中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上，分析了团队学习对个体创新能力的支持作用，认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需要加强研究生科研团队建设。
目前，我国高校科研发展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以后，公共财政难以支撑高校科研发展所需的全部资源；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呼声高涨，特别是在自主创新战略背景下，社会对高校发挥科研优势，推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在此背景下，推动我国科研发展模式转型对于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有着积极意义。浙江大学博士生伍醒通过对创业型大学科研特征和改革意义的分析，认为我国高校科研发展模式转型可遵循以下路径：提高科研组织的学术整合能力，构建有效的校企技术转移界面，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立学术价值、商业价值相结合的成果评价体系。
从20世纪90年代起，学术腐败逐步蔓延，严重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步伐。学术腐败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清华大学博士生胡欣以我国社会转型期间的学术腐败现象为研究对象，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以“自律”、“腐败机会”、“制度”三个关键因素构建了分析学术腐败成因的解释框架，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在社会转型期学术腐败迅速蔓延的原因，探讨了社会转型、信息技术及制度对于学术腐败蔓延的相互影响机制。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大学在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扩大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厦门大学博士生徐魁鸿认为大学作为一个与文化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且以发展文化、传承文化为核心的机构，更应该在国际交往中发挥文化沟通和传媒的作用。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新形势下，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应成为现代大学的第四职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运用在本届博士生论坛上体现的十分明显。相较于往年的论坛，本次会议征集的论文更加注重研究方法的选用，不仅有多篇论文运用了数理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在定性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尝试，例如北京大学博士生边国英将现象学方法引入到对博士生学术经验的研究上，把研究纳入到十分具体、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这体现出博士生们已经意识到改进研究方法对于提高研究客观性和科学性的重要意义，也体现出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的研究方法素养正在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