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目标群体
期刊读者和期刊媒介是独一无二的。期刊趋于锁定特别具体的目标群体。因此,期刊读者获得量体裁衣的信息,从而产生参与度很高的媒体利用率。读者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比非期刊读者更富有。由于期刊通常每隔一周或一个月出版发行一次,期刊上刊登的政治信息概述和反映的发展趋势一般比电视和报纸上更长远。尽管媒体间存在的差异经常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它们的相似点更能引发人们的好奇心。
甘斯(Gans)在对CBS、NBC、《时代》和《新闻周刊》的研究中发现电子媒体和纸质媒体间的相似点比不同点更有趣。他论述道:电视新闻趋于偏爱产生戏剧性、充满激动人心情节的片断,而新闻期刊突出的是自身增添戏剧性描述的、生动的引语、故事以及充满令人兴奋情节的图片。两种类型的新闻均由持有相似的方式看待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所编辑、制作。
无论如何,期刊是获取有关政治资讯的重要渠道。事实上,当助手希望发布的消息引起全国的反响时他们更喜欢选择期刊而不是报纸。若干研究比照报纸和电视新闻调查了期刊刊登的政治信息。研究发现新闻期刊比其他两种媒体形式有两个明显优势。首先,期刊倾向于将更多的空间留给个人问题,并且对此有更深度的报道。其次,各种媒体的组建语句的角度不同:期刊通过观点及早提出焦点问题;报纸利用事实报道事件;而电视新闻则通过描述性的基础素材构建新闻焦点。期刊和电视新闻似乎从来就没有像报纸那样提供事实的细节。
4.传播的方式
如何传播政治消息,如何用文字和图片报道和描述它,这条消息如何变化这些话题都是由那些关注期刊传播方式的政治内容分析研究的对象。该领域研究的课题涵盖了从一般的政治信息结构、规律或形式的研究Altheide and Snow,Media Logic.到非常具体的关于参议员和高等法院被报道方式的研究。另有一些话题包括肯尼迪兄弟各自的总统竞选、伯明翰民事权利危机以及报道20世纪60年代社会问题的方式。
从事分析信息传播内容的研究者还经常尝试对该信息呈现某种方式的原因进行推断。为了做出判断,研究者将结合媒体内容研究现存的社会模式。例如,将期刊报道的问题与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相对比以便探究行动定势影响的存在。相关外国领导人的研究,包括以结合美国外交政策对外国领导人报道的变化方式为重点的内容分析、法国和美国总统竞选报道的不同以及《法国周刊》如何报道法国总统竞选活动的。将期刊问题报道与相关统计数据呈现的走势相比较以此考察某个问题覆盖率与事实是否有相同之处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通过将内容分析与社会、文化或读者指示物进行比较从而使其具有实际意义是必要的。欧文·简尼斯(Irving Janis)指出:“现在有一种需要,那就是通过将大众传播的内容分析结果与受众群体或行为影响相联系以此使其具有实际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内容分析必须与语境数据资料有关并得到其支持。语境数据资料是内容创作和存在的环境。换言之,解释说明数据是要通过已知的事物。
含义是从数据与其语境的结合中提取的。数据是具体物定性的刺激物或是符号媒介物,像纸张上的字体、屏幕上的影像或说出的话语,但是,克里潘多夫认为他们多数与含义有关,从较高级别的刺激物开始,如书写的文件、电影、对话、绘画作品以及电视节目。语境是这些刺激物的环境,克里潘多夫称“分析者可以选择这个环境和它的概念”。那么,传播学研究人员可以集中注意力于信息发出者的意图、接受者的原认知和行为影响、被交换含义的机构或在其中起作用的文化。
图片分析。期刊图片分析在该分类领域形成自己独自的研究分支。研究包括战争形象、总统的视觉形象。通常情况下,科研人员对政客或事件如何被媒体报道的和作为一种试探工具,分类方案是如何被制定的颇感兴趣。
图片的内容分析不同于文字的内容分析。图片的内容分析枯燥乏味的原因之一是图片不能像文字那样使用计算机来分析。可以说,每张图片分析都必须是手工操作。外人在短期内也看不到任何成果。尽管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许多科研人员发现图片分析是一项重要的研究领域。
5.文本的影响
目前缺少关于作为读者解读的一种刺激物——媒体报道的内容研究。研究一个报道的实效性和实用性,我们不但要解释文本表达的思想,而且还要弄清它带来的构建读者群体数据的含义和信息。换言之,多数政治语篇的内容研究看起来似乎没有将此作为一个问题来考虑:
我们了解很多关于媒体对个人的社会和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但是尽管我们知道越来越多关于媒体效应的信息,但是我们似乎对如下信息掌握得较少:个人如何从其他个体与大众媒体获取信息、这些个体是如何理解、改变或接受这些信息的,乃至最后做出促成他们行动的决定。
虽然缺乏对此问题的研究,但是,进行这种类型调查的理论基础工作已经进行数年。方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最合适的分析内容的量以便考察人们试图回答的某个具体问题或者人们试图研究的理论观点。一个更敏感的方法学上的问题是分析的数量是否要完全还是部分地依靠读者对来自某个具体媒介的政治信息的处理。比如,如果人们不打算用文字处理这样的信息,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过文字来做分析?原则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分析的量应该与认知处理的量相匹配。然而,问题是这样的研究很难做,要想做好更是难上加难。
这并不是新问题。关于分析和认知的数量取多少的争论已经持续几十年了,但是,实际工作并没有做多少。在回应人文学家的反对观点,内容分析没有实际意义时,豪斯梯阐述了不同单位定量的分析、较大定量的分析甚至是主体单位的分析以此作为反驳的方式。
哈特(Hart)等人的研究正是此项课题的尝试。他们的具体目标就是超越传统的内容分析并对新闻期刊的内容以一种对读者有意义的方法分类。他们使用修辞方法并与多种内容分析的方法相结合。他们的研究独到之处在于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总统报道的人性方面,同时估测关于总统的报道如何影响公民对总统任期期待的方式。因此,从本质上讲,该研究的核心是现象(与功能主义的研究重点相比较,其过去的研究核心为行为定式、媒体经济、信息处理和游说的影响等)。
另外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使用多样的研究手段。有一项研究使用了内容分析、调查、试验和访谈以便弄清人们了解新闻的方式。期刊、电视和报纸形成了他们取样的框架结构,在这个框架中重要事件的交汇点被挑选出来。这些方法表明科研人员试图理解新闻内容和人们处理它们的方式之间联系的努力。
语篇分析是另外一种可以帮助解决这里所讨论问题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媒体内容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语言或文本、一种具体形式的社会文化实践。那么,媒体在若干层次得以分析,且不局限于像主题、句子、词汇、短语等诸如此类的语法结构。人们还以媒体语篇与普通的话题、其他主题、句子和词汇的关系为基础,从文体和修辞的角度对媒体语篇进行分析。由此可见,语篇并没有被人们简单地当做一个孤独文本或问答体结构来对待,而是被作为复杂地体现某种在心理和社会层面影响人们的交流活动。
(五)结论
当对内容研究进行分类时人们意识到“谁、什么、如何、针对谁、以何种渠道、带来何种影响”的分类方案是人为的。这些分类项目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谁传递的什么、向谁、带来何种影响”在所有的内容研究中或多或少地得到讨论。当研究者分析内容被传播的方式或者内容被改变的方式时,他/她一定也了解传递的是什么、传递者决定发送什么、信息的内容是什么、这条信息是如何被传递和显现的,这些几乎是同样的问题。最后,尽管许多研究者到此就终止了研究工作,人们应该注意到该信息本身总会带来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