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一向是、现在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领域。第一个争议是针对概念而进行的，在那里，各路学者尽显神通，但遗憾的是人不能脱离自身，因而限定的角度使理解总无法与原始拟作的神话论相吻合，社会纷然，讨论者亦感精疲力竭。与此相联系的，或者说一个问题的不同视点的第一个争议是关于新闻工作者的。例如，他们良莠不齐的结构队伍、他们的角色心理、他们与历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历史使命，都在不同的生命世界里各自运作并在相遇时发生冲突。第三个争议是针对新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有人说它是一种能量，有人说它是一种“嗡嗡的文化之音”，更有人说它是一种企业……这样的争议无穷无尽，干扰了人类的理解及其后的行动。然而，这或许正是新闻的独有姿态，一种与人生同样复杂含混的关于日常空间的诗意的世界。对它们的理解确实影响着工作的进展。
因此，“人们谴责那些忘记过去的人，要求他们重新想起”，乔治·桑塔亚纳的这句话同样适合于此。
也因此，我们由此展开讨论，而后进入这庞大的人生开掘的工程。
第一节 理解新闻
新闻的世界呈示虽说极为混乱，但在许多充满活力的生命体看来，这应该是一个生动的混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正常反映。
然而，为了操作的方便，人类在寻找着为每一世界发现——一种自觉的发展～找到相应的概念注释，期望由此为这个世界定位，而后轻松地把握这个世界。历史证明了这种做法是事与愿违的，因此，在世界上最博学的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的《艺术史话》导言中，这位研究与体验俱深的伟人指出：“实际上并没有艺术这种东西，有的只是艺术家而已。从前人用彩色泥土在岩洞壁上粗略地勾画出野牛的图像；如今又有人购买颜料，给招贴板上绘制广告画。从古至今，这些艺术家还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只要我们记住，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艺术’一词可以有极不相同的含义，只要我们承认，标明大写‘A’字母的艺术（Art）并不存在，就不妨把这一切活动都称之为艺术。”这种眼光当然也适宜在新闻学讨论里，古老时期树“谤木”、设“悬书”、四处采风的“记者”，当然极难与现时代的“瞭望者”相比，但他们的历史意义却是相近相一的，作为一种符号，他们有着同等的久远价值。我们极难找到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我们不可放弃理性与智慧的权力。
最简单的定义是这样说的：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它当然是正确的，它指出了作为人类语言的新闻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却令人遗憾的是些物态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一流行颇广的定义过分留迹于关于新闻里的物态情形。这令我们想起了大诗人歌德与我国文坛魁首钱钟书在不同时期对人类所发出的两个意见一致的警示。歌德说：“必须费大力挣扎，使自己从观念中解脱出来。”钱钟书先生则指出：“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固定，失掉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到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了过来，把物来统治心；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流行的定义使人类由新闻见出了太多的工具性含义，那样的新闻势必是无生命力的，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新闻的多重含义，为这灿烂世界寻出真面目。
第一，缺乏动机追思。无动因的行动不可能持久，因之，对新闻的讨论必须涉及这一点。
1623年出版的《世界迷宫》一书较早地反映了这一问题。
摩拉维亚教派牧师兼教育家约翰·艾英斯·科曼斯基在这本类似班扬《天路历程》的巨著中，设计出的动机是考察世界各地劳动者及他们的劳作生活，并为他们吹奏“奇怪的笛声”感化与联系他们。而古老中国记载中的“采风”之为，纯粹为着考察民情、收集民意。20世纪初即从事新闻工作的摄影记者刘易斯·海因十分肯定地答道，为的是“照亮黑暗与揭露愚昧”。而S·梅斯这位世纪末之理论家则干脆指出：“所做的不止是简单地记录了他们所看到的事件，他们向我们展现的是洞察力和证据，是理解、评论和事实的记录。”麦克道格尔通过他的研究告诉我们，这是要报告人类在关切生命中的消息。在我们的讨论里，曾认定它与生命探询、关切社会、发问人性、反抗虚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事实上，人类也多从这些角度去把握新闻劳作。例如，“基希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匆匆过客，而是一个伸张正义的怒吼者”；②而“西摩的父母，战争开始就被夺去家业，惨死在纳粹党人手里。对西摩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事。虽然他已经成年，但是，仍同样作为战争的孤儿，被抛上街头”。“可以说，这就是他拍摄《西姆的孩子们》的根本原因。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他不能不是反战的。他所倾诉的反战情绪，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国家，而首先是为了那些与自己同命运的战争孤儿。”这种总结还可以举出许多，它们共同地渗透出人类对新闻的心灵要求，正是从另一方面——也就是今日的角度一一指正了新闻报道的动机。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提出过一些意见，那是在讨论新闻体裁之一新闻摄影时初步尝试的，我的意思是：人类由根本上是“关切”的动物，有修正、补救或者说“完型”的强烈欲望，因而，这恰恰构成其不可淹没的动因。“这种反抗方式的取向不耽于个人的私情宣泄；而是抱有严肃的社会学目的，或传达、或报告、或揭露、或引发动作，总归在于关切我们所存在的社会的前途。”
动因引发行动，这自然而又自然。世界的不圆满使人要追思反抗，因而，反抗现实残缺，表扬理想生存状态，结合典雅场景，正是新闻的永恒动机，一切个体的表现都可纳入这大旗之下。
第二，我们深觉这定义缺乏对人的积极姿态。它冷冰冰地盯着物态世界。
一切的创造均与主体人相关联，它的爱憎、它的悲乐、它的理性精神与感性灵思。这在事实上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概念的把握却排斥了这一区域。
事实是，每当记者以个体之眼传递世界眼光时，一切的表现均围绕着人的把握而组织，这一切也包括对自然的描述，那可以说是积极地组织与交代我们生存的空间，为历史与子孙负责，为我们的生命投入关注。只不过，我所要说明的一点是，新闻对人的关注是“当下”的，也就是说，它虽然应当在历史的大背景上展呈一切，然而表现在现象上时，我们只能看到瞬间的故事。但须要牢牢记住一点：这是怎样的一个小故事啊，然而它却连着千千万万个生命的传说与追寻。
新闻的世界是特别的，它呼唤我们积极而深刻地由现象感悟弥补抽象理论的残损，还一个更加精细而又丰满的关于新闻理解之通道。这是一个难题。丹尼尔·威廉森在《特写写作技巧》一书中写道：“新闻学要同一个最为变幻莫测的对象一～人性——打交道。正因为如此，如果有人企图按照一套固定的公式和规则来教授新闻学，那将是荒唐可笑的。”（1）
新闻是物质与精神的复合体，可从多面复合考察，它不容切割分解或将其多种机能及形态加以分离处理。
新闻是一种精神的交通，它仰赖物质手段的合作。新闻学始祖卡尔·比切认为：“新闻为心灵的交通手段。”在这大旗下，藤原勘治在《报纸与社会文化建设》一书中指出“新闻是精神交通的手段”；而栋尾松治的《新闻学概论》则庄重写道“新闻是社会心理交通的机关”；中国台湾学者宋越伦在此基础上写道：“所谓新闻者，即必须基于其社会心灵交通工具之使命，从事于现实的报道与批判，并在最短的连续的时间内作迅速普遍之传达。”我们不必具体引征他们复杂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我们智慧而非死灭的数据。
我们已经简单地讨论了新闻应具有的动机与对人的关心。如果上述两点能够成立，那么，可以肯定地讲，新闻是动态的关心与操心，它不是历史故事，永远不动地钉在历史柱上。它是一种流动的于小现实中关心与操心的活动。它的主体操作者可以极自然地注意到这一点。事实是，它针对的是人世间的各种闭塞与阻隔，因而，填塞势在必行；同样，它往往要自觉地找寻各种“视觉兴奋点”，因而，也是绕着交流作人生大文章，它必须永久地搜集材料，永久地证明或修正自己所能发现的人类的什么。同时，它要公正，富有人性的同情，不苟且，不气馁，在事实上沾满心汁，不，用心血浸泡透彻事实，而后，全盘地交给世界。人类沟通的途径无所不在，即使心与心之间的呼应也有千万条线路，细细密密布着天网。因而，一旦用心得来的信息拿呈出来，便被送上了交通网，自我运行。一方面，事实有力量，也会有机动运作的活力，因而会按自身的轨迹寻它最佳的主人；一方面，受众与社会有心，会焦虑地迎着每一信息。因而，交通心灵一话说穿了，便是在生命关切下对各种姿态的互相交换，评比、判断都挟裹其中。
这交流交通中有选择。这选择必须引起万千敏感。世界是自我运行的自身，任何人与物都为其中一因素。因之，欲要做抽身后的判断简直是枉然。从这一角度来看，一经选择，这情感的交流也便宣告开始了。
也是本着这一原理，20世纪30年代的埃德加·斯诺告诉他的中国学生萧乾与杨刚，文学与新闻就此是相通的；也是本着这一说头，萧乾这位中国新闻史上的名记者严正地在1947年初的通讯集上写上“人生采访”的字样，他要把他接触的人生，把他的情爱“留给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人生采访·前记》）
同样，正是仗着对这一点的把握与理解，现在的人民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能动的世界上，对政治和经济文化一无所知会危害民主，并且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候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细的权威。在形成公众观念上，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历史充分发挥着交通的功能。
也是由于这份清醒，“当权者早已认识到，要控制公众，必须控制信息。最早掌握新闻和各种意见的人就具有政治的权力，这就是揭露或隐藏，宣布一部分而隐匿另一部分”。因之，交流心灵渐趋病态。
新闻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在1926年的一篇题为《什么是新闻》文章的末尾，詹逊（GeraldW．Johnson）说道：“一个智者（报人）所要找的最满意的新闻是，对他本身的经济贡献小，却能在他的工作表现上，考验他的职业上的能力；这能力的最严格的考验标准是，他能阐扬真理，清除包围在真理外的障碍物，使世人理解。”这种思考是有益的，那些一心追求人生澄亮处境、胸怀广大社会目标的人们通常也由此把握新闻精神并与新闻的灵魂同心体共命运。
实际上，新闻以求真标明自己的价值由来已久，当然，由“有闻必录”到“反映的真实”、“典型的真实”必是路途遥遥。
大干世界，芸芸万事，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常常扰乱人心，兼及社会。新闻自创生以来即以此为己任，去遮蔽寻找澄亮，去杂芜寻求本原，交给人类的往往是简洁的事实。为此，它往往与尘世的荣誉、野心作不屈服的斗争，尽着最大的力量希冀社会获得自由，勿走上奴役与被奴役之路，获取最大欢悦。反装饰、反想象，即使惨烈至极，亦必当头迎上，这正是新闻对真理的尊重。
新闻允许不同视点的双方展开论战，为此，它自信地交给他们一定的自由论坛，因为它坚信，从来没有谎言可以击败真理。
新闻并不意味着只有消极、残暴、非人性一面，也就是说，更多的是有关快乐、健康、发展、道德的反映。按事实，按本来结构反映，它并不希望单方面构造带给社会人性的晦涩不明，它遵循“不加不减”的亚里士多德原则，尽力中性，不占有对方，亦不缩减对方。
同样，新闻提供一种本然的姿态，它呼吁人们积极承担，永远去积极解说，并乐观前行。它以自身呈示给人类一种勇敢、忠诚的态度，亦是对真理的回应。
新闻同样是对时代的一种观照，用报界英雄普利策的话讲，时代是一艘航行于波涛无常的大海上的航船，新闻正是船头的瞭望者，它告知人们何处险峻，何处平易。例如，1970年被称为日本新闻史上的“公害元年”，，而这序幕的拉开则是《北日本新闻》关于“富山县黑部市矿毒”的独家报道，随后一系列媒体参与其中，继起呼吁。对此，有人评价说，如果报纸不是以积极态度干预，公害将有增无减，日本最终将成为“死亡列岛”；而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所做的报道，使世界人民、中国人民“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出了民族的灵魂”。②至于由飞车党人的行径发现社会的恶疾（罗伯特·弗兰克）、由少年流氓寻找当代精神空虚……更是多有写照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