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夕阳西下。
姑苏城高大的黑色城墙被阳光涂上了一层橘红色。葑门堞楼上，一面黄色方锦大旗在风中有气无力地摇晃着，上书一个斗大的“张”字……
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到二十七年（1367）九月，吴王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万大军南下，进攻另一个吴王张士诚，并于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廿五，兵分十一路，将张家小王朝的都城平江（今苏州）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一围就是十个月。从那年六月起，朱家军不断在姑苏城外围发起进攻，并在鲇鱼口、尹山、官渎、虎丘一线拼掉了张家军最后的老本，张士诚小弟张士信阵亡。至此，张家四兄弟士诚、士义、士德、士信仅剩下了“诚哥”一个。同时，朱元璋又下令：“毋妄杀！毋乱掠！毋发丘垄！毋毁庐舍！”试图用军事上的“锁城法”和“攻心战”彻底摧毁姑苏城的抵抗意志。
这一天已是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初七。天气出奇的晴朗，旷野中，夕阳显得特别巨大而血红。空气中弥漫着硫黄的腥味，整个姑苏城内外死一般的沉寂。城里“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
徐达被手下簇拥着走出大营。姑苏城的黑城墙像一座大山，把这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压得有点束手无策，相持已经十个月，“指日吞吴”变成了梦想，倒是高大的黑城墙成了无数弟兄的墓碑。现在城里连老鼠也吃光了，但城头的“张”字大旗并没有俯首称臣的迹象。
突然，远处一匹快骑飞奔而来，马蹄声在寂静的黄昏中分外清脆。
不屈的姑苏城终于惹起了朱元璋的满腔怒火，他下达发起总攻的命令在这时传到了城下。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初八，朱家军在姑苏城的东南西北各门同时发起“平江战役”。经数日激战，徐达一部首先攻破葑门，接着，常遇春攻陷阊门。各路兵马潮水般杀进城中，张士诚部将唐杰、周仁、徐义、潘元绍等先后投降。张士诚率残兵与朱家军巷战，兵败被俘，《明史·张士诚传》称其“至金陵，竟自缢死”。
二
张士诚墓寂寥地坐落在苏州工业园区一个叫旺墩的土丘上。仅仅十年时间，苏州城东这片村野已经变成了一座花园般的工业新城。
谁还记得，六百多年前，一个小名九四的苏北贩盐小子，在平江城里搅出了惊天动地的故事？谁还知道，老苏州话为啥把聊天叫做“讲张”？谁又记得，民间农历七月三十烧给地藏菩萨的“狗屎香”却是苏州人纪念这位“败者寇”的“九四香”呢？
史载，“至正十三年（1353）三月间，泰州人张士诚作乱”。张士诚与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运盐为业，富家多视为贱役，动加侮弄”，士诚“率壮士十八人……遂招集盐丁，占据泰州。嗣复陷高邮，戕知府李齐，自称诚王”。元末农民起义，以刘福通、韩林儿的红巾军影响最大，继起者渐成三股力量：西北陈友谅据武昌（今武汉）、东南张士诚据平江（今苏州）和以集庆（后称应天，今南京）为都城的朱元璋。
张士诚的地盘“南至绍兴，北至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东北至济宁”，北占盐业命脉，南占鱼米之乡。但富庶之土往往让人变得贪图安乐，温柔之地又往往容易消磨斗志。据野史说，当朱元璋起兵讨伐陈友谅时，张士诚的谋士施耐庵、罗贯中等力主乘势攻取朱家后院应天城，这恰恰也是朱元璋最担心的事情。但朱元璋的谋士刘基（字伯温）看透了张士诚的本性，说：“士诚一自守虏，尚不足虑。”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看穿”别人那是什么本事？当年白居易遭贬谪时和朋友闲谈“识人”的问题，白氏感叹道：“王莽谦恭未篡时。”又说：“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如果王莽没来得及将大汉江山改成“新朝”就死了，那么，他“谦恭”背后的一切只有鬼知道了。但刘伯温怎么会有这等本事？看看他的名篇《卖柑者言》便知，“燠暖温馥”弄出来的东西，必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朱元璋手下偏偏出了一个“看穿”张士诚的人，当然是张士诚的悲哀。但更大的悲哀是，张士诚手下也有人“看穿”了朱元璋的心思，士诚却不纳其言。结果“陈氏灭，张氏势孤”，历史也就注定要上演一场“火烧齐云楼”的悲剧了。
据吴恩培教授考证，伍子胥建苏州城时，又在城内筑“吴子城”，“小城八里六百六十步”，即为张士诚的王府所在地。城内有高楼，系唐太宗十四子曹恭王李明任苏州刺史时所建，后白居易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诗意，取名“齐云楼”。朱家军攻进子城后，张士诚妻刘氏将所有妃嫔赶上楼去，一把大火烧了个干净……而今，走在皇废基公园（今苏州公园）的林荫道上，你还会听到大火中那摄人魂魄的呼号吗？
施耐庵老先生逃走了，在朱元璋的“搜捕令”中隐居下来，他翻出了北宋朝末年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义造反的故事，以消解心中块垒。《水浒传》从此流传千古。罗贯中也逃走了，他也找出了东汉朝末年群雄蜂起的往事，检讨三军对垒时的竞争战略。《三国演义》从此成为不朽的名著。
三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
这位明太祖怎么也忘不了姑苏城百姓支持张士诚让他受的委屈。“困我吴民年五百，祸由明祖怒张王。”这是明初流传在苏州一带的民谣。
一批批江南富绅人家被籍没田产，赶出苏州。他们全家拖儿带女，从阊门码头出发，到苏北，到朱皇帝的老家凤阳安家落户，并被严禁“私归”。可怜“昔日钟鸣鼎食家，今朝颠沛流离人”。每年清明，这些人只好装作乞丐，“潜归祭扫，冬去春回”。一首民谣开始流传：“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中国经济史学者马学强博士用史实论证了这首民谣流传的因果关系，并非天灾，实为人祸啊！
一朝天子一朝臣，苏州人常用“拎得清”来比喻那些善于见风使舵之辈。江南富豪中自然也不乏其人，譬如那个大名鼎鼎的沈万三。对这位“资累巨万万，田户遍三吴”的豪富，正史记载并不多，《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里说他“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结果拍马屁拍在马脚上，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
（卷一百十三列传第一）马皇后要不求情，沈万三就不是发配云南，而是“嚓嚓嚓”了。沈万三巴结朱元璋实在是不遗余力的，城也建了，钱也掏了，朱皇帝为什么还是不能容忍呢？为朱元璋设计一句台词，就是“我好恨哪！”
这还不够，苏州人不是有钱吗？好，那就成全你：重赋。据史载，明初苏松嘉湖地区，田税“其重十倍”。苏州征粮，从元时八十万石猛增至二百八十多万石。
政治上的压制和经济上的压榨，必然影响文化生态系统的发育。苏州人惶惶不可终日，皆“以富为不祥，以贵为不幸”，本来一个繁华喧闹之处，富贵风流之地，一时“邑里萧然，生计鲜薄”，温文尔雅的外表笼罩在“怕功名、怕排场、怕触法、怕结党、怕市游”的阴影之中，马学强博士甚至断言：“久而竟成风俗。”直到现在，苏州人性格中仍有但求安逸，不愿闯荡的特征，仍喜欢像自家的园林一样，细细品味“高墙里的自由盛宴”。不能不说，与朱元璋这段“人治”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残阳渐渐坠入天幕，如同一段历史剧终人散。但朱元璋没有想到，二百七十多年后，厚道的苏州人会以德报怨，在他的大明朝谢幕之际，又一次表现出不屈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