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的烟馆和燕子窝也是三鑫公司的禁脔。公司规定对界内的烟馆、燕子窝进行保护，每盏烟灯须向公司缴纳“烟枪税”大洋三角，公司将保证其正常营业，一旦发生烟馆、燕子窝遭其他流氓骚扰或被巡捕冲击事件，公司将全额赔偿其损失。公司雇佣数十名流氓为检查员，专门轮流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的，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同时，三鑫公司也直接参与鸦片的贩卖。它直接设有中华烟馆、宝裕里烟馆等。三鑫实际上成为了包销鸦片的超级大型土行，且由于它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使它能够操纵鸦片价格的涨落。就这样，黄金荣集团凭借着流氓帮会的巨大能量，以及租界殖民者和军阀的背景，使三鑫公司的贩毒不仅独占了法租界的鸦片市场，而且还插足公共租界，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共租界的地下鸦片市场；不仅如此，其业务还扩展到了全国各地，随着时间的推延，其涉及的地区更加广阔。
例如热河为民国鸦片的重要产地之一，汤玉麟每年要将数百万银元的鸦片（北口土）运至上海，由三鑫公司销售。对鸦片业的垄断给三鑫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三鑫公司营业的秘密性质，其年收入究竟有多少，没有精确的统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零星史料中推算出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概数。据参与其事的郁咏馥回忆，三鑫公司的毒款，每年可有几千万元。当时上海《字林西报》也刊文披露：“据确实消息，上海于近五六年中，闻有许多著名华吏，与租界内之一西人团体，会同经营此事……最近在吴淞渔船中，查出大宗私土，值一百万元。曾经扣留若干时，后即开释……上述之机关，据云专门收费，其中人物闻有中国武人、警官、文官、查烟员及租界巡捕与流氓等，若辈专为保护私贩，得安然在上海登岸，私土均分作一磅二磅包装，做圆球形，该机关收费，自半元至一元不等，另加保险费，每盎司一元，今年正月十号，某官吏谋私运土三百箱入吴淞，即由机关中人扣留，因事前未接洽，私土即将充没，幸经某武官及侦探到场调解，卒由该官照付巨费，将土领回云。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上，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两千八百盎司，每盎司该机关收费一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五十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
据此再加上烟枪税与自设烟馆的收入，则三鑫公司的年收入在五千万元左右，应不会有太大的出入。1916年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2．95亿元，直到1925年也只有3．45亿元，而三鑫公司的收入竟相当于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6%～12％，真是富可敌国了。
这些巨款由公司职员及与之有关的人员分润。公司的职员大约有一百五十人，直接经营公司的上海流氓帮会人员，所获最多。其内部按“大三股”、“中六股”和“小八股”来分配。
所谓的“大三股”即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人，他们每年所得都在上百万元，其中又以黄金荣最丰。
“中六股”即金廷荪、沈杏山、顾嘉棠、叶焯三、徐采丞、芮庆荣等人，他们有的是三鑫公司的得力干将，有的是三大亨的铁杆亲信。
“小八股”指部分八股党及其徒子徒孙们，只要挂名为“检查员”者，都能从鸦片交易中得到数十元到数百元的好处。他们以及所有的公司职员除了薪水以外，还有三节分红（端午、中秋和过年），一个普通的杂役，也可分得六七百元，职员则数千至数万元不等。公司为收买人心，对上海帮会的头面人物也支付孝敬费，每人每月达三百大洋。
这些人包括张树声、高士奎、曹幼珊、刘登阶、梁绍堂、步章五、程孝周、樊瑾成、阮慕白、李琴堂、荣华亭、袁克文、张蔚斋、李春利、周盖臣、吴省三等。
法租界当局是瓜分公司利润的另一股势力。鸦片税包括烟馆土行的执照税、营业税、燕子窝的烟打捐等，作为法租界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一直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法租界内，上至法国总领事、公董局董事、巡捕房总巡，下至一般的捕员小吏，按照各自的官位尊卑，对公司的贡献大小，均可分享鸦片之余利。其所得也是相当可观的，仅总领事范迪尔每月到手的鸦片津贴就达十八万银元；而公董局、巡捕房等机构之所得也不少于该数。
不仅如此，法租界还经常借口特别支出而向公司“打秋风”，如法国将军麦兰来沪的招待费便是公司出账的。特别是1920年5月新任总巡费沃利上任，费氏见钱眼开，使黄金荣如鱼得水，营业更加红火。
潮帮烟土商人在黄金荣的羽翼下，也能得到稳定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比起他们独占的时代来1935年开张的仙乐斯舞厅说，要少得多，因此他们也时常怀念过去的好时光，尝试摆脱三鑫公司的控制，1923年，他们与青帮大字辈首领、原通海镇守使张镜湖联手，开辟贩毒新线路：鸦片从公海运至长江北汉的启东海门，然后用小船接到苏北，再转运各地。
一时，三鑫公司曾经收入锐减，但好景不长，次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占领上海，潮帮的运土路线就此被卡住。最后，潮帮土商只得再度屈膝于三鑫公司，在它的保护下分得余利。
同样，中国地方政府及军警当局也无一例外地分享着鸦片的好处。黄金荣凭借其上海地头蛇的特殊地位，前后与各种军阀势力结为莫逆。无论是卢永祥、何丰林、杨善德，还是齐燮元、孙传芳、张宗昌，对可坐享巨额银饷的三鑫公司均大开绿灯，并尽力保护，当然，三鑫公司方面也会不时地相助军饷，因此黄金荣被军阀们引为知己。
20年代，军阀之间混战连连，但对黄金荣的三鑫公司，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相反有时浑水正好摸鱼。
自1924年齐、卢江浙战争后的两年间，统治上海的军阀曾五易其手：卢永祥之后齐燮元据沪；到第二次奉直战争，齐燮元败逃，卢永祥再度返沪；不久卢永祥被奉军杨宇霆替代；随后孙传芳又将杨宇霆逐走。
总之，不管哪路军阀当权，黄金荣等总是作为被军阀们“争相罗致”的对象而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如1925年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加入奉军的张宗昌乘胜南下进入上海。张即通过其青帮大字辈师父李徵五的介绍结交了黄金荣，黄金荣邀请张宗昌到黄公馆吃喝玩乐，聚赌狎娼，然后对张言道：“你现在拥有十多万军队，薪饷开支很大，仅靠奉天发给的经费，远远不够。我们可以在上海帮你的忙，给你筹划一些。”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的张宗昌立即同意并与之达成协议，以贩毒筹集军饷。
于是，张宗昌派军队保护三鑫公司麾下土行的毒品输入，而鸦片商人们则预付三百万元的“保险费”。当张部奉命撤离上海后，奉军命李奎元为驻沪办事处处长，专以上演机关布置连台京戏而著名的共舞台，创办于1917年，原名乾坤大戏院，原名乾坤大戏场，原属大世界游乐场的演出场地门负责与黄金荣等商洽护运鸦片以换款子事宜，并留下王栋负责毒品进口后的安全输运。
1925年10月，孙传芳控制了上海，与黄金荣谈妥，以张啸林、杜月笙为高级参议，与三鑫公司合作，照样派兵保护鸦片，并帮助公司取缔其他黑道上的对手。而公司每年支付孙传芳部队一千五百万元的报酬。
20年代也是中国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期，上海人民不断展开如火如荼的斗争，而黄金荣等竟乘机大肆活动，趁“各界对土案不遑顾及……华界连日召集大小同行磋商推销营业办法，订立各城乡凡愿担任分销者，且由日销五十箱增至七十箱”，继续大量贩毒，以捞取金钱。
红男绿女，翩翩起舞——当年舞厅一角三鑫公司巨额毒品利润对租界税收的支撑，使得法租界当局十分满意。
1925年5月下旬，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布卢姆再次与三鑫公司签定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法租界内可以开设二十家鸦片零售店和一些土行；公司首先向巡捕房支付十四万元，以后每月向巡捕房预付烟税八万元，并负责提供保镖制服等，此外还要向所谓的“欧洲委员会”支付进库鸦片每箱二百五十元，另外，每家烟土零售商还要每月向租界交纳五百元；在启运鸦片时须事先通知巡捕房；巡捕房将对非公司的土商等进行打击，以保护公司的利益。
协议不仅扩大了公司的营业范围，而且进一步保证了三鑫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权，并巩固了公司与租界之间的牢固的同盟关系。
1926年，法租界当局迫于中华民国拒毒会的禁毒压力，被迫在租界内举行了一次搜查，尽管这次搜查是象征性的，但也已使部分鸦片零售商十分惊慌。这一来却又给三鑫公司以可乘之机。即营业重心从保运进而发展到保销。
时上海的报纸对帝国主义与流氓帮会合伙贩毒叙述颇详：“本埠烟上贩卖，自法租界当局，接受拒毒会之报告，举行一次搜查后，目下暗中有军舰为之保护，不受海关检查。各土行近日门市亦甚佳，大者每日千余元；小者亦至少六七十元。各土行每月之秘密费，每家至少亦须千元，各土贩设有两种公司，一为保运公司，以运动当局，保护烟土往来，不遇任何危险为专责；一为保销公司，以运动允准暗中贩土为专责，以杜某为之长，收入甚丰。闻各土贩等，神通广大，设当局下午将往某土行搜土，而该土行已早于上午接得报告，先事筹备，届时搜获者，不过零星数两或数磅之土而已，反之若保险之土行，事前未获得报告，而突遭搜查者，则所受之损失，由杜某立即赔偿之，各土贩等暗中有此保护，遂有恃无恐。”
三鑫公司的作用，一是对20世纪初中国鸦片走私的空前活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鸦片是英国殖民者打开中国中世纪大门的敲门砖。自19世纪初大量输入中国后，形成社会问题。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已有二百多万人吸食毒品。此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推波助澜之下，到1906年，吸毒人口达到两千万人。
清末民初，中国自上而下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禁毒运动，进口洋烟和国产土烟均急剧增少，然而，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代，各地军阀视鸦片交易为军饷之来源、割据之基础，从而大大刺激了毒品的流行。
三鑫公司等机构的出现，流氓帮会势力与军阀合作贩毒，进一步促进了毒品的泛滥。到20年代后期，中国的吸毒人口已经达到八千万人，由此而耻辱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在这个过程中，三鑫公司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二是鸦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使黄金荣集团与殖民者和地方军阀的联系大大加强，其政治能量空前增长；不仅如此，而且还使黄金荣集团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和同行，势力日益膨胀。
三是黄金荣集团因此而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最为庞大、最有势力的近代城市帮会组织。而且，在黄金荣集团的内部，因杜月笙的周密部署，张啸林的对外联络，一里一外，两人地位迅速提高，到20年代初期，由创办三鑫公司前的黄金荣一人独尊，金廷荪、杜月笙、张啸林等为第二阶梯，而逐渐形成黄、张、杜三大亨的新格局。当然这是后话。
总之，三鑫公司的成立和发展是黄金荣达到“事业”巅峰的标志之一。
风云剧坛
民国时期是京剧拥有观众最多的时代之一。黄金荣对京剧痴迷一生，而且他始终以能控制上海的戏馆剧院为自豪，近代上海戏馆的兴衰大多与黄金荣有关联，后来上海滩上人称黄金荣为“众家老板”。
在近代中国，娱乐业因其社会演出、需要与警察等诸方面打交道的性质而多为流氓恶霸、帮会巨头所把持。自黄金荣涉足共舞台始，上海的流氓头目纷纷进军娱乐业，如杜月笙、顾竹轩等均成为了戏院、剧场的老板。其中涉足最深的要算是黄金荣了。
1940年，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曾有一个调查报告，题为《上海剧坛与帮会之关系》，内列上海六大剧场的经营关系：
剧场经营者与帮会的关系
黄金大戏院金廷荪通字辈，王德霖的徒弟，黄金荣的密友
更新舞台董兆斌悟字辈，陆连奎的徒弟
荣记共舞台张善琨通字辈，王文奎的门徒
1930年开幕的黄金大戏院，位于法大马路、敏休尼隐路，初映电影，不久改以演京剧为主
鑫记大舞台范恒德悟字辈，师名不详，又为红帮杨庆山的徒弟
天蟾舞台顾竹轩通字辈，刘登阶的门徒
卡而登大戏院周翼华无帮籍
这六大剧场中，黄金大戏院、荣记共舞台是黄金荣的产业，经营者中金廷荪是黄金荣的密友，张善琨、范恒德本身便是黄金荣的徒弟，董兆斌也是黄公馆的常客，对黄金荣以师礼相待。而周翼华虽非帮会中人，但却与帮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也是黄公馆的常客。
此外，流氓帮会头目染指娱乐业的还有金门大戏院的老板马祥生、仙乐斯舞厅老板谢葆生、恩派亚大戏院老板颜伯颖、新光大戏院经理夏连良等。
他们时常使用流氓手段，克扣演员的工资；或者强逼演员拜其为师，以完全控制演员。
当然，由于黄金荣等喜爱京剧，参与娱乐界后，招揽名角，广告捧场，推销而不遗余力，因此，客观上也曾推动了中国京剧等艺术的发展。
共舞台是黄金荣最早经营的戏馆，老共舞台原坐落在郑家木桥南堍，最早称共和哈京戏院。当时的剧场，舞台是方形的。观众厅内，前部设有方桌，桌后及两旁有座椅；后部则置条凳，让观众立着看演出。
黄金荣鼓励京剧男女演员同台演出，一时名角云集。如荀慧生（艺名白牡丹）、尚小云、杨小楼等曾在共舞台演出。
1917年，黄楚九建大世界时，在南侧建造乾坤大剧场，后被焚毁，重建后易名齐天舞台，并从大世界中脱出独立。但因经营不善而关闭。后黄金荣将其盘进，易名荣记共舞台。
1919年程砚秋来上海演戏，时名艳秋，仅仅打炮三天，便看得上海人心花怒放，街头巷尾，无数的戏迷争相模仿，都似患了感冒，用鼻腔大唱程腔，从此，程砚秋大红大紫起来。
黄金荣还延聘坤角名旦张文艳、罗小宝、林树林等名角，上演《阎瑞生与王莲英》，曾轰动一时。
1924年黄金荣为扩充共舞台的场地，使用流氓手段，以两担米的价格做搬家费，令共舞台旁边的居民、金陵中路五金杂货店店主叶庆祥在十五天内迁走。
叶据理力争，黄金荣竟破口大骂叶不识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在黄金荣的策划下，叶被巡捕房抓走。叶妻虽到处奔走营救，但租界方面慑于黄金荣的权势和淫威，无人愿意出头相助。
最后，叶妻无路可走，只得备重礼到钧培里黄公馆，请求黄金荣开恩，答应尽快搬出，这样，叶庆祥才得以恢复自由，黄金荣如愿以偿。
1928年春，黄金荣将共舞台租与京剧名角夏月润，为期4个月。看来夏月润的经营并不景气，因此，到了秋天，夏又将共舞台交还给了黄金荣。此后，黄将共舞台交给了芮庆荣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