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风思猛士:吴佩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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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秀才造反(3)

当吴军开始撤防时,张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卧榻之侧从此无人鼾睡,惧的是吴杀到长沙来夺取帅印。不久吴军从湘江飘然而过,张不觉以手加额,以为“从此莫余毒”,至于对付蹙处郴、永的“蛮子军”,以为直摧枯拉朽之劳耳。不料湘军紧接吴师撤防之后全力冲过来,五月二十七日下总攻击令时,全军欢声雷动,其统兵将领谭、赵等初未尝料及士气如此之盛,但终以枪支太少、子弹无接济为虑,约束兵士非至敌人逼近时不许放枪。兵士交头接耳地说道:“我们不要子弹,把****代替了子弹!”

一战而吴新田弃衡州不守,再战而田树勋弃宝庆潜逃,三战而张宗昌由攸、醴逃入江西境界。护湘关之役,湘军惜弹如金,以爆竹装入洋油箱鸣放助威,第七师因之大溃,时人笑为“假子弹吓走真敌人”。张命敬汤以援衡总司令名义赴湘潭督师,敬汤拍着胸脯说:“包管旗开得胜,大哥别忘记,打退南蛮子后须把第七师长让给我。”头一天敬汤耀武扬威南下,第二天旗靡辙乱而归,嗒丧着向他大哥说:“南蛮真厉害,我的师长做不成,你的江山也坐不稳了。”

张向北廷连连告急,请速颁“讨伐令”以作士气(段力主下令,徐世昌则坚持大事化小之说),一面则通电谓:“为顾全和局起见,我一再让防,而南军进逼不已,请主持公道。”湘潭告警时他把大小箱篓千余件运走,威逼榷运局、总商会筹饷巨万,违则枪毙负责人,吓得商会鸣锣征收房市捐,闹得满城风雨。六月十一日张假名督战逃走,临走时把督署“镇湘楼”付之一炬。是时溃兵在城内放火劫洗,哭声震天。十二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率部入城,十三日督军谭延闿亦到,秩序才告恢复。

湘军以寡敌众,以饥疲之师当数万虎狼之众,一路势如破竹,士气诚大有关系,而关系之最大者莫如取得民众之合作。乡下农夫自动组织“吆呵队”(即游击队),拿着锄耙、****和“灰面袋”拼命,后来湘军大扩充就是这些“吆呵队”勇士凑合而成的。张在湘省搜刮民脂民膏,他的回敬物就是成千成万的枪支,事后湘人戏呼为“运输司令”(运财物出境而将军火留下)。九年(1920年)湘军驱张似为内战中之一奇迹,实则一点儿不奇。湘军迫于自救抱破釜焚舟之志,而张部每个兵士腰包里塞满了珠宝大洋,没一个愿出死力,没一个不想溜回老家做富翁,其望风而溃是有其必然之势的。

湘军入长沙时家家户户放爆竹,爆竹衣铺满地面变成了温软的厚毯。市民摩肩企踵,欢迎着自己的军队,都说:“老总们辛苦,怎么来得这样慢?”这比之过去第七师队伍经过时人人闭户掩柴扉恰成反比例。其时长沙街市甚窄,军民打成一片,队伍几于不能通过,有些从来不出房门一步的老婆子也要挤出来看热闹。哪知不看犹可,看了时都是些面目黧黑、军衣褴褛、草鞋涂满了黄泥的叫化队伍,但他们精神焕发,每个兵士都浮着“光复旧物”的笑容。

次日,各公团假又一村欢迎收复沦陷区的谭、赵各将领。谭即席发表演说:“我们惭愧之不暇,怎当得‘欢迎’二字?我们是三千万父老兄弟的罪人,过去不努力,苦我湘民一至如此,今天才得着一点点赎罪的机会。”他说到这里,泪痕一丝丝从眼角淌下来,大家的眼睛同样湿润润地挥着痛定思痛的热泪。

长沙人是解放了,但由长沙至岳州沿线各村庄都被第七师蹂躏殆遍,财物无分巨细,妇女无分老幼都是他们的目的物,惨声不绝于耳,尸骸遍地可见。溃兵杀红了眼睛连外国人也不认得了(过去颇有惧外心理),在岳州烧了美国教堂,杀了美国教士,惹起严重交涉。恬不知耻的张也学了吴的那一套-电北廷要求撤防,否则兵士不服约束,本人惟引咎辞职。他自知罪孽深重,却委过于乃弟敬汤临阵退却,养子继忠军纪不良,请北廷褫夺这两人的官勋。北廷初仅予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后来越来越不像,才下令以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即督湘之先声,民国二年汤芗铭亦以检阅使名义入湘改任将军)。然而这只是一道滑稽命令,此后北廷的后台老板其自身亦已岌岌难保,过去的“征湘梦”不啻自己吞了一颗炸弹。

直皖之役

吴师撤归保定后,曹电请解除“四省经略”之职,北廷尚欲另以厚爵羁縻之。但吴的主张就是曹的主张-吴主张解散安福系、解散新国会、取消《中日密约》、取消边防军及西北筹边使,而这些都是段万万办不到的。

六月中旬徐树铮匆匆由库伦返京,始知京汉线各据点已被直军占领,而奉军又在京奉、津浦各据点增兵布防,有一触即发之势。那时奉张扮“两面光”之一角,美其名曰“中立”,进而以“调人”自居。他与曹吴一个做好,一个做歹。他暗中向曹说:“三哥,边防军兵力比你大,器械比你精,你有什么把握?”曹说:“我没有把握,子玉说有把握,他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

徐电召直、奉、苏三督入京共商大计。曹自然不敢入虎穴,答以“抚慰归军,无暇分身”。李纯说:“我害病,病好了就来。”只有以调人自命的奉张于六月十九日应召而至,俄然负着“霖雨苍生”之望。他提出调停办法:(一)取消《军事协定》;(二)取消筹边使;(三)劝靳亲家(他和靳云鹏是儿女姻亲)勉为其难。段不允。他马上向徐、段辞行。段软了半截说:“且慢,有话好商量。”

张以“辞行”为武器折服了刚愎自用的段,对第一条允接受办理,第二条开去树铮的西北筹边使,改任为远威将军,留京供职,第三条靳既求跳出火坑,遂以周树模组阁。这一面(段)商妥了之后,那一面(曹)还在未定之天。张拍着胸脯说:“曹三爷不肯来,我到保定邀他同来。”

经他指手画脚地摆布后,一天云雾几化归乌有,不料段的火性终于按捺不下。张由保定回京时,段忽提“吴与树铮同时免职”的交换条件。张吐着舌头说:“这怕办不到吧!”段固执地说:“办不到也得办!”七月上旬,段逼徐下令:“吴佩孚擅离防地,着褫夺中将及勋章,交曹严加看管。”张说:“还不是一切努力都完了吗?”段悻悻然说:“你得早出京,莫干预我的事。”先则招之使来,今则挥之使去,段的火性已升到极点而无丝毫挽回之余地了。

张出京后,段决计进一步拿吴入京问罪。距前令仅隔两日之久,逼徐补下一令:“吴免去第三师长本职,军队由陆军部接管。曹锟着革职留任。”一面组织定国军自为总司令,以树铮为参谋长,下分三路:第一路段芝贵兼京师戒严总司令,第二路曲同丰兼前敌总司令,第三路魏宗瀚,其兵力计有边防军三师、西北筹边军三旅及第九、第十三两师。他呈请下“讨伐令”,痛斥曹吴之骄蹇不法,有“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煞费苦心,我国际地位始获超迁”等语。对徐言外之意:“你是我所拥立的,你不下讨伐令,本上将军也得自动地讨伐。”

十三日吴发表元电直斥这位创建民国至再至三的上将军为汉奸,文中有云:“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战而死,为国民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他的革命行动是井然有次的行动,初以安福系为目标,渐及筹边使,至短兵相接之一瞬才向段及段之背景进攻。他是反对内战的,所以他表明直皖之战非内战,尤非如一般曲解者所称之“北与北战”,而系清内奸以除外患之必要动作。

半空中打来霹雳,奉军于十三日入关,以张景惠为关内军司令,这个调人似由“非中立国”走到“非交战国”的阶段了。段不觉慌了手脚,迫徐于十四日下令停战,饬各军调归原防。其时已有能发而不能收之势。十四日两军既接,东战线在杨村一带,日本巡路队曾开至杨村与直军稍有接触,但奉张于十六日到津有助直攻皖之意,直军声势为之一振。西战线在长辛店一带,吴以讨逆军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名义站在最前线。十六日雷电交作,大雨滂沱,定国军大炮失其效用。那天吴喝得酩酊大醉,亲带一部从侧面包抄曲同丰的司令部,曲在涿州、高碑店之间松林店被围,吴冲进了司令部,勒令曲的卫队缴械。曲正在茫茫然摸不着头脑之际,吴向之举手敬礼道:“车已预备好,请老师上车。”(曲曾任武备学堂教官)外传为长辛店活捉“曲辫子”之一幕。随后把曲解往保定光园(曹锟款留宾客之地),还有更精彩节目-曲向曹举行献刀礼。曹连连拱手说:“岂敢,岂敢。”仍将军刀发还佩带。

捉住了曲同丰,吓坏了西路军总司令段芝贵,他做梦不料二十年前他手下小小戈什哈现在变成了喑呜叱咤的敌帅。他未及赶赴前方即逃。当战机已迫时,曹虽跟在吴的后面走,暗中告诫他“多多小心”。吴说:“大帅放心,一星期动员,一星期作战,一星期复员,没有大不了的事。”后来两军既接,吴把小山炮密布于第一线,这完全违反战略,倘一战而败,则山炮尽为敌有。所以参谋官都请吴“再加考虑”,吴却抱定“速战速决”宗旨,自以为胜算可操,不让敌方稍有集合整理的机会。果然一战而捷,定国军一败不可收拾,奉军张景惠部乘势在津发动,派梭镖队二百名夜袭杨村。徐树铮以奉军既变,亦化装逃走。直到战事解决时,曹三爷还莫名其妙,他把一切功劳都推在吴的身上。

保府提出惩办祸首名单:第一批名单为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祯十人。一时鱼行中达官贵人有的像丧家之犬,有的像漏网之鱼,都以******为其逋逃薮。七月二十一日段引咎自劾,呈辞一切职务。二十七日徐下令:(一)准段辞职;(二)撤销边防军;(三)撤销曹、吴处分令;(四)惩办祸首。说者谓:从吴师撤防到直皖战争酝酿了一年之久,其间“电战”、“神经战”又经过若干时期,而两军接触只短短四天便告解决,与湘军驱张同其神速,则当年战争直等儿戏耳!

定国军溃退后,日使小幡正式照会外交部,认匿居馆内的徐树铮等九人为国事犯,予以保护。吴则目之为内乱犯,且有侵吞公款之事,请外交部交涉引渡。北廷对此则不感兴趣,以为直皖同属北洋团体,应留香火之情,不必逼人太甚。所以那次政争结果,祸首逍遥法外,去一段而代之以两段-由段的一人太上政府变成了曹、张的两人太上政府。

关于段的处置问题,吴主张迁之于汤山而予以保护、优礼。段本人不离京,由团河退居府学胡同私邸,后来吴在津失败时亦不肯走,这两人虽处于政敌之地位,其嶙嶙傲骨正复相同。

军事胜利后,吴以为其政治主张亦必随之而胜利,新国会不难解散,和会不难重开,国民大会不难实现。哪知事实与预期者截然相反。关于解散新国会问题,徐首先不赞成。他的总统地位是由新国会产生的,倘认新国会为非法国会,则其总统亦为非法总统。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奉张首先反对,那时吴发了一个促进国民大会的电报,张通电反对,这两个电报都被曹在电局里扣留了。按:《中日军事协定》于十年(1921年)一月取消。

吴建议第三师退驻洛阳,奉军退回关外,均不得干预政治。张蹙着眉头向曹说:“三哥,子玉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你得约束他少开口,少出风头为妙。”曹暗中告诫吴说:“凡事镇静点!我们刚打完一仗,难道再打一仗?”

张不满吴的态度渐渐露骨,七月二十七日天津西报记者赴地纬路恒记德军衣庄谒张,询以对吴将军之感想。张岸然说道:“我只知向曹使商谈大事。吴是区区师长,全国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也不少,倘人人预闻政治那成什么话!”八月十三日张在北京奉天会馆接见日本记者时又说:“国民大会是吴子玉个人的主张。我不能让他胡闹,已嘱曹使叫他少说话。”

那时全国把吴看作天字第一等人物,尤以西报记者为之大吹大擂,而阶级观念甚深的张则视之为偏裨小将,扬扬然不屑与之为伍。全国对吴歌颂有加,张对之不满益甚,他口中常挂着这句话:“子玉算什么?区区师长耳!”总之,直皖之役吴、张两人记账不同。吴以“战胜者”自居,以张为“坐观成败者”;张则自居于“举足轻重之地位,有拔刀相助之功”。那次苦经验使吴不复视天下事如前此所想象者之易,头脑渐渐冷静下来,所以八月二日曹、张在天津会晤时他迟到一日。五日北京东车站铺着黄土欢迎“两帅”入京,吴亦后到一日。而当公府大宴曹、张之日,吴飘然到郑州下榻华商旅馆,接见报界人物时且说:“这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的事。”

那次推翻皖系的结果,只造成了靳阁之复职,曹、张之正式联姻(曹以其弟锐之子为子,张女许嫁锐子),李纯之议和总代表及巡阅使地位(初任为长江巡阅使,后改为苏皖赣巡阅使,未久李自戕),直系旅长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冯玉祥之师长地位,而国民大会遽归道山,一切改革计划均成泡影。武人之弄权如故,南北之对峙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