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性这个名词包含三种不同的意义。第一，它有长期等待的意思，不抱怨，不发怒，不表示不满意。第二，它有忍受的意思，处一种逆境，遇一种危难，能安之若素。第三，它也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思。无论用哪一个意义来讲，中国人的耐性之好，是一望而知的。我们这一番关于中国人的特性的讨论，事实上不能不把各个特性分别描写，但即如耐性这个特性，一经分别描写，便有许多不方便之处。它是和许多别的特点分不大开的，例如，和上文已经讨论过的“没有神经”和下文将要讨论的“勤劳”及“不守时刻”等。这三种特性都充分表现着中国人的耐性之在，尤其是“勤劳”这一点，中国人做起事来，真是不厌不倦。但中国人的耐性实在太大了，我们不能不有一次专门的讨论。
中国人口稠密，生活的愁苦真是无以复加。演化论者所说的“生存竞争”，在中国是千真万确。要活命，就得“做活”，就得“做活计”。究属能“做”什么“活”，就看各人挣扎的本领了。有人说得好， “穷困这样东西，在中国人的手里，已经成为一种艺术”。这话真是概乎言之。穷困的艺术有消极、积极两个方面，积极的是勤，消极的是俭。而勤与俭的所以成立，又依赖耐性，没有耐性的人，是勤俭不来的。（此处原文条理不大明显，译文酌改。）而这三种特点，中国人是全都具备，并且彼此能通力合作，生活越艰苦，合作的关系越牢不可破……中国人肯为很少的酬报，做很久的工作，因为酬报虽少，总比没有报酬好。中国自己的古语说， “勤有功”，又说， “勤则不匮”，好像只要能勤，一人便可以发达。但几千年来的实地经验告诉他们，这是不确的。人口的密度，一方哩来上五六百人，任你勤劳到什么田地，也是发达不到哪儿去的。西洋人说，勤和俭是发财的两只手。这在中国也是不确的。既然不确，在别人也许要失望，自杀，为非作歹，犯上作乱，而中国人依然肯克勤克俭，工作虽多不厌，报酬虽少不嫌，这便足证他的耐性之好。
有一次听人说，美国格兰脱总统（ 1822年—1885年）环游世界以后，有人问他什么是他此行最深刻的印象。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一个中国的小贩和一个犹太人抢做买卖，竟然把犹太人赶跑了！格兰脱总统这个印象真是大有意义。犹太人的耐性，也是极出名的，在西洋也许要首屈一指。在商业场合要一种买卖成功，或要和别人竞卖，也端赖耐性这一点。如今犹太人居然败于中国人之手，可见他的耐性还稍逊一筹，有小巫遇大巫之感。格氏所见这样的中国人和犹太人，虽只各有一个，但谁都可以相信这两个人，都很可以代表他们的民族。
中国家庭生活的秘诀是一个忍字，中国民族生活的秘诀也是一个忍字，在这一点上，它比任何民族要强。以前一个老童生，一直考到九十岁，不考中不止，不考死不止，非极有忍耐的人决做不到，我们除掉了忍耐的特性以外，也别无可以解释的方法。功名利禄一类的解释不是不中用的，试问九十大庆以后，即使中了秀才，又怎么样？他又有几年神秘气可享？所以惟一的解释是他出娘胎就是这种忍耐的禀赋；这是他的气质的一部分，和麋鹿的善走、鹰隼的善视，完全可以相提并论。麋鹿无不善走，鹰隼无不善视，中国人也无不善于忍耐，就是最不堪的叫化子也不是例外。店家的柜台以外，他是一个常来的不速之客，他虽然惹厌，但是他的耐性终于战胜了店中人的耐性，他的战利品便是一个大钱。
……中国人这种特性，不但在私人的行为里可以瞧见，在国家的行政上也时常作露骨的表示。康熙是中国最有名的一个皇帝，他在位的长久，在中国史里也要算做第一（ 1662年— 1722年）。在他统治的年代内，恰好有一位汉族的海上英雄不服皇化，占据了台湾，在闽粤沿岸各地大肆骚扰。此人就是郑成功，因曾受明代赐姓，所以常叫做“国姓爷”。郑氏势力强大，清朝的战船无法可施，于是康熙帝想出了一个消极的抵制方法，就是，教沿海的居民向内地退后三十里，实行所谓坚壁清野的策略，这样一道奇特的上谕居然发生了效力，民众既一体遵令搬家，郑成功也觉得没趣，退到海外，把台湾从荷兰人手里抢了下来，清朝随后又封他做“海澄公”，从此便相安无事了好多年，西洋人读中国史，读到这里，总不免和《中国》一书的作者（Wells%Williams）同样地表示惊讶，以为政府既有如许权力，可以教几百万的民众搬家，也该有力量编造一个舰队，把郑成功和他的喽啰一鼓成擒，然而竟计不出此；计不出此而出之以消极的抵制，也足见耐性之大了。（译者按：此例不甚佳妙，且所叙史实亦不尽符合，郑成功以康熙元年卒，与康熙年代几乎全不相干，此不符之点一； “海澄公”之命，漳、泉、惠、潮四郡割让之议，是顺治十一年事，台湾之袭取，是顺治十八年事，此处颇有颠倒，此不符之点二。详见近人许浩基所作《延平年谱》。）还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例子，早年到中国来的西洋人大概都不记得。左宗棠奉命平定回疆，关内肃清以后，左氏于 1873年（同治十二年）进驻关外的拔古牧地和哈密等处。
新疆地处西陲，广漠万里，劳师远行，当时谁都以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左氏为军需起见，曾向中外商人移借大量款项，当时在中国的西文报纸，一面讥诮中国政府，一面也嘲笑左氏的好大喜功。但不到一年，左氏的军队便在天山南北两路连续地打上许多胜仗，不停地向前推进，到有供养不足的地方，便实行屯垦，到收获以后再走。这样时而屯垦，时而进剿，五六年之内，居然把整个的回疆平定了（1878年，光绪四年）。左氏这件功绩，在近代各国的历史里，是最可以惊人的一例。而成功的秘诀还是在能忍耐这一点上。
有人说，要知道一人的脾气的好坏，最好是观察他在饥渴、寒冷或被大雨淋湿的时候，作何态度。要是态度很安详， “你再叫他穿上暖的衣服，吃喝一个足饱，你就无异的找到了一个天使”。这话是很对的，英国人便是一个很好的反证，而正面的证据，再好没有的是中国人。
作者有一次看见一百五十来个中国人，被请到某处去吃饭。本来约的是上午十点，但因为种种临时发生的原因，他们不但不能按时就席，并且还得帮主人的忙，来招呼另一批先到的人吃饭。这些先到的客人，照着中国人吃饭的老规矩，又慢吞吞地不知吃了多少时候才完。待得散席，而这批后至的人将要就席时，不知又有什么事故发生，又使他们等上好半天。要是他们是英国人，或任何号称基督教国家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可以推想而知的。第一步，他们脸上决不会好看；第二步，不免叽哩咕罗，赌誓发咒；第三步，也许要通过一些议案，向主人提出抗议；第四步，也许人人会向《伦敦泰晤士报》去信，每一段话的开头，总要提一次“主笔先生”。但是这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却完全不这么办，他们虽挨着大半天的饿，却始终是一团和气，再三地向主人说，不忙，不忙，迟早是一样的！读者试想一想，西洋文化虽高，在哪一处哪一次有过这种精神的表现呢？
……中国人遇到什么疾病，不但能忍耐，并且还能相安，这是更不容易的了。有一个两目失明的中国人去见一个外国医生，打听他的眼睛究竟有没有希望治好，随后又很简单的加上一句说，他所以问这一点，本来没有什么很大的用意，不过是，假若治不好的话，他也就可以安心不去管它了。这在中国叫做“安命”，英文也有一个不常用的字，叫做 resignation，安命和失望很不相同；这个瞎子并不失望，他不过是能逆来顺受，能安于一种不幸的环境罢了。……中国人的一般的生活是很像这位瞎子的，他们大都是十分愁苦，天灾人祸，时常连一接二的来，但是他们却不“愁”。客观方面有种种可愁的条件，但是主观方面他却并没有愁的反应；也可以说，正因为可愁的条件太多，才明白愁的反应也无济于事；一经看穿，此种反应也许就不发生了。愁的反应越少，便越见得中国人耐性的根深蒂固，和别的民族迥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