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住了 14年，了解到日语是很难学的语言。
对于同样使用汉字的我们来说，日本人用汉字拼成的新词，使我们找不到恰当的汉语来翻译，即使勉强翻好，往往变成硬译，有词不达意、概念不清之虞。有时时间太仓促，便索性把这些日制汉语搬过来。
在明治时代，中国留学生曾把日本人拼造的词如哲学、新闻等等照搬回国而变成现代汉语，而且是日中共同的语言。这些新词迄今并未损及中文的纯洁性。在目前，我也遇到了这种困难，因此也来了个东施效颦，照搬不误，例如寿司（以饭、醋、鱼等材料做成的食品）、天妇罗（软炸虾）、便当（盒饭）、浮世绘（江户时代的风俗画）、电车（火车）等。
在这些日制汉语中， “国际人”、 “地球人”、 “国际化”、 “国际国家”这些字眼同样也不容易翻译，迫得我只好也搬了起来，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会明白它们的意思。
其实，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都很少用上述“国际 XXX”这类字眼。中国和美国似乎也不常见到。
数年前，在日本社会上也很少见到这些字眼。显然它们是随着日本国力日渐强盛而泛滥，甚至成了流行语。在十多年前，日本经济虽已起飞，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但日本的国际地位还不高。
1977年，福田首相访问东南亚诸国时，曾宣布“福田主义”，表明日本要维护和平，不做军事大国：建立“心连心”、 “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站在“平等伙伴 ”立场上大力援助亚洲诸国，加强交流。可见在 70年代，日本人的国际地位还很低，态度也比较谨慎小心。
但是，到了 80年代，当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首的国家纷纷拜日本为师，夸奖日本名列世界第一名，日本人的态度大大地转变了，越来越骄傲。这种不良态度先后表现在教科书、靖国神社、中曾根种族歧视发言等等问题上。
代表一亿二千万日本人的中曾根首相，却敏锐地注意到日本国际地位的变化，甚至利用这个时机大捞政治资本，极力采用“国际 XX”这类语言，以美化自己的形象，而他的智囊团也在旁出谋划策。
正因如此， “国际 XX”之类的新词便泛滥成灾，使人听腻烦了，甚至叫人听了周身起鸡皮疙瘩。本来是漂亮的字眼，却被利用为“政治工具”，变成了使人反感和玷污日语名誉的贬词。
当然，使得“国际 XX”这些字眼蒙上一层暗淡的色彩，并不能全部归咎于中曾根首相。在铃木内阁时期，已发生了引起亚洲邻国极大不满的教科书事件。近年来，接二连三地出现复古调的教科书、靖国神社、藤尾文部大臣的发言等问题：自民党年轻议员借靖国神社和教科书问题攻击中国、南朝鲜“干涉主权和内政”，以捞取政治资本的行为：中曾根首相关于种族歧视和单一种族国家论的言论等事件，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并破坏了日本人在国际上辛辛苦苦赢得的名誉与形象。
我个人特别注意中曾根首相所提倡的“战后政治总清算”。
我们看到的是，中曾根首相勇敢地批判了美国在日本培育的民主主义、教育制度和和平宪法等等，但却没有听到他对军国主义思想的强烈批判，或在国会上声明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首相首先应该 “总清算”的是在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战前）日本对外扩张版图和势力的军国主义。这才是首相所应走的道路。但是，首相轻视了大事，却重视了小事，特别是对军国主义问题，耍弄手腕，留有后路。首相的这种做法会给将来留下祸根，对日本人，对首相自己均无益。
我认为，和平宪法、非核之原则、军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是日本不再成为军事大国的三大“保证”。但现在，中曾根首相想要把这些“保证 ”化为泡影，当然引起了邻国的不信任感。
日本领导人言行不一，任意扩大解释 “法律条文”，进而企图以大量的既成事实，去排除改宪和扩军的障碍，终将丧失日本近邻朋友的信任。对于容易给邻国造成不安的微妙问题，日本应三思而后行，同时，谦虚地听取邻国的意见。
为什么会产生“反日”的态度和心理？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原因？日本领导人为何不反躬自问呢？
菲律宾的阿基诺总统就任后不久，表示希望访日，这时，日本经济界某领导人蛮横地说： “日本的援助比美国多，所以，（就任以后）当然要到最大的股东这里来致谢。”
竟然如此妄自尊大，令人不觉抱头叹息。每逢东南亚国家联盟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时，一些日本商人就大逞威风地说： “你们有东西可卖吗？”令人痛心。
阿基诺总统访问日本时，菲律宾方面新闻官一时疏忽，向报界透露了天皇曾就战争问题向菲律宾人民道歉。日本政府马上加以否认，还向菲律宾提出强烈抗议。我不明白，既然天皇已向南朝鲜道歉，为何不满菲律宾方面发表天皇向菲律宾道歉的消息。
的确，可能是违反了有言在先不可发表的惯例，但为了这点芝麻小事，曾经是战争加害者的日本居然不给它打圆场，反而大发雷霆责骂一番，未免过火了。如此斤斤计较，人们不免要怀疑日本是否真想负起过去的战争责任和跟受害国家重新建立友谊。如想，是不会笨拙地使这样不愉快的事件闹大成为国际问题。
以前，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曾透露过，美国与日本人协议，允许装载核武器的美国战舰在日本海港靠岸。如此重大事件，日本没有向美国提出抗议。为何厚此薄彼，对美国对菲律宾的态度迥然相异呢？
如此大国主义，大国意识，显然会成为日本国际化的绊脚石。
“黑船”以武力强迫幕府开国，战后，美国又改革了日本。此后，日本要面向世界， “第三次开国 ”，向世界开放消费市场。同时，随着日元猛烈升值，日本的大小企业不得不投资海外或建设工厂。
然而，在我看来，日本的国际化意味着西洋化， “国际化”无非就是与金发碧眼的西洋人饮酒、交谈、交往。
从战争责任和经济合作问题，便可知道一些日本人的眼中根本不存在亚洲和亚洲人。难怪我们看不到想要向我们学习的样子，不把亚洲邻近诸国放在视野之内，能谈“国际化”吗？
不管怎么说，不承认战争责任，不开放市场，不照顾国内留学生和少数民族的国家是很难国际化或成为国际国家的。我们希望日本今后自觉地、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希望日本成为对世界有贡献的国家，在国内也要推行国际化政策，放弃优越民族的意识，采取平等互惠，待人诚实的立场。这才是今后日本应走的道路。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事物的人，才能实现国际化。否则，日本虽可确保经济大国的地位，但要当国际国家则难矣。
日本人连山姆大叔也不放在眼里
“日本人越来越骄傲！”
最近，在日本常听到这句话。《南德新闻》日本特派员希鲁沙说： “到 70年代后半期为止，许多日本人都评价他们自己谦虚，进入 80年代，他们却相反地高度地评价了自己。初时的态度，我认为不自然，以后的倾向则感到危险。”
前美国驻日大使约翰逊说： “日本人知识水平高，且又刻苦耐劳，只是有点自私自利。”
也有日本杂志的记者来问我，我坦白对他说： “日本一向轻视东南亚，在日本人脑海中，西洋排第一，其次是日本，东南亚则排在最后。最令人气愤的是，我们虽然跟日本人同样是黄皮肤人种，但日本人却歧视亚洲人。”
当然， “日本人越来越傲慢”这句话有用一支竹篙打一船人之嫌，但傲慢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却似乎已成了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继复古调教科书及前教育部长的暴言登场之后，代表一亿二千万日本人的中曾根首相竟然又在一个集会上得意忘形地说： “由于有人口众多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因此美国的平均知识水平比日本低”，因而招惹了美国有色人种的猛烈批评。谁也没料到，以“爱国者”自居的中曾根那夜郎自大的态度却使日本变成世人泄愤的对象，日本国的形象饱受打击。
其实，中曾根得意忘形地披露了他那种族与知识水平的关系论，可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许许多多普通日本人的内心话。中曾根闯下的“舌祸 ”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见“日本民族优越论”在日本仍有广大的市场。战前，在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一些日本人除了极力散布 “日本民族优越论”之外，还高嚷日本是 “神国”、 “天皇是“神的子孙 ”、日本民族是“皇民 ”、太平洋战争是“圣战”、皇军是“神兵”。另方面，这些人却把英美人咒骂为“鬼畜英美”。
很可惜的，当时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人虽然持有异议，但他们的声音却极其微弱，几乎完全消失在那股挟钧之势的军国主义巨浪中。与此同时，军国主义者还打出“爱国”的招牌，善良的日本老百姓于是更加糊里糊涂，对狼子野心不虞有他，甚至纷纷志愿当他们的帮凶，去侵略他人家园和屠杀当地的民众。在黩武主义者那巧妙的把戏中，日本老百姓被瞒骗了一段漫长的岁月，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才慢慢清醒过来，了解到原来这是一场伤天害理的不正义战争。
可是战后 41年，军国主义编残分子蠢蠢欲动，而且还在搞各种把戏，妄图再把日本老百姓带回历史的老路去。所不同的是，战前，日本百病丛生，老百姓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误信军国主义编织的美丽的诺言，以为这些“爱国人士”会给他们带来无穷的幸福日子。
今天，在一些日本人脑海中， “一等国”意识又开始复辟了，因为当今日本是世界首富之国，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比西欧四国之总和有过之而无不及，百年前明治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眼看不久就要实现了。在这种暖衣饱食的日子里，日本人对政治逐渐不感兴趣，越来越无知，在思想上，他们也日益保守化，无形中助长一些在政界掌握大权的军国主义残余分子的气焰，并给他们提供可乘之机。新版 “鬼畜英美”论和“大和民族优越 ”论于是又找到市场了。
在几十年前，事事以美国的马首是瞻的日本，要不要跟中国恢复邦交，还得看彼岸山姆大叔的脸色。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当美国国威日趋式微，日本被捧为“名列世界第一”之后，日本却得意忘形地把这个收容大量有色人种的先进国家看成低能之国，这是不是日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呢？
连美国都不放在眼里，贫穷与落后的亚洲国家在这些唯我独尊的日本人眼中，当然更加不屑一顾了。这些年来，不仅许多幼稚的爱国主义者和冒牌学生大肆渲染日本社会的“先进性 ”和日本文化的“优越性”，而且连一些正派的学者也高嚷 “再见，亚洲！ ”主张日本不要与这些比自己落后的国家为伍。例如，日本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告诫日本投资家，站在生意立场上应把投资从亚洲转移到欧美就是一个好例。目前在债台高筑、石油和原产品价格一泻千里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正需要日本增加投资和开放市场，以协助她们克服危机。然而这些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专家却口出狂言，大肆推销其歪论，可见亚洲国家不应对日本期待过高。在最紧要关头，日本会见死不救的。
常言道，满招损，谦受益。中曾根的种族歧视发言传遍全球后， 60多家报刊大做文章把矛头指向中曾根。由于中曾根连有色人种也小看，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提不起兴趣替他解围，日本因而成了“世界孤儿”。对中曾根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其实，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繁荣与进步，是不能忘本的。过去他输进中、朝两国文明，近代又向西欧学习，到了战后，同样也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以及亚洲国家提供大量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可观的消费市场，日本经济才得以一帆风顺地成为他们向往已久的“一等国”。现在的日本人大部分不知道美国在战后曾慷慨援助粮食救济了整千万日本饥民，日本那值得引以为荣的子弹车和高速公路也是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完成的。此外，日本可观的外贸盈余，不少也是来自发展中国家。
最令人费解的是，对洋人充满自卑感，且盲目崇洋的日本，现在是越来越看不起肤色相同的亚洲朋友，包括日本本国 60万名朝鲜人，以致他们不敢用自己的姓名或让人知道国籍出身。这种要不得的态度不知要多久才能改正过来。
其实，人种优劣论在美国是禁忌，宣传白人优越或黑人愚蠢也会有坐牢之虞。站在国际主义者的立场上，这种思想是行不通的，更不应提倡。高唱这种论调的人，其实正在暴露自己的“知识水平 ”何其低，精神世界和胸怀何其狭窄。
中曾根首相爱坐禅，不知醒悟其中道理了吗？
更重要的是，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也应来一场“革命”，到底是受中曾根的影响或者是与中曾根的偏见划清界限？何况今日交通发达的通讯手段进步，使到小小寰环更小，而与日本传统文化全然不同的外国文化也会涌进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跟着中曾根等人一味走极端，自我陶醉地要当危害人类前途的种族主义者，那么日本不但会与其国际化目标背道而驰，不能很快地成为中曾根热切期待的“国际国家”，而且会成为遭人唾弃的种族主义国家。日本人民在世人脑海中的形象更加糟糕！
崇洋鄙亚主义的日本人
“让日本光荣地孤立——
”
从前日本属于亚洲的一部分，日本人也是亚洲人的一种，但现在日本已不属于亚洲了，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了。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之中，只有一幢高耸入云的现代化摩天楼，那就是日本。在这幢高楼里，人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垃圾堆里则没有财富，也不能自由。战后几十年，日本已与亚洲隔绝了，存在于日本和南朝鲜以外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差距，今后会越来越大。
日本街头最近出现了一本成为日本社会热门话题的畅销书———《莎哟那拉（再见），亚洲》。打开扉页，上述几句令人无名火起的话便赫然映入眼帘。
作者长谷川庆太郎是日本一名响当当的经济、军事评论家，同时，也是日本政府的智囊。
顾名思义，他在这部近著中极力主张现在在经济上名列世界第一的日本早日向又贫穷又落后的亚洲挥手告别。而扉页上的几句话可说是此书的中心思想。
作者除了把日本捧为高耸人云的霞关大厦（日本第一座摩天楼，高 30余层），把亚洲国家贬为又臭又脏，且还充满病菌的垃圾堆——梦岛（东京湾里一个用垃圾填出来的人工岛）之外，还说： “对居住在霞关大厦的居民来说，梦岛居民的生活等等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对象，……”表明了他是一名如假包换的崇洋鄙亚主义者，日本那些耻于与比日本落后一大截的亚洲为伍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本书虽然着重于谈亚洲经济，但牵涉东南亚的部分也不少，以下举出几个“精彩”的例子来谈谈。
在目前，东南亚国家联盟最关心的课题是随着日元汇率扶摇直上，日本是否会在当地增加投资以协助东南亚国家避过经济风暴。关于这点，长谷川写道： “亚洲国家（包括中、朝、越等共产主义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他们已经不可能在世界经济上扮演要角，相反的，随着原产品价格下降，通货膨胀缓和，欧洲发达国家成了拥有在通货紧缩下继续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的市场。”因此，他主张日本应从发展中国家全面撤退，然后，把投资重点转移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去。
谁也知道，东南亚国家正在饱受世界经济不景气打击而陷人经济困境，并需要通过外国的投资来回避经济衰退危机和刺激景气复苏，增加雇佣机会。长谷川的经济“理论”，简直是鼓励日本“见死不救”。这样下去，日本人岂不是越来越自私自利？令人喷饭的是，他还向日本企业发出如此警告： “东南亚国家的低工资固然吸引人，但日本却会随时随刻面对性急而态度又强硬的本地化要求，成了充满冒险性与危险性的投资对象。”
此外，他还讥笑说，即使日本提供巨额经济援助，日本人做梦也不该想到亚洲国家的国民会表示感谢，理由是增加经济援助他们不但不会感谢日本人，反而进一步增加批判日本的“论据”。
在书中，这名经济评论家也提到战争责任的问题，他说，日本人老是对战争责任耿耿于怀，结果对日本和亚洲都没好处，日本承认战争责任，对亚洲国家摆出不符合现实的力量对比的低姿势是不合理的，也等于娇宠了她们。他还强调： “战争中的受害也有时效，这是现代化社会的特征。战后几十年，我们说日本的战争责任已取得时效也是没错的。”
长谷川讥嘲中国人没有“时效”观念和一直伺机批判日本的侵略，甚至发动群众运动加以攻击。因此，属于现代化社会一员的日本人和住在还未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的中国人交际时，必须认清这一点。
写到这里，想必各位读者已多少想象出这位崇洋鄙亚的评论家长着一副怎样的嘴脸以及这本书会得出什么结论。
不难看出，这类所谓评论家纯粹是站在日本立场上，即只从日本国利益至上的角度来看问题，但他可没想到现在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已进入互相依赖的时代的大家庭，正如他所说： “日本打喷嚏，东南亚便会患感冒乃至肺炎 ”（他没想想东南亚若患感冒，日本也有被传染之虞）。日本人这种见死不救，过桥抽板的自私态度最终必会误人误己的，而向亚洲道别，无异于拔着自己头发想离地冲天一样可笑。日本能吗？
其实，亚洲国家并非每时每分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心胸宽大的亚洲人历来认为只要日本认错便值得原谅。但日本许多心术不正的当权派却企图通过篡改教科书的史实和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达到推卸责任的目的。怎能不引起公愤？长谷川在这点上大做文章，简直是恶人先告状，这是不是大和民族好胜好战的性格呢？
如此立场，如此态度，难怪长谷川迫不及待地高喊“大东亚共荣圈是死语，莎哟那拉，亚洲！”
早在明治时代，日本就已出现了“脱亚及欧”（现在该是脱亚入美）论，提倡人是现在备受崇敬、连头像也印在万圆大钞上的福泽喻吉（庆应大学的创办人）。他认为贫穷落后的亚洲国家是不值得交游的“损友”，因此，日本应成为欧洲的伙伴。 “莎哟那拉，亚洲”论虽说是现代版“脱亚入欧”论，而两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年来，全球经济一团糟，日本却成功地克服石油危机，在经济上追越西欧，加强了她想在 21世纪扮演政治大国、文化大国乃至军事大国之类角色的信心。在这种时势下，除了长谷川外，不少政经界领袖也由过于自信而逐渐摆出夜郎自大的脸孔。特别是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大选获压倒性胜利后，便在教科书和靖国神社问题上重新采取强硬态度。所谓教育部长还对着中朝等国用粗话骂道： “发牢骚那家伙难道没做过这种事情（指侵略）吗？”最后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日本不必介意外国的批评，而应放胆去改去拜，做出违反亚洲民众意愿的事。
综上所述，大国意识再次谋杀了多年来日本民众努力和亚洲朋友建立起来的友谊及日本人的国际形象。接下来，这种不良意识将把这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日本人进一步改造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之。
不过，假如日本要把亚洲朋友看做仇敌，向他们说莎哟那拉，再见，而成为美国第 54州，万一欧美不买账给日本，把他们拒之于千里之外，并继续在贸易、外交摩擦上对日本无情地加以攻击，日本岂不是要成为走投无路的“世界弃儿”？这一点，长谷川庆太郎却没在书中提到！（陆培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