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县志》记载：东晋末年，汉传佛教南派净土宗的初祖慧远禅师，曾来益阳传经布道，并在县邑南郊的清修山（现称碧云峰）修建清修寺，史称“远公道场”。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人（今山西省宁武县）。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幼年饱读儒家经典。21岁那年，慧远本想渡江拜访当时的经学大师范宣子，不料南北纷争又起，一时交通阻绝，无法成行。于是，一次偶然的因缘，他皈依佛门并拜当时北派佛学大师道安为师。
如果《益阳县志》的史实可靠，清修寺的修筑时间当在孝武帝太元年间。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襄阳被苻坚的军队攻陷，云游江淮的道安北上弘法，已经登坛讲经、融汇佛老之道于一体的慧远则遵师所瞩，率领徒众先到荆州，然后涉江南下，沿古驿道穿行在南洞庭湖平原。当时南方佛教发展很快，红极一时。皇权与教门的结合，掀起一股尊佛重教的社会思潮。一路上，慧远一行广施教义，并四处寻访道场结庐筑舍。在益阳，他们在清修山筑土构木，建起了清修寺。随后一路东行至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因爱匡山峰林清净，便在庐山定居。江州刺史桓伊特地为慧远创建了东林寺。自此，慧远于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创建了白莲社，与儒道融汇，开净土法门，是为净土宗，亦称白莲宗。
与此同期，相传东晋宁康年间（373—375），印度高僧不如密多在县邑附近的资江南岸会龙山上建起了宝泉寺。
佛寺在益阳出现，与其说赶上了当时的潮流，不如说让长期生活在荆蛮楚地的益阳百姓视界大开、跟上了历史的脚步。因为人们不再只接受本土梅山教营造的由神、符、演、会和教义组成的原始宗教文化的洗礼，也不再封闭于由太上老君、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等构筑的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藩篱。带着新奇和羡慕的目光，人们认识了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十八罗汉、八大金刚等西土神灵，在摆脱苦难、追求快乐、企盼轮回的教义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并作出自己的心灵抉择。因此，佛教在益阳扎根，改写了益阳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
之后的唐朝贞观年间，朝廷曾派大将军尉迟恭、秦叔宝等人来益阳兴建广法寺和龙牙寺。唐代中期，又一批寺庙得以修建，益阳县域出现了白鹿寺、广法寺、龙牙寺和西峰寺等影响很大的寺庙，号称四大佛教丛林。《益阳县志》记载：“广法寺在头堡，唐时建，为邑中之最古老僧园鸿驻之地也。”又云：“元和年间（806—820），僧广慧建白鹿寺于县治资水南岸会龙山麓。”明清时期，佛教在益阳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城乡佛寺如雨后春笋般兴建，信佛者越来越多，念佛诵经之声在街坊闾巷随处可闻。从明代开始，朝廷在广法寺设僧纲司，专施寺庙和僧众各项事务的管理。《湖广通志》（卷十三）记载：“僧会司在广法寺，道会司在迎贞观，僧会道会各一人。”民国时期，佛教事务转交佛教协会经办，设址于白鹿寺。据《益阳县志》记载，清朝同治年间，益阳城内的寺、庙、庵、观、宫和禅林达72处，家家香火鼎盛，人烟繁阜。据不完全统计，至光绪末年，入教入会的信众占城区七万常住人口的近一半，其中70%信佛。
佛道同堂
几乎与佛教的传播同期，道教传入益阳，乃东晋之初。相传由道士葛洪亲临益阳行医治病、求仙炼丹和传道讲经。由于他备受益阳百姓的崇敬，人们不仅广建道观加以祭祀，而且将葛洪视为护守城池之神，供奉在城隍庙内。之前，益阳民间有炎黄尧舜诸帝、蚩尤及祝融等人神备受敬仰尊重。他们或是古代帝王，或是远古的英雄，或是民间崇拜的神灵，能够赐福百姓，保一方安澜。大约是由于深受楚文化崇巫尚鬼风习的影响，万物有灵观念在益阳依然盛行，以梅山文化为代表的原始宗教崇拜使得人们企图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祈求福祉，比如财富、寿瑞、吉祥、安宁等。这些自然神或神化的自然人，因此寄予了人们最朴素的理想和愿景。
由于致力于儒道融汇的净土宗在益阳扎根，也由于受楚地千余年老庄哲学的浸淫，道教的许多基本观念早已洇渗于益阳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这些，在益阳佛教演变过程中，为佛道共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益阳的九宫十八庙，在益阳城内是家喻户晓的，就连外省外县也多为人知道。宫庙本是道教所属，在益阳却兼具佛寺之用。在益阳的九宫十八庙里，绝大多数宫庙内既供奉佛像，又供奉神仙，形成益阳独具特色的佛道同堂的宗教文化现象。本来，不同宗教是有边界区分的，互成体系、互不隶属，但到了益阳的宫庙里二者似乎可以混为一谈。比如，佛道两家对观音菩萨有争议，但双方都说观音属于自己一派。在益阳百姓看来，神和佛不过是提供一种精神寄托的对象罢了，祭拜谁都没有错的。因此，佛菩萨与神灵能够共处一室且相安无事，也就不觉得新奇有趣了。
为什么菩萨神仙能够被人们随意解释呢？主要原因是它们缺少独立性。在明清时期，益阳正是工商业快速发展之时。特别是清末民初，随着商业文化的兴起，益阳的佛教和道教日趋功利化，人们的信仰和祭祀也日趋世俗化。在商业为王的时代，这些行业会馆驻地的宫庙拥有莫大的话语权，像佛道之类宗教不过是社会思潮的配角而已。因此，佛道同堂的荒谬现象也就呈现出了合理的现实表征。
僧占道观
僧占道观是益阳宗教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公案。
本来，僧人信佛，道士住观，两者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但是，由于益阳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和净土宗的中国化，催生了佛道殊途同归趋势的形成。当然这种趋势不足以取消道教所拥有的独立地位，毕竟道教体内携带了中国本土的文化基因。
相传公元五世纪中期（420—489），道徒潘子良于县境的浮邱山采药炼丹，自号浮邱子，修筑了浮邱观。此后，历朝历代在县域内陆续建有太清宫、玉皇殿、寿星观、真武宫、东岳宫、南岳宫等道观。但它们并不正规，既不存在派辈和掌门人之类制度，也很少有常住的道士，只是一种松散的祭祀场所。即便如此，清初，全县道士仍达300余人。为此，朝廷在浮邱观设道纪司，统管全县的道教事务。
满清入关，随着清廷的建立，道观面临着存与废的生死考验。因为，满族人世代崇尚黄衣喇嘛教，故而将佛教定为国教。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乾隆初年，县内的道纪司停办，道观被勒令全部取缔。根据当时的律令，道观悉数转卖给佛寺，道士被遣散，从道观走出去的道士，失去了遮风避雨之所，只能四处流浪，最后被迫与民间的巫师和法师为伍。佛寺获得对道观财产的支配权之后，许多僧人纷纷进入了原来道士居住的道观，僧占道观的局面由此产生。僧占道观的意义在于：佛教从此一教独大，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得到确认，道教则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逐渐走向消隐，进入民俗文化层面。
但是，由于本土化的佛教对道教的包容和接纳，道教信奉的神灵依然留在原先的道观里，作为寺庙，大量菩萨之类佛像又新摆上大殿予以供奉，于是，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益阳的寺庙出现了“百神杂祀”的奇怪人文风俗。僧占道观以后，佛寺的菩萨和道观的神圣相安于同一屋檐下，分开敬奉，互为补充。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甚至影响到今天益阳百姓对于寺庙的认知。许多人至今都弄不清哪些是佛哪些是神，神佛仅仅是一种泛化的崇拜图腾。人们不禁发出感叹：这究竟是人们精神信仰的一种倒退还是一种进步呢？
人神共祭
由于受佛道同堂的影响，寺庙和道观失去了各自的边界。这不仅让人们觉得困惑，也让人感到无奈。
益阳城里著名的九宫十八庙，基本是以行业抱团建馆的商业会馆，因而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明清时期，益阳依托资水与洞庭湖通江达海，上接宝、新、安等资水中上游腹地，下通鄂、赣、皖、苏、浙五省，是外来客商船帮的发财淘金之地。在祈福求财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在益阳城里修建的会馆都供奉菩萨和神灵，因而形成许多似馆非馆、似寺非寺的建筑。著名的有五福宫、帝王宫、天后宫、万寿宫、乾元宫、七公庙、白马庙等，这些寺庙道观都是“百神共祀”，如天后宫供奉福建的天后娘娘，七公庙供奉下江的耿七公，等等，地域特色非常鲜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神灵汇集于益阳古城，洋洋大观，各显神通，且彼此包容，堪称益阳宗教文化的一大风景。
作为行业会馆，自然需要供奉和祭祀各个行业的祖师爷和庇护神。在九宫十八庙中，药王宫、魏公庙、财神殿、轩辕殿、张飞庙、神农庙、江神庙、龙亭宫、鲁班殿等，都是将历史上的某位真人作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加以祭拜的。如药王宫敬孙思邈、华佗，嫘祖庙以传说中轩辕之后嫘祖作为养蚕缫丝业的庇护神，屠坊敬奉张飞，木作业以鲁班为祖师爷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神化的人为主要供奉对象，以期达到祈福求祥的目的。
此外，在益阳民间，为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道平安，人们也自发兴建了供奉乡间喜爱的灵佛俗神的寺庙道观。其中有杨泗庙、南岳宫、地母庙、天符庙、马王庙、城隍庙、土地庙、刘猛将军庙、牛王庙、葛公庙、福星宫等。这些崇祀性建筑主要供奉民间俗神，如城隍土地、南岳圣帝、天符地母等。也有不少属于神化的人，如葛公庙的葛洪，龙亭宫的蔡伦，白马庙的闽王王审知，七公庙的耿世英，帝主宫里的张七等，至于杨泗庙中的杨幺，则为宋代洞庭湖畔义军首领，福星宫里的赵申乔，为清康熙朝湖南巡抚，均属于本土历史人物。因此在益阳的民间祭祀中，人神共祭的特点非常鲜明。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以来，益阳一座城市修建了与三国有关的大小寺庙十余座，如上武庙、关王庙、三圣殿、马良堡、白马庙及将军庙等，数量之多，信众之广，在湖湘可谓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崇祀性建筑里供奉着许多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如关羽、刘备、张飞、诸葛亮、马良、丁奉等，其中以敬奉关羽为最多。民国时期，全县仅关帝庙就有129处，遍布于市井乡野的每一个角落。据专家分析，作为三国古战场，三国人物在益阳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和故事传说，孕育并催生了具有民族心理积淀的三国文化，是人们引以为豪的原因。千百年来，益阳老百姓对三国故事口耳相传，对三国遗存多加纪念和凭吊，自然在情理之中。
另外，明清时期益阳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无论作为财神还是作为信义的象征，被神化的关羽备受市井百姓青睐，为商业文化注入了思想内核，树立了商业社会的道德标杆，应该说是商业文化兴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