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兴起于明代中期，产生于京城。最初的会馆是在京城的官吏为家乡赴京赶考的举子节省开支，便于准备应试而设立。后来，不仅应试期可免费居住，考试结束后，还免费供乡邑单身官吏居住，并成为同乡集会、议事、宴客、娱乐的场所。
为什么会产生会馆呢？有人分析认为，主要是封建时代信息闭塞，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盛行，加之皇帝向来希望外藩封疆官吏不和，因此同乡之间容易取得信任。再加上以前各地方言不通，比如粤赣与闽浙人见面，交谈非常费劲。所以，乡音令人倍感亲切，更容易交流。出门在外谁要是骗了同乡，传到故里，他就会声名扫地。身处异乡，无论是情感还是钱财，置于会馆总会觉得温暖和心安。
会馆分同乡会馆和行业会馆两类。前者为客居外地的同乡人提供聚会、联络和居住的处所；后者是商业、手工业行会会商和办事的处所。会馆大多建于首都、省会和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在清代的益阳，所建基本属于商业会馆。
会馆的建筑形式大致同大型住宅相似，有些就是大型住宅改建而成的。为维系乡谊，多在正厅或专辟一室为祠堂，供奉乡贤。正厅为同乡聚会宴饮之处，其余房屋供同乡借居。有的大会馆设有学塾，供同乡子弟入学。
商业会馆与同乡会馆风格不同，但总体布置仍近似住宅建筑。馆内多供有这个行业的祖师或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有演戏酬神用的戏台，或独立建造，或建在大门背面上层。观众席设在正厅、厢楼或庭院中，有的还在庭院上空加建棚盖。为夸耀本行业的兴盛富裕，行业会馆多讲究装饰，常用繁复雕刻和金彩装饰。会馆建筑也是中国建筑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到现代，借鉴西方建筑的特点，逐渐发展成宾馆、酒店等现代建筑。
早期会馆的功能主要有联络乡谊、沟通信息、互助互帮、扶贫救急和寄存钱物等五大项。
据《益阳县志》记载，清光绪末年，益阳各会馆、行会约四十处，还不包括各个庙会和置有铺屋和田产的码头。这些会馆、行会，推举会首、会董进行管理，下设庶务、管账、文牍人员等协办日常事务。会馆、行会的传统功能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祀神。通过祀神使旅居异乡的游子或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而且同乡或同行共同祭祀保护神或祖师，可以增进同乡、同行的感情联系，使大家通达义理，同心协力。祀神是会馆、行会的一项重要功能，如江西会馆称万寿宫，船簰会馆设在魏公庙，益阳槽、碓、磨三业行会设在福星宫，江西衣装商设在轩辕殿，五县会馆设在五福宫等。还有许多会馆、行会直接以神殿名称来命名，如福建会馆称天后宫，山陕会馆亦称关帝庙，江苏会馆叫七公庙，湖北黄州纸商以帝主宫为办公和集会之所。
（2）义举。旅居他乡的游子，最怕孤单伶仃，生老病死无人相助。而会馆、行会之建立，往往先从暂厝、归葬等慈善事业发起，故互相扶助是会馆、行会的又一重要功能。如新化会馆的日常活动中就有济助同乡、安葬死者、开办学校等事宜。许多会馆、行会都重视开办学校培养自己的子弟，故一些会馆、行会以学堂命名，如豫章中学即江西会馆、五福中学即五县会馆、育才小学即湖北会馆乾元宫。
（3）公约。会馆、行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共同制定的规章制度，对于其成员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乡会性质的会馆、行会所议定的规章制度，主要是关于集体祭祀、社会公益和守望相助一类的规定。而行业性的会馆、行会则是商议同业规则的场所。所议规章制度以勒碑的形式公布，对违犯者予以严厉的惩罚。
（4）自卫。会馆、行会在同乡、同行遇到外来的压迫、攻击时则会发挥团结自卫的作用。
（5）娱乐。会馆、行会还具有娱乐功能。岁时伏腊，演剧酬神，同乡叙桑梓之情，同行联樽酒之欢。所以一些会馆、行会建有戏台、看楼，留有大片空地作为游乐场所。有人统计，民国时益阳每年演出的戏约480本，几乎皆在会馆和宫庙之内。有的会馆、行会按园林风格建筑，为人们提供游览、休息的场所。
会馆的管理有着明确和严格的规定。如山陕会馆明文规定，要求入会商人重视商业信誉，买卖公平，取信于民，违者处罚。“经用之所系，盈虚之所剂，典守之所责，章彩之所著，繁猥不伦，失之非信者，更复以实纪。洪纤毕致，条理周贯，两域之贸，辖之一馆，有郡国邑族之义焉。”经营规范，取信于人，这是晋陕商人的经营特色，也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些信条，往往勒石题刻于会馆的照壁或显眼之处。
另外，会馆对于日常管理和维护，也有严苛要求。如江西会馆万寿宫，就定有以下条款：会馆宜保持清洁卫生，平素日期不准闲人入内游览；晚间十点锁门，如遇宴会灯戏十二点为止，除水龙数患外不得任意启闭出入，如违者立驱出馆；馆内不论粗细货物，概不准在内晾晒，以昭肃敬；供奉香火、长年神灯，乃住持应办之事，俟后逐日长香，务要敬谨供奉，每逢会期奉香献酒，自必住持侍奉，年节三天，僧人间有贪闲假手他人，殊属不恭，自议之后，住持二人轮流执香在殿侍候以昭诚敬，等等。
益阳会馆大规模出现是在19世纪中期。随着鸦片战争失败，长江流域通商口岸的开设，商贾贸易日渐增多。作为资水流域的工商业中心，来自各省市的各行各业商人蚁聚于益阳。清咸丰年间，益阳行业增至25个，商号达117家。依托各种会馆、行会、庙会和码头进行商业活动，成为民间自发的一种集体选择。根据各种行规、帮规来约束和控制各种商贸经营，凝聚力量，维护某个小集体的利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光绪末年的戊戌变法。
清末的维新变法，催生了现代商会的诞生。戊戌变法用鲜血换来的成果，清政府设立商部是其一。由于洋务运动发展起来的近代资本主义逐步兴起，清廷发布了劝办商会的诏令。光绪三十年（1904），湖南商务总会正式成立，不久各州县亦筹组分会。《益阳县商业志》记载：1906年，商务分会始建，设址于徽州会馆，旋即被撤，为时不足一百天。
1912年，曾在广东茂名任职18年县长的刘厚桐解职归乡。时值益阳县筹组商会之际，名望清廉的刘厚桐得到驻军师长贺耀祖的举荐，出任益阳县商务分会首任会长。其时商会为官督民办组织，经费自筹。由于益阳商户皆有会馆、行会和码头等归属，大多不愿再捐纳会费，徒添负担。一年之后，入会者仅50余户，商会开支捉襟见肘。
为了解决经费来源，商会请求官府由益阳榷运局征收盐税时代收办公经费。《益阳县志》记载：凡沅江、南县、安化、新化、益阳等五县之内，民用官盐均得在益阳榷运局征收盐税后，方可分配给各县销售。要求获得榷运局支持，经费得以保障。每包盐抽5分银洋事虽小，但总量可观。于是商会决定，凡入会者免交一切费用；各会馆、行会和公会均有参选会长和会董的资格。至此，商人加入者大增。
不久，商会召开会员大会，推选刘厚桐为会长，傅祯祥为副会长，另有会董若干。会董为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包括油盐、南货、绸布、纸行、粮行、竹木行、鱼果行、钱庄、锅铸、百货、纸伞、国药、蛋品和屠商，总共14个行业，涵盖商铺数百户。商会的成立，使地域帮派之间相互倾轧现象得到缓和，同时，高举“实业救国”的旗帜，在抵御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推动工商业特别是手工业方面，作了不少贡献。如木器、土机织布、木板印刷、竹器、食品制作和皮革等行业都有显著发展。
20年代初，益阳针织业异军突起。以达人袜厂、双线成袜厂为首创，继而兴起了珍记福、维新工厂以及晏柏记毛巾厂。染织业紧随其后，如黄万泰（太）、资阳、人力、资华、生生等。印刷业有智信和、箴言、新华和教育图书馆等数家。与之配套，棉纱、颜料等新行业相继出现。在刘厚桐的倡议下，商界集资合办了益阳电灯公司，促成了益阳航运业组建著名的五轮公司。抱团经营的民族资本开通益阳到长沙、汉口、津市等湘北各条航线，对于抵制英日等外国垄断资本对于益阳航运业的长期控制，产生了巨大作用。
五四运动期间，商会发动会员配合学生运动，掀起抵制日货高潮。如将输入的大批海带、白糖等商品当众销毁，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思想。
20年代，国内军阀混战不休。大军阀参与南北战争，小军阀在省内混战，给工商业发展带来极大祸害。商会在调停军阀与商人之间的矛盾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一次，贺祖耀部一位叫罗寿颐的团长与广西军阀交战，声称要在益阳据城坚守，后经商会出面交涉，送去银洋2000元，要求其不在城区打仗，罗遂带兵撤往常德一带，使益阳百姓躲过了一场战火洗劫。
1925年，刘厚桐当选省参议员，德丰纸行老板贾述文继任商会会长。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商会获得榷运局加收盐税，所以手头阔绰。刘厚桐不仅每年春节大摆筵席宴请职工，还享受三人抬轿子待遇，夜晚出行由一对红灯笼开道，俨然朝廷命官，很是气派。于是，达人袜厂经理高景衡等20人联名告发刘厚桐霸占商会五届，有违选举之法，但未得到当局支持。
贾述文上任不久，由于各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商会便被商民协会接管。商协成立后，贾述文逃往汉口，由涂时林代为主持会务。1926年冬，店员邓凤良、杨柳溪选为正副会长，日常会务继续由涂时林主持，熊亨翰胞弟熊树才驻会指导工作。马日事变后，熊树才离开益阳，会务由年前推选的龙海澄和涂时林主持。
1928年，商会召开代表大会，改选田兆龙为商会主席。田为前清秀才，曾留学日本，在湘人何宣将军手下任过秘书和县长等职。作为国民党老党员，他得到当局大力支持，并连任五届。田兆龙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人称“田婆婆”，但大事不糊涂，有主见且不畏权势。1934年，绰号“曹屠夫”的益阳县团防局长曹明阵以防肖克和贺龙的红六方面军入湘为由，预备在益阳周边修筑一批碉堡，限令商会筹捐银洋30000元。曹召集商界人士开会，声色俱厉，田以商界代表据理拍案相争，坚决拒绝。后由政界要员斡旋，仅筹集少量款项修了一些壕沟敷衍了事。
1937年抗战爆发，被收编不久的邓贵章、邓赫绩一个团进驻益阳城区，要求商会负担全部给养。田一面婉言推拖，一面请县府及时拨付军饷，商会仅借出约2000银元。此后，因田年老多病，商会基本由龙仲衡和向云龙主持，龙主内，向主外，田只参与重大事务决策。长沙会战期间，不少伤兵由益阳转送至后方医院。其中，少数滞留此地，不服管理，成群结伙，滋生事端。时川军师长罗广文率部开赴抗日前线，暂驻益阳郊外待命。田与向云龙等常委商议，以犒师之名，向罗部送去猪肉、美酒，告之伤兵滞留违法作恶的劣迹种种，请求予以制止。罗随即派一个营进城驻扎，四处张贴布告，令饬伤兵限期归队，违者格杀勿论。旬日之间，市场得以安定。
为了改善商界经营，田兆龙派向云龙举办一期新式簿记会计班，参加学习者达60余人。自此，益阳工商界开始采用西式簿记，经营者可以随时了解业务的盈亏得失，减少经营的盲目性。
抗战前夕，商会改变了沿袭多年的会费征收惯例。由于原先会费与榷运局盐税捆绑计征，而食盐按人口供给，赋费不均已经难以为继，于是征得商户同意，改为自行向商铺按月收取，称之为月捐。
抗战爆发，沪、汉等地沦陷，前线封锁，物资流通不畅，大批商人富贾纷纷内迁逃难。结果益阳大宗出产如粮食、竹木、铸锅、纸伞和茶叶等滞销而价格走低，而布匹、盐纱、煤油、百货、颜料、香烟等价格不断上涨。故此益阳进口商品增多，织染、针织兴盛，青布甚至远销四川一带。资阳织染厂、达人袜厂、吉昌和文运均等颜料和盐纱行均大获其利。旅栈业由原来的数家飙升至30多家，且生意兴隆。此外还有南货业的天昌、有成斋、怡怡长，首饰业的同亿楼、天宝等商号牟利丰厚，大发“国难财”。
1939年10月，商会改选，时任县长王秉丞力推蔡润卿出任会长一职。但因国民党县党部和绝大多数会员支持，田兆龙得以继续留任，但蔡润卿出任常务委员，并将实权揽在手中。不久，王秉丞提议修街，商会极力支持，组成街道整理委员会，王秉丞亲自挂帅，向云龙任副主任，蔡润卿负责筹款和拆迁。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初步完成了将军庙至小南门的街道扩修，市容市貌、交通运输以及消防救火等方面均有所改善。其间商会出面解决五轮公司内部纠纷，主导组建民权轮驳公司，后来蔡润卿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从1940年起，蔡润卿被指定为街道整修委员会主任，主持商会工作。两年后，蔡再次当选。任内配合县府修街、备战和开办商业职工学校。1944年6月，益阳沦陷，商人基本外逃。蔡润卿随政府机关前往桃花江镇。日寇占领益阳城期间，一个叫戴哲仪的小商贩被推为商会维持会会长，为日军提供食物、报告市场动态以及协助开展交易，避免了益阳城内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后戴的妻子被别动队携至桃江，戴被迫向城内商铺收缴捐税，递交县政府，并及时报告日军各种动态，有力地保证了机关运转。
益阳光复后，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旅栈业、竹木煤粮等行业恢复发展迅速。1945年11月，商会进行了改选。向云龙任理事长，蔡润卿、卢天锡等7人任理事。但此后不久，内战爆发，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使商人应接不暇，商会疲于奔命但收效甚微。
1946年，商会大力协助省政府在益阳创建省立医院。组织医界谢葆灵、李守澄、傅藻芹等专家召开会议，筹组班子，并选址于益阳后街荒地，即益阳市人民医院今址。次年医院建成，傅藻芹出任院长。省立医院的开业应诊，为益阳卫生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内战期间，政局动荡，物价疯长，国统区劳资关系剧烈恶化，生产停顿，民生物资匮乏，商会及时出面调解劳资纠纷，缓和双方矛盾，使各方权益均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1948年7月，时局急剧变化，商会事务繁多，却无人负责，只好重新召开大会，推举一度萌生去意的向云龙留任董事长，维持商会运转。
1949年夏，湖南省第五行政专署专员潘佑强限令商会向商界筹借款银洋20000元，大米1000担，交专署供白崇禧部队进驻益阳之需。向云龙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无法办到，被潘佑强扣留一天，然后勒令他重新开会商议并做出答复。无奈之下，向只好逃往长沙到省主席程潜面前告状，并只身藏匿起来。由于群龙无首，商会因此陷于瘫痪状态，市面秩序开始混乱。6月，时任益阳县长颜健派盛荣森组织益阳商会整理委员会。商整会一方面应付国民党政府的残存势力，一方面为迎接益阳和平解放做好充分准备。
1949年8月3日，益阳和平解放。商整会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恢复市场秩序、筹集支前物资，号召商人积极经营、踊跃纳税、认购公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市工商联成立创造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