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崇儒
自北宋初（960）庐山白鹿洞学馆改为白鹿洞书院始，书院之名由此而兴，迄今已逾千年。书院同私塾、馆学一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一个层次。它与学馆私塾组成传统教育的阶梯。书院是具有资格和资质的高等学府。科举之士、学识高深之人在书院任教，提高了书院的威望，推进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书院是读书、教书、藏书、著书、讲学和文化交流的地方。中国的书院，最早出自于名山佛寺的藏经阁。益阳松风书院在唐初的龙牙寺内，张栻的小庐精舍在碧云峰清修寺内。《湖广通志》卷七十九《古迹志》益阳县条：“小庐精舍在小庐山，宋张栻读书处。”名寺的藏书、高僧的学识、佛学的哲理，是学子猎取知识之源泉。因而文人云集，聚此交流，进而开馆授课形成书院。
据同治《益阳县志》记载：庆历初年，益阳籍进士黄照创办松风书院。这是益阳有史可稽的第一座书院。据说，黄照一门七进士，乃地道的书香官宦门第。振兴乡邑风俗的举措，传奇显赫的家世渊源，使宋代的益阳有了讲经传道的场所。依托松风书院培养优秀人才，益阳的文化教育得到引领和促进。
元代，益阳书院继续发展，建有松那、庆洲等书院。《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考》曰：“益阳有庆州书院。”《明一统志》卷六十三记载：“庆洲书院，在益阳县治南，江中。元邑人刘履泰讲学之所。”元代许有壬《庆州书院记》称：“殿以祀先圣，庑以祀先贤，堂以隆师席，斋以居诸生，廨以治学务，庖廥门墉，靡不完美。割田三百六十余亩资其用。”此外，在城内修建了五贤祠，以彰表圣贤才德。据《明一统志》卷六十三载：“五贤祠，在益阳县学西北，元县尹李忠建。以祀屈原、诸葛亮、张咏、张栻、胡寅。”
自明及清，益阳的书院兴起，耕读文化方兴未艾，孕育了引以为傲的资水文明。明嘉靖三十年（1551）益阳知县刘激创办龙洲书院。包括嘉靖进士武陵蒋信、内江翰林院大学士赵吉贞等儒林宿学相继执掌书院。“书院存在的350年中，益阳士子应科举而中选，及晚清留日深造与考入省内外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者，多出自该院作育之功。”仅晚清五十年内就有近50人登科及第。同治癸酉年（1873），刘集勋、龙骧、田游苏三人同科及第，堪称中国书院史上的佳话。龙洲书院以提振乡邑教育为己任，延绵中华文化，启迪资水文明，垂范后世，闻名全国。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安化知县赵尺壁捐薪俸创办中梅书院。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罗绕典，同治七年（1868）榜眼、著名书法家黄自元均在此耕读而胜出。
位于山清水秀益阳瑶华山的箴言书院，是由晚清重臣胡林翼捐祖产和平生积蓄及托付左宗棠、曾国藩向在江浙为官的湘籍军政要员捐募而修建。书院之名出自胡林翼之父胡达源为教育后嗣子孙所著的《子弟箴言》一书。胡达源为嘉庆己卯科探花，胡林翼为道光乙未科进士，胡林翼的祖父胡显韶为乾隆诰封中宪大夫，国子监司州，翰林院庶吉士。箴言书院子弟秉承胡氏家学渊源，因而人才辈出。
益阳书院的崛起，标志着耕读文化的繁荣鼎盛，形成了益阳独具影响的书院文化。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和胡寅先后莅临益阳，或开坛设讲，或传播交流，进一步扩大了书院的影响。书院人才的渊薮和高倡的文风，为益阳县域营造了崇儒重教的浓厚氛围。
两宋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为儒学向着政治哲学深入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北宋的理学植根于儒学的复兴和对佛道思想的整合，在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又一次掀起历史上的尊孔运动。
北宋初期，地方官吏征剿梅山蛮陷入胶着状态，朝廷决定试行怀柔之策。1072年，章惇怀揣宋神宗诏谕从宁乡抄小道出发，劝降梅山各峒。往返协商，最后诸瑶降让，或弃籍，或远徙，梅山“纳入北宋版图”。其后，为高倡文风，尊崇儒教，修明教化，移风易俗，传播大一统思想，朝廷特在益阳境内修建圣庙两座。一座位于益阳县邑的学门口，初为学宫，后称圣庙，清代改名文昌阁。它一直发挥着领航地域教化的学政功能，为求取功名的莘莘学子所景仰。另一座则位于梅山核心地域的古镇梅城，名曰孔圣庙，树起鼎盛一方文风的标杆。
安化的孔圣庙是目前益阳唯一保存完好的文庙。它始建于宋熙宁五年（1072），清道光二年（1822）重建。庙宇占地达2750平方米，砖石结构，坐东朝西，呈对称分布，由前殿、后殿和厢房等部分组成。中轴线自东至西，有月光池、前天门、孔圣殿、亚圣殿及两侧的厢房。整个建筑气宇轩昂，古朴雄奇。孔圣殿为正殿，歇山顶造型，高12米，宽21.5米，深12.5米，由12根木柱支撑。殿基为花岗石砌成，殿前有雕花石台，台上的雕花石栏装饰汉白玉盘龙和青石二龙戏珠的浮雕。屋顶为橙黄色琉璃瓦，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后殿为亚圣殿，与前殿形制相似，面积略小而已。清嘉庆八年（1803），孔圣庙内开办崇文书院，清末改成学堂，即现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安化县一中的前身。
明清以来，益阳儒学声高，文风遍地。县邑屡次重修或缮修学庙。县学亦屡毁屡建。为了方便儒生赶考，兴建了考棚街。在桑枣园，置有助学产业若干。私塾学馆林林总总，遍及县境。即使在偏僻的乡野，民间百姓也自发兴建了以尊儒为主题的各种崇祀性人文建筑，安化的木孔土塔就是其中之一。
位于安化大福的木孔土塔始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是湖南省仅存完好的土塔。塔分4层，高16.5米，每层有瓦檐，塔身贴塑描述人物故事的彩绘壁画，为攒尖宝顶。全塔文字均用空心线刻饰。第一层南向塔面，题刻“焚字亭”，两旁刻“核文章咸臻化境，尧天明共仰光华”。第二、三层分别为“文章到底难磨灭，笔墨如斯近化（痴）”和“气吞霄汉，秀抱芙蓉”。从题联可知，敬畏文章而视若神灵，惜字如金而焚稿通神不仅为造塔因缘，更是一代乡风民俗的映射。这座构思精巧且设计合理的土塔，历经百余年风雨依然耸立，见证了人们对耕读文化的崇尚和虔诚。
学堂和师范
清末维新变法后，西学东渐，教育为图强要务。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奏准停科举，推广学堂，咸趋实学。兴学之风自京城至地方，蓬勃发展。1907年，益阳撤学衙之教谕，设劝学所管理县内学务，留日的益阳最后一位举人罗德源首任所长。知县（后为县长）为监督，另立总董一人统管各学区学务。1922年改为教育局。为了便于对学校的管理，将全县下属7个镇各设学务处一所，督办各里、团（甲）学校。1928年镇改区建制，强化对乡村教育的改良和提高，包括取缔和改造私塾，鼓励新学，整顿校产和辅导学校等。益阳城区划分第一和第二学区。第一学区设二堡天后宫，第二学区设城内考棚街。1936年，益阳全县改为30个乡镇，城区包括龙兴镇和麒麟镇。各乡镇管理辖区各公私立初级小学。在城区龙麟镇，设置校产经理室，统一稽核审批全县各保所办的国民学校的经费开支。
1906年，龙洲书院率先改设益阳学堂，定名为益阳官立学堂，这是湖南最早兴办的学堂之一。书院变学堂，对于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起了先导和示范作用。此后，益阳城区设学如雨后春笋，数量众多。如县立模范国民小学、乾元高小（后改为县立第一区高小）、卜氏日知高小（在城内）、四维、豫章、五福、仁德、信义、鄂材、江南小学（后改为县立第二区高小）等。
1912年，改办益阳官立学堂的龙洲书院命名为县立益阳第一高等小学堂，箴言书院则为益阳第二高等小学堂。从1912年到1924年，仅脱胎于龙洲书院的第一高等小学堂共毕业16个班，学生500余名。其中涌现了不少优秀人才，如革命志士张昆弟、熊亨瀚、袁铸仁和著名作家周立波等。
抗战军兴，办学有增无减，层级更高。其时，城区各保共下设国民小学14座。各乡镇基本有一所中心小学。第一区高小的乾元小学改属龙麟镇，定为龙麟镇中心小学。城区私立学校声名鹊起。其中著名的有龚氏思齐小学、崔氏储英小学、鲁氏兴仁小学、陈氏集贤小学等。依托五县会馆兴办的原五福小学于1943年扩办为五福中学，江西商帮兴办的豫章小学于1946年扩办为豫章中学，两校均附设小学部。学门口胡文忠公祠设林翼学校，在原孔庙旧址，设有省立第五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此外，1943年，益阳县立中学兴办。因正逢日寇压境，学校数次搬迁，直到1948年才迁回县城，与设在考棚街的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合并，举办初级中学教育。
益阳的师范教育，一直蜚声湖南教育界。面对风起云涌的办学热潮，师资的提供成了瓶颈。初期，在城内猫咀村兴办一所乙种师范，后更名为小学教师讲习所，一直持续到1925年。同年，龙洲高小易名龙洲学校，接手担负培养全县小学师资的重任。初始师范部和小学部并存，次年专施师范教育，扩充规模，学制定为两年。1929年，学校更名益阳县立龙洲师范学校，学制改为三年。抗战八年，时局动荡，学校在桃江一带数度搬迁。抗战胜利后回迁旧址。1946年，更名县立龙洲简易师范（初师）。1948年，改为县立龙洲师范学校（中师）。1949年8月益阳和平解放，龙洲师范与省立第五师范合并为益阳师范学校。从1925年起，龙洲师范先后就读学生1184人。得益于书院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优美的求学环境，毕业生遍及县内各所小学，根底扎实，口碑较好，对益阳现代教育的推广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创办于1941年的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最初设址于城郊涧山乡板子桥周氏宗祠（今赫山区邓石桥），与著名的蔚南女中毗邻，是益阳唯一一所省办学校。它依托于第五行政区，招收下辖的益阳、湘乡、宁乡、安化、汉寿和沅江等六县学生。1942年择址于会龙山麓的三重塘修建新校，由县府拨付水田、山地70余亩作为校产，1944年6月建成。日寇进犯益阳，学校先后搬迁桃江清塘村和安化江南坪等地。抗战胜利后，周氏宗祠另办蜚英学校，三重塘校舍遭日军摧毁，只得于龙山港修建新校。杨朴庵上任校长后，不仅扩地建校，在加强对地方辅导、延揽优良师资以及锐意改进教学等方面，也卓有成效。省立五师在短短的八年中，四易校长，五迁校舍。从1941年开办至1949年并入益阳师范，共招收28个班，录取1366人，毕业746人，大部分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它为益阳培养了大批优秀师资，改善和提高了中小学师资素质水平，为益阳教育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了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益阳先后兴办了若干所职业学校。1919年开办的县立女子职业学校，是省内同类学校中最早的一批。创始人曾纪镛先生眼光独到，力排众议，在益阳第一个兴办女子职业教育。初期开设小学，传授缝纫和染织等技术。30年代后期举办文书班。抗战时期，开设缝纫和会计班。1943年，由益阳商会向云龙牵头，在鹅羊池畔创办资江商业职业学校。在汉口办学的益阳人罗伯森与人在城内创办诚达会计学校，信义医院也开设护士训练班，招收初中以上毕业学生。
教会与学校
如果要提益阳近代教育，就不能回避一个名词——信义会。因为它在教育领域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是益阳其他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何谓信义会？信义会亦称路德会，16世纪创立于德国。因崇尚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教义，故称信义宗。
信义会最早进入中国，确切地说，挪威信义会传入长沙，是在1902年。这年冬天，挪威信义会牧师原明道与信徒刘复生一起从长沙来到益阳。他们先是在益阳头堡（今人民路百货商店对面）租房卖书传道，不久在城内五马坊（今南门口）购置一处宽大的公馆，稍加修葺便立为教堂，即五马坊教堂。原明道牧师主持教务，刘复生、刘玉堂相继成为教师。1904年，原明道的同伴倪尔生医师从长沙到益阳购地修建大礼拜堂。地点在风景秀丽的桃花仑，面积达数十亩。一年多以后，作为益阳桃花仑教会的大礼拜堂修好了。挪威籍牧师赫资伯主持教务，华人刘昌严为教师。
信义会不仅创办教堂宣讲西方的基督教义，它还创办一系列的现代学校传授文化科技知识。从育婴堂、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信义学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对于废科举、习办学堂的益阳完成国民教育布局，无疑具有示范和领航作用。信义会的教育非常广泛。既进行普通教育，也进行特殊教育，尤其是为残疾孩童提供学习就业的机会令人感动。既有学校教育，也有通过设立医院和邮局开展的技术教育。教育对象既有男孩，也包括女童；既有富人，也为大量穷苦的孩子创造学习机会。特别是它创办的女子师范教育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漠视和偏见，而且提供了大批急需的师资人才。
1905年（一说是1904年），挪威牧师贺立德创建信义小学，原址设五马坊，后改迁桃花仑信义医院附近。信义小学是益阳最早的教会小学。
1907年初，信义会在桃花仑创办了一所育婴堂，收养贫困无依的婴儿。由挪威籍狄斯兰小姐主持。收纳的婴儿绝大多数是女弃婴，育婴堂雇请保姆照料并教以卫生生活习惯与学前知识。到了入学年龄，分送至各教会学校入读，直至成人就业或出嫁为止。育婴堂应该是湖南省最早的现代幼儿园。
信义高等小学校创办后，为了衔接学制，1906年，信义教会始修信义中学堂，次年秋建成并招生。首任校长为挪威籍赫资伯，陈家轸任副校长。学校1926年停办，1928年陈开源复办，1930年改为私立信义初级中学。1936年，原信义大学全部校产交信义中学，增设高中部。1941年，信义女子师范学校并入，成立女生部。此时，合高中、初中、女生各部称为私立信义中学。
1919年，中华信义会成立，由瑞典信义会和挪威信义会筹建信义大学。校址即今益阳市一中，1922年建成开学。首任校长为魏慈曼博士。大学开设欧洲方言系、社会科学系和数理系等三个系。两年后，瑞典皇室伯爵班拉多特女士特来视察访问。1926年停办，1928年复学，次年再次停办。信义大学是益阳民国时期唯一一所大学，也是湖南最早创办的大学之一。
信义女子师范，设在城内五马坊，创办于1912年，首任校长为挪威人贺哈拉。1926年停办。为了使女性翻身，能够接受中等教育，教会拟于1935年复校，在桃花仑瓦窑山（今益阳制药厂上侧）新建校舍若干，因与民国政府颁布章程相悖，乃改为私立信义女子初级中学，1941年并入私立信义中学女生部。此开益阳男女学生同校之先河。
1904年，倪尔生由长沙转至益阳，在桃花仑开设信义医院。它是今天益阳市中心医院的前身。初始规模较小，不到四十个床位，但医术较高，吸引了宁乡、湘乡、沅江、南县、安化、新化等地一些群众就诊，声名远播。后来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益阳城里最著名的医院。它培养的一大批医术精湛、训练有素的医疗和护理人才，使益阳跻身于全省医疗卫生的先进行列。
1913年，倪尔生创办瞽目学校，设址于江北碧津渡河边。两年后，迁桃花仑新址，改为瞽目院。该校主要收纳男性盲人和耳聋口哑的残疾人。对盲人授以盲文，传授织造罗布手巾等技术。
在人们的印象中，信义学校是益阳最好的学校。如桃花仑的信义中学，乃湖南最好的中学之一，全省会考曾名列第一。校长赫资伯不仅是挪威牧师，还是一位物理学家，当过大学教授，对学校的管理和学风的营造产生深远影响。信义学校出色的英文教学和浓厚的英语环境，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尤其为一批批优秀学子留学海外铺平了道路。因此近代益阳人才辈出，信义教会学校功不可没。如首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莫应丰，作家钱歌川、谢冰莹，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艺术家林凡，教育家李岳生，“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博士等均在信义会所属的各类学校读过书，接受过信义文化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