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益阳城郊的三重塘乡住着一位非常富有的王姓地主，他兴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院子。左倚白鹿寺，右扼白鹿山，与秀峰湖毗邻，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院落依山就势而建，风水绝佳。房屋是典型的清代木结构四合院，有九进之多，占地十余亩。院门是官帽形门楼，两个大石方柱从建筑立面跨出来近一丈，十分醒目。两扇大门上钉着一对大铁环，整个建筑显得非常威严、气派。进得门来，是幽暗的过道，院内有大小天井十余个，厢房、耳房、马厩总计数百间。这个庄园，人们俗称王家大屋，也称王家大院。
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被迫迁往汉口，蒋介石授意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囚禁在南京、南昌等地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押往大后方。1937年12月，经四处寻访，戴笠相中了王家大院，遂强行赶走四周民户，将其作为国民政府的监狱，名曰“南京军人监狱”。
在这之前，王家大院除居住人户，常用来屯兵囤粮。1929年，此地架起了仅供军事通讯的电话专线，建立了总机，设益阳至兰溪、泉交河、桃江、大桥乡、护城乡、鲊埠、大福坪、宁乡、沅江等9条线路，县内通“剿共指挥部铲共义勇总队部”，县外通设在长沙的“湖南省清乡司令部”。辟为监狱后，四周密布了层层岗哨，一派戒备森严的景象。房顶上架设机枪，围墙上织满铁丝网，屋内各处可见黑洞洞的枪眼，方圆近一里都禁止外人通行。大院的前厢房是监狱办公室、审讯室；中厢房是监狱长、特务和兵士的住房；后厢房用木板间隔成牢房，窗户已钉死，牢门被紧锁，仅门上留下一方小孔。
狱内负责人是国民党少将何子正，外称监狱主任，一位叫李家杰的被任命为特务队长。除团防兵担任警戒外，还有十几名特务在此轮流监视。
据史料记载，囚禁于此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有上百名，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二十多位国际友人，如捷克青年米洛斯、苏联人马斯科。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夫妇及幼子，东北军高级将领黄显声，以及黄、杨两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明都囚禁在此。其中还有韩子栋和曹毓嵩，益阳人曹毓嵩是在潜逃延安途中被捕入狱的，两人先后与上述这些人同牢收监。
人说监狱如魔窟，一点不假。监房潮湿，阴森可怖。特务们挎枪执鞭，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室内到处布设各种刑具，像镣铐、老虎凳、辣椒水等，可谓应有尽有。在此被倒吊、鞭打如家常便饭，惨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犯人终日见不到阳光，吃的是霉变的米饭和发黄的菜叶，伤病和饥瘦写在脸上，惨不忍睹。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长沙会战在即，南京军人监狱奉命转囚至贵州息烽。就在撤离的前一天，特务们备好了两个新挖的土坑，秘密将尚未咽气的19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推下去覆土活埋。一位从外地探监的女青年，前来看望狱中的新婚丈夫，结果却是丈夫已被残酷杀害。痛不欲生的她在撕心裂肺的大哭之后，对着无声的秀峰湖纵身一跳，投水自尽……
此后，曾经烙下死亡印迹的王家大院再也没人敢去居住。又过了好些时候，王家大院被陆陆续续拆掉了。一座南方博物馆式的民居建筑，以封建时代破一品官邸的规格，在乱世离情的年代，带着那蜷伏在山乡的九进宅院落得如此结局，也许是许多人无法料想到的。
关于这批囚犯的结局，杨虎城一家三口以及黄显声均遭杀害；米洛斯死里逃生，后来回国；曹毓嵩幸免于难，后在益阳市二中任教。韩子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成功越狱，小说《红岩》的作者杨益言曾专程采访过他，并把他作为书中华子良的原型。新中国成立后他分在贵州省政协工作，后任顾问。1983年11月，韩子栋和杨益言前来益阳访问，与难友曹毓嵩会过一面。其时的王家大院早已面目全非。此次韩子栋旧地重游，触景生情，往事不堪回首，不禁与曹毓嵩一起抱头痛哭起来。
后来，曹毓嵩特赋诗一首，以示纪念。诗云：
难友重逢四五霜，悲风泣雨话沧桑。
王家大屋寻遗迹，资水当年哭国殇。
而今忠骨无觅处，思绪绵绵似水长。
万里河山凭悼念，千秋史册荐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