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蒙古帝国空前绝后四百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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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伍 中原决战(2)

最终建成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共十余座城池,都依山势构筑营垒,星罗棋布,作为各州郡治所,屯兵聚粮,制定坚守的方案。又转移金州(今陕西安康)的军队到大获,以守护蜀中关隘;转移沔州(今陕西略阳)的军队到青居城;兴州(今陕西略阳)的军队暂驻合州旧城,后移守钓鱼城,共同防备内水一带的敌扰;转移利州(今四川广元)军队到云顶城,以防备外水一带的敌扰。在这种布防下,各城兵力的气势贯通。余玠又指令嘉定知府在成都辟地屯垦,蜀中因此殷实富足。

经过数年的谋划和准备以及派出小股宋军的侦察和试探,余玠终于在1250年率四川宋军反攻蒙军,进攻四川的大基地兴元(今陕西汉中)。

蒙军自从1236年开始,便以兴元作为进攻四川的大本营,当初这个提议是女真人夹谷龙古带提出的,因此窝阔台任命夹谷龙古带为兴元安抚使,后来贵由汗又任命他为知兴元行省。夹谷龙古带经营兴元十余年,把兴元建设得城高墙坚,堡垒相连,屯放了蒙军的大批物资,蒙军对四川的多次入侵就是以兴元作为后方基地的。

兴元就是三国时代的汉中,周围关隘很多,而且北有秦岭。收复兴元的话,南宋就可以前出到秦岭一带,离西安也很近了,就算不出兵图关中平原,以秦岭作为防线,也可以重现历史上的多次南北对抗的格局,那四川就易守难攻了,否则四川便只有受攻击的份。余玠的愿望就是收复整个巴蜀以还朝廷,因此进攻兴元是必然的,而且是战略重点。

经过谋划,在进攻兴元之前,余玠先派出几支宋军向川北另一侧的陇蜀边界发动进攻,以吸引蒙军注意力往西转移。之后,余玠亲率宋军主力,号称十万北伐,从金牛道北上秦蜀边界,击败蒙古利路元帅王进,接着又于罗村、西县(今陕西勉县)等地三次击败蒙军,到第二年(1251年4月),包围了兴元。同时,派出军队烧毁栈道,阻止北方蒙军南下救援兴元,然后便展开对兴元的总攻。

夹谷龙古带在兴元城里的蒙军并不多,只能闭门坚守,不敢出战。但是由于兴元的防御坚固,加上这部分蒙军本来就是专门组建来防御兴元的,因此急切间宋军也攻打不下。

北方的蒙军紧急南援,蒙古都元帅秃雪率兵到达大散关,因栈道被毁而无法南下,正在着急时却意外抓到三名从兴元地区逃跑的蒙军。秃雪赦免他们的死罪,命令他们带路,从小路绕过栈道,实现了军事史上的又一次“暗度陈仓”。

秃雪部蒙军取道陈仓,经褒谷南下,突然抵达兴元城下,增强了蒙军在兴元的防御。与此同时,蒙军汉将郑鼎率兵抢修栈道,不久也修建完毕,使得北方的蒙军源源不断地南下,扭转了兴元地区宋蒙的军力对比。

面对这种情况,余玠乘虚夺取兴元的计划已经不能实现,宋军久攻兴元不下,师老兵疲,一旦给蒙军内外夹击必然全军溃败,所以余玠当机立断率部丢弃重型军械撤退,反攻兴元到此失败。第二年,即1252年,在蒙哥汗登上大汗之位后,蒙军一来是为了报复,二来是为了打击宋军,对四川再次发动大规模入侵,蒙军从金牛道入蜀,经成都附近直扑嘉定(今乐山)。

嘉定是南宋四川镇西之根本,加上这次是从1246年蒙军四路侵蜀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余玠紧急向南宋朝廷求援,请求调吕文德部两万人入川。在吕文德未入川的时候,余玠便已抽调四川的精兵赶往嘉定救援。

嘉定,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四川二十山城体系中的一个,是宋军四川防御的一个基本点,蒙军的多次进攻都未能攻下嘉定。余玠率援军到达嘉定城外之后,分配各路宋军轮流作战,白天由嘉定守军去消耗蒙军的攻势,到了晚上,南宋援军便多路出击袭扰蒙军,嘉定守军大量使用劲弩恃险固守,使得蒙军损失极多,最后不得不退兵。

而在蒙军退兵的过程中,北方各山城趁机出来袭击蒙军,碰见蒙军大军则禁闭山城固守,碰见小股蒙军则趁机夜袭消灭蒙军。蒙军此次孤军深入进攻嘉定,撤退时处处受制约,损失更多,吕文德部援军尚未入川,蒙军便仓皇撤离四川,余玠的山城防御体系再次经受住了考验。而蒙古也认识到,不逐一拔除四川北部的山城,是无法安心南下的。

可惜,此后不久,余玠因官场倾轧遭诬陷,被解除一切职务,之后郁郁而终,直到死后数年才得以平反,那时的四川局势已经大大恶化了。

与长江上下游的激战不同,这几年里的荆襄战场都没有什么仗打,孟珙1246年死后,贾似道接任京湖制置使做了三年,之后李曾伯任京湖制置使做了两年,李曾伯大大增加了襄樊地区的守备力量,使襄樊成为长江中游最坚固的军事基地。

绕道大理

蒙哥的第一步国家战略,便是巩固蒙古前线,防止南宋反攻,同时靠这些巩固了的军事基地,作为入侵南宋的后方基地。同时,蒙哥检讨了蒙古从窝阔台时期以来,对宋作战的战略得失,改正了初期那种处处进攻、兵力分散、缺乏配合、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将进攻的重点放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

为此,蒙哥封亲弟弟忽必烈领治汉地(原金国领地),命令忽必烈把驻地南移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同时在原金国土地上实行行省制度。同时在靠近南宋边境的地区大量兴建军事基地和进行屯田,在四川战场有沔州基地、益昌基地等,特别是益昌基地,是蒙军在四川的第一个立足地。蒙军为了建设它、宋军为了摧毁它,双方前后打了四年争夺战,最终宋军失败,嘉陵江上游、白水江一带全部成为蒙军南下的基地和粮仓。

四川战场的基地建设,蒙军主要是靠汪德臣的谋划和坚持;而荆襄地区,就是靠谋士姚枢的谋划了。在姚枢的谋划下,蒙军设置河南经略司于汴京,专门负责河南地区的屯田,同时驻军唐州邓州建设前进基地,又修复了枣阳、光化、均州等地以之作为军事基地,与南宋的襄樊相对峙。

在两淮地区,由张柔主持修建了沟通汴京到两淮的河道,以方便军粮的运输,同时又在淮北以北沿线大量屯田,做好进攻的准备。这样,蒙哥经过几年建设之后,宋元交界的边境地带就成了一道军事基地和后勤基地的长线,从四川北部直到淮河下游。

这第一步战略实现之后,蒙哥便着手实施蒙古的第二步战略,效法成吉思汗“假道南宋、包抄开封灭金”的战略,决定远征大理,通过千里大迂回“绕道吐蕃(今川、青、藏交界地区)”,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蒙哥汗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忽必烈执行。

公元937年(后晋天福二年),白族首领段思平推翻大义宁国(由唐时的南诏国而来),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这就是戏剧小说中经常提到的第一代“段王爷”。其都城在今云南大理,辖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及贵州、越南、缅甸各一部。到忽必烈南征时,大理国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是到了宋代,大理国势衰微,末代大理国王段兴智,为人善良但懦弱无能,以至大权旁落,由丞相高祥代摄国政,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趋于分裂。因为一时间将四川地区三十万蒙军抽调了二十万南下,使得四川战场上的蒙军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击,并且南征蒙军因为水土、天气、密林、疾病、战争等因素前后死亡七八万之多。但从长远来看,征服大理对整个宋蒙战场的影响,是有利于蒙军的。

早在1248年,蒙古大将秃懑便率军绕出四川宋境,试图从羌人部落中寻路南下攻击大理。为了打通南攻大理的道路,秃懑进攻位于今泸定县以北的岩州,兵锋直抵二郎山东侧的雅安。这位秃懑乃是蒙哥大汗麾下的一员虎将,生性骁勇,攻城拔地,无坚不摧。此役,见过大世面的秃懑将军觉得志在必得,却不想自己会在阴沟里翻船。

面对连战连胜的秃懑,南宋朝廷临事抱佛脚,临时调集了一支三千人的地方部队,由杨文率领这支部队从碉门出发,前往二郎山脉一线抵挡蒙军东进。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役。蒙军兵强马壮,士气如虹,兵力亦有数万之众;而宋军临时调集,连遭败绩,以区区三千弱旅抗拒数万常胜之师,战斗的结局似乎猜都猜得到。

可是,历史偏偏和常理开了个玩笑。在那个冬天,这支弱旅和蒙古大军会战于二郎山侧的马鞍山。正所谓“四边伐鼓雪海涌”,在银装素裹的大山之上,战鼓如雷,声震九霄,蒙古的马头弯刀划出锋利的弧线,在雕刻了貔貅图腾的宋军铜盾上碰撞出四散的火花。宋兵没有傻乎乎地去和强敌单挑,而是凭据有利地形,杀伤蒙军。狭窄的山道上,陡峭的悬崖边,都变成了他们克敌制胜的天然工事。一连三场大战,南宋三千儿郎越战越勇,将蒙古军一路向西赶,直逼至大渡河边。秃懑将军再也笑不出来,只得做了俘虏。

此一役,乃是蒙古大军进攻四川后的第一场大败。秃懑部全军覆没,迫使蒙哥大汗南平大理进而包围南宋的战略计划,不得不推迟了数年之久。

当然,忽必烈这次远征大理是蒙军主力的南下,而且绕道更远,非秃懑将军所能比肩的。1253年夏,忽必烈在大将兀良合台和诸王五十余人,还有汉族谋臣子聪、姚枢、郝经等人的协助下,驻军六盘山,准备越过四川和吐蕃地区,南下征服大理。为了顺利通过吐蕃地区,忽必烈派人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六盘山军营会见,他要求八思巴以吐蕃代表的身份到吐蕃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强调吐蕃地区百姓生活贫困,拒绝执行,双方不欢而散。察必王妃亲自出面斡旋,八思巴同意收纳王妃等人为俗家弟子,并同意留在六盘山继续说法论道。于是察必王妃选择了二十四个能诚心信佛、遵守教规的人接受了喜金刚法戒,皈依了佛门,并说服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为其夫妇举行的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尊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同意协助忽必烈通过吐蕃地区。他一边派人作向导,一边写信给吐蕃各地的领主大德,希望他们为忽必烈南征大理作贡献。这是吐蕃归附蒙古汗国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为吐蕃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起到了重大作用,也是元朝奉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开端。

忽必烈于1253年8月,在八思巴的帮助下,从甘肃顺利进入吐蕃境内,然后南下直趋大理。大军行至一个叫曲先脑儿的地方,忽必烈夜宴群臣,席间闲话,姚枢给他讲起北宋儒将曹彬的故事:北宋初,宋太祖派遣曹彬平定南唐。行军途中,曹彬佯装生病,部下众将纷纷前来探望。曹彬告诉他们,自己是忧虑过度致病,只有他们保证攻下金陵(今南京)后,不抢劫、不屠杀百姓,他的病才会好起来。主帅如此,众将只好纷纷表态,约束自己的部下。后来曹彬的军队攻下金陵后,果然不杀一人,金陵安定如初,“市不易肆”。听了姚枢的故事,忽必烈没有说话。但第二天大军起程之时,忽必烈在马上看到姚枢,高声对他道:“你昨天晚上说的曹彬不杀百姓,我也能做到,我可以做到!”姚枢在马上拱手贺道:“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百姓之福,国家之幸也。”

1253年9月,忽必烈督军至忒剌(今甘肃迭部县达拉沟,一说是今四川松藩县),分兵三路南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沿晏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而进,也只烈率东路军经茂州(今茂汶)趋会川(今会理西)以作牵制,忽必烈自率中路军经满陀城(今四川汉源北)渡大渡河,沿古青溪道南下,穿行山谷一千余公里,于11月初进抵金沙江畔,遣使赴大理国招降。大理国国王段兴智拒绝投降,并将蒙古使者处死,然后以丞相高祥率军屯戍金沙江沿线,又遣将领高通率一部驻会川,抵御蒙古军。12月初,大理军与蒙古中、西两路军对峙。兀良合台部越旦当岭(今云南中甸境)入大理境,招降么些部落(今纳西族),占领三赕(今丽江),从侧后攻击大理军主力。高祥见处境危急,匆忙退兵大理都城,凭坚固守。大理城东濒洱水(今洱海),西倚点苍山,北、南分别有龙首、龙尾两关(今上关、下关)为屏障。高祥以重兵据咽喉要地龙首关迎战,蒙古中、东路军先后渡金沙江与西路军会师于龙首关,合力攻击,全歼大理军主力,乘胜于12月15日占领都城。段兴智、高祥潜逃。忽必烈采纳谋臣姚枢建议,禁止妄杀,安抚百姓,稳定秩序,并遣军攻占附近堡寨,于姚州(今云南姚安北)俘斩高祥。四年春(1257年),忽必烈命兀良合台为总督军事,留在云南继续征讨还未归附的诸部,命刘时中为宣抚使治理大理,自率一部班师。是年秋,兀良合台率军攻占押赤城(今昆明),俘降段兴智,继以段氏领所部兵二万为先锋,攻克未附城寨,占领大理全境。

虽然此前忽必烈派去招降的使者被杀,但在姚枢等人的劝说下,忽必烈只处理了杀使臣的大理高氏,并命令姚枢制造一杆大旗,将止杀令书写在大旗上,然后巡街示众,“于是民心才得以稳定”。

回望这段历史,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有自己的分析,他在《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一书中写道:“根据汉文资料,这次战役中真正的英雄当属姚枢……姚枢敦促忽必烈效法曹彬模式,他认为,这种非暴力的策略肯定会使大理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神话而已。姚枢所建议的这种战术实际上蒙古人早已用了几十年了。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他们总是向当地居民保证,如果对方投降,他们就不会摧毁城镇……在他(指忽必烈)之前,他的祖父曾一再用恐吓的办法迫使外国人向他屈服。通过最残酷的方式击败所有顽固抵抗的敌人,成吉思汗希望一路所向披靡,人们望风而降。实际上,蒙古人的政策和策略与姚枢的策略是十分相似的。因此,蒙古人并不需要姚枢的策略。这个解释应该比汉文资料中的描写更可信。”

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在西方拥有众多的读者,还被不少欧美大学列为亚洲史必读书,但这位美国学者的这段论述显然出现了误读。他弄错了一段史实,当初南唐并没有“以和平手段被征服”,曹彬打败了南唐主力,围困金陵数月之后,李煜才被迫投降。此时,因曹彬约束部下,金陵安定如初。因这个常识性错误,他也误解了姚枢的意思,姚枢并不是要以不杀一人招降大理,而是希望占领大理后不抢掠、不屠杀百姓。

在误读的基础上,罗沙比先生得出的结论并不合理,所谓“蒙古人的政策和策略与姚枢的策略是十分相似”之语,完全不得要领。

蒙古贵族以武力和屠杀为后盾的“劝降”,是策略,是权宜之计,是“霸道”;姚枢提倡的却是安定天下的政策,是“一百年不动摇”的原则,是“王道”。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战争中,军队的抢掠和滥杀是很多时代都有的。在四处征讨的过程中,蒙古贵族大规模的抢掠和屠杀时常见诸史册,而在征战大理、南宋的过程中,这种情形大为减少,不能不说姚枢等人有劝诫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