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的内政改革，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南北统一局面的出现，更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因此，在隋朝统治时期，几百年来发展迟缓的社会经济，立即走上迅速上升的道路。
隋朝的经济发展和均田制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均田制度大抵沿袭北齐。农民所受土地，分为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要归还，永业田不还。丁男受露田80亩，妇女受40亩，奴婢按成丁受田，一头牛受60亩。每丁受永业田20亩，种植桑麻。官僚地主所受土地比农民多百倍，最高达10 000亩永业田，少者2 000亩。此外，他们还有职分田和公廨田。灭陈后，这个制度推行到江南。
在均田制执行过程中，农民虽然受田不足，但是这种制度多少可使无地农民得到一些土地，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受到一些限制，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国耕地面积增加很快。开皇九年（589），灭陈后，全国垦田面积只有19 404 267顷，到大业五年（609），增加到55 854 040顷。这个数字虽然不科学，但仍然能够反映耕地面积激增的趋势。
隋初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首先是减轻封建剥削，缩短农民服兵役和徭役的年龄，原来18岁成丁，开皇三年改为21岁成丁。7年以后，政府又规定丁男50岁允许“转庸停防”，就是交纳绢帛可以免役。其次是减少服役时间，南朝赋役比北朝苛重。北魏、北齐、北周的赋役大体相同，北周丁男每年服役30天到45天。隋文帝减为20天，比北朝少了一半左右。开皇元年、六年、七年三次修长城，都是“二旬而罢”，可见法令正式宣布以前，岁役20天的原则已经在习惯上存在了。法令公布以后，在炀帝以前并未破坏。此外，在全国统一以后，隋文帝曾宣布：“陈人给复十年，军人毕世免徭役”。开皇十二年（592），因朝廷府库皆满，诏令河北山东当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五年以后，再次“中外府库无不盈积，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从历朝史籍看来，通常都是灾年减免赋税，隋朝能在平时减税，充分说明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库是充盈的。
隋文帝时期促进生产发展的另一措施，是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开皇二年（582），开渠引杜阳水灌三畤原，使数十万亩土地得到灌溉。开皇四年（584），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漕运300里；一部分用于灌田。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官也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如怀州刺史卢贲，利用沁水修成利民渠和汤润渠。蒲州刺史杨尚希，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十万亩。兖州刺史薛胄，组织农民兴修薛公丰兖渠。这条渠除了“通转运，利尽淮海”以外，并且借倾泻积水，使附近沼泽“尽为良田”（《隋书》卷五十六《薛胄传》）。寿州的芍陂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有工程，但是到了隋初，由于“荒秽不修”，失掉了灌溉效益。当时寿州总管长史赵轨组织当地群众开36门，灌田50余万亩，“人赖其利”。
农业发展的具体表现是粮食储备大增，当时隋政府在全国设置许多官仓。开皇三年（583），在卫州（今河南汲县）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今河南三门峡）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县）置广通仓。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令建筑东都，当时在宫城之东建含嘉仓，于宫城右掖门西置子罗仓，储粳米60窖，每窖8 000石。第二年，又置洛口仓（兴洛仓）。同时在巩县东南高地，筑仓城周20里，内设3 000窖，每窖储粮8 000石。于东都城北置回洛仓，仓城周围10里，穿300窖。开皇末年， “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贞观政要》卷八）。库藏之多，亘古未有。到大业初年，东都的布帛，堆积如山，太原的粮储可支十年。因此贞观十一年（637）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这就是说，隋朝已经灭亡20年了，他们储备的粮食布帛还没有用完，可见隋朝库藏的充实至为惊人。当然，大量的粮食布帛都是农民辛勤劳动的结果。
开皇五年（585），又在全国各地设置义仓，作为救灾之用。农民在收获季节，交纳一些粮食，放在义仓，由本地社司管理，发生灾荒时便开仓放赈。到了开皇十五年（595），封建政府直接控制了义仓。第二年，朝廷又规定农民按三等交义仓粮，上户一石，中户七斗，下户四斗。从此以后，义仓粮变成一种封建剥削制度。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人口也逐年增长，开皇元年（581）只有3 599 604户，平陈以后增户50万，到大业二年（606），上升到8 907 536户，46 019 956口。仅用20余年时间，全国户数增加一倍以上。人口的增长和整理户籍虽然有关系，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人口增殖这一事实。
隋朝农业的发展，给工商业的发达创造了条件，而大运河的开凿，又促进了全国各地物资的交流，因此隋朝的工商业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
当时最主要的手工业是纺织、陶瓷、制茶等。
纺织业以河北一带的绫绢最有名，北齐曾在定州（今河北定县）设绫局，当时相州所产的绫纹细布，非常精美。四川的蜀郡，“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 （《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豫章（今江西南昌）更出产一种鸡鸣布，颇受各地消费者欢迎。
陶瓷方面，近几年来考古发掘，在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和大业六年姬威墓里，都发现了白瓷，如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可见白瓷在隋朝已经出现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静训的墓里，还发现了绿色玻璃瓶。据《隋书》记载，何稠曾用绿瓷制成玻璃。把这段记载和李静训墓中的玻璃对比，可见隋朝不仅能制玻璃，而且其工艺已相当熟练了。
另一方面，焙制茶叶的工业也有新发展。据记载，隋文帝时期，有筹禅师曾制成扶芳夜饮。隋炀帝时，“吴郡送扶芳二百树，其树蔓生，缠绕他树，叶圆而厚，凌冬不凋。夏日取其汁，微火炙使香，煮以饮，碧绿，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大业杂记》）。这种扶芳树，就是茶叶的一种，经过焙制加工后作为饮料。
造船业也很发达，杨素曾在江南督造五牙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左右前后并高50尺，并且设置六个拍竿以拍击敌船。隋炀帝游江都时制造多种船只，从那里可以看出造船技术的精巧。
当时的手工业虽然很发达，但重要工业品制造都掌握在封建政府之手，例如兵工、造船、瓷器、精美纺织业，这些主要都由官手工作坊经营。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推动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隋文帝时统一了货币。早在南北朝时期，钱币轻重极端紊乱。南朝有五铢、六铢、鹅眼钱，岭南诸州利用盐米交易，不用货币。北齐用常平五铢，制造甚精，但市场上流通私钱，种类也很繁杂。隋代文官俑北周使用永通万国钱、五行大布钱、五铢钱。隋文帝即位以后，逐渐废除以上各种旧钱，新铸一种五铢钱，作为标准货币，通行全国。不合标准的货币，禁止流通。开皇九年（589），全国统一以后，便大规模铸钱。当时在扬州设五炉、鄂州设十炉、益州设五炉，铸大量五铢钱。文帝时法治严厉，基本上统一了货币。
其次，统一度量衡。南北分裂期间，度量衡紊乱不堪。开皇年间，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冀州刺史赵煚，曾制定铜尺铁尺，放在市场做标准。后来隋文帝把冀州的度量衡在全国推广使用。
商业发达的另一标志是城市经济的繁荣。西京长安既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内置东西两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这是长安的工商业区，麕集国内外商人。
除了首都以外，东都洛阳也很繁华。这个城市位于黄河和通济渠的会合点，是全国水陆交通中心。洛阳设有三市，东市叫丰都市，南市叫大同市，北市叫通远市。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商旅云集，停在这里的船只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8里，市内120行，3 000余肆。洛阳不仅是国内著名商业城市，而且又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此外，剑南的蜀郡，也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的“一都之会”。至于内地，还有一批商业发达的中等城市，如荆州、吴郡、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毗陵（今江苏常州市）、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余杭（今杭州以西）、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蔡州、（今河南汝南）、岐州等。
对于少数民族和外国贸易，主要通过水陆两条渠道进行。为了发展和西域、中亚诸国的商业，隋炀帝派裴矩驻守张掖（今甘肃张掖），专门主持西域和外国贸易。裴矩根据富商“周游经涉”的情况，写成《西域图记》三卷，详尽地记述了这一地区的山川、风俗、物产等。海外贸易以南海（今广州）、扬州等地为集散地，这里中外商人云集，贸易品以丝绸、珠玑、犀象、玳瑁为主。
隋朝对商业严加统治，3 000户以上的城市，都设立市署，专门管理地方商业，控制商品的流通和市场价格。
炀帝时期，在鸿胪寺下，设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使者各一名，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和外国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