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安史之乱破坏了北方经济。“（安）禄山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所过残灭” （《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叛军的烧杀掠夺是北方经济破坏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回纥助唐平乱，进入洛阳后，“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唐军也不例外，“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乾元元年九节度使在邺城溃败时，“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在这样情况下，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几年间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最具体的表现是人口锐减。安史之乱前天宝十四载，全国户数为8 914 709，口数为52 919 309.大乱以后只剩下1 933 134户，6 990 386口。此后虽有增加，但最多也来达到战前户口的一半。从此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对唐代户口影响之大，其中受破坏最大的主要是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具体是以下四个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汴、郑等地区、河北地区、长安周围各地和汴河沿岸。《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汴郑，达于徐方，北自覃怀，至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唐代宗《减京畿官员制》中指出：“今连岁戎旅，天下凋瘵，京师近甸，烦苦尤重，比屋流散，……京畿户口减耗大半。”《减京兆尹已下俸钱制》载：“自顷艰难，且踰星纪，岁有事边之役，人多尽室之行，闾井萧然，百不存一。”唐代宗《缘汴河置防援诏》说汴河沿岸，“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全唐文》卷四十六）。
如果从唐代行政区来看，受战乱破坏最重的是河北道、关内道，其次是河南道、淮南道。
由于生产力的破坏，物资缺乏，物价高涨，斗米少则千钱，多者七千钱，比开元年间上涨300余倍。绢价涨到四千钱以上，比开元时提高20余倍。这就迫使人民“转死沟壑，离去乡闾”，在死亡线上挣扎。
其次，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广德元年（763），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纷纷投降。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唐军本应彻底消灭叛军残部。但当时讨伐军的统帅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留（薛）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 （《通鉴》卷二百二十二）。从此以后，河朔地区基本由安史降将占据。唐军在平叛过程中，一些将领的权力扩大，也独霸一方，不服朝廷。
第三，安史乱后边防空虚，中央政府的统治区缩小，少数民族奴隶主经常侵犯内地。天宝十四载以后，由于边防军主力到中原平定叛乱，留在边区者，多属老弱残兵，边防空虚。另一方面，在平叛过程中，边防军也损失惨重。如朔方军在中原作战，“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边防军的消耗，更进一步削弱唐边防力量。代宗时，郭子仪指出：“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入近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七，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
当唐朝边防力量日益破坏的情况之下，周围少数民族奴隶主，纷纷侵占边区。至德元载（756）十二月，吐蕃进犯威戎、神威军，强占石堡、百谷、雕窠三城。宝应元年（762），吐蕃又占秦、渭、洮、临等州。第二年，吐蕃侵入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攻陷兰、廓、河、鄯、岷、成等州。至此，“西北数十州相继陷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袵矣” （《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后来长安经常受到侵扰。
吐蕃虽然占领河西陇右，并不满足，后又向西侵犯，大举进攻北庭、安西，虽有军民的反抗，到德宗贞元六年（790）， 安西、北庭两都护府，终于失守。
在剑南道，有吐蕃和南诏先后的侵犯。至德元载（756）南诏攻陷了清溪关（今四川犍为县附近）。大历十四年（779），南诏又同吐蕃合谋，进攻茂州（今四川茂县），直达灌口（今四川灌县）被唐军击溃。到唐文宗时期，南诏甚至侵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宝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
第四，北方人口的南移。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北方部分人口南迁，迁移的地点最多是长江中下游，例如：
“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全唐文》卷五二九顾况《送宣歙李八郎使东都序》）。
“自艰难以来，……不能自奋者，多栖于吴土，遂立延宾馆以待之” （《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四杜牧《崔公行状》）。在吴郡的人口中避难者占本地编户1/3. 《全唐文》卷五百一十九梁肃《吴县令厅壁记》云：“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县数十，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原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
大乱以后，还有一部分人逃于汉水流域。李肇《国史补》云：“元结，天宝之乱，自汝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
在南迁的人当中，只有一部分是地主官僚，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对江南进一步开发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