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的史书，多是私家著作。到了唐朝，官修史书成为定制。唐太宗时，别置史馆于禁中，专门编国史，由宰相监修。馆内设修撰、直馆，从事具体编写工作。这种措施表明我国古代史书编纂工作到唐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中央集权的统治越来越强。
由于加强了史书的编纂工作，取得的成绩也很大。贞观年间完成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李延寿还奉命独自删补南北朝到隋的八代史书，写成了《南史》、《北史》。现存的二十四史之中，唐朝修了八部，记载了西晋至唐初400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这是很大的贡献。
唐朝编纂的史书，除了沿袭前代的编年纪传体而外，又出现了会典、会要的新体裁，如唐玄宗时的《唐六典》和德宗时的《通典》等。《唐六典》是以官制为纲，把当时的各种令式，加以概括，分别系在有关官员的职掌下面。其中保存了大量唐前期的田制、户籍、赋役、考选、礼、乐、军防、驿传、刑法、营缮、水利等制度和法令的重要资料。德宗时杜佑编纂的《通典》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九门，每门又分为若干子目，上起夏商，下迄天宝，凡是政治经济制度等都详其本末，并参以前代和当时人的重要议论。这部专著，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也为后代分门别类记载各朝的典章制度开创了先例。
当时史学上最重要的创作，就是刘知几的《史通》。刘知几（661—721），字子玄，江苏彭城（徐州市）人。他祖父是个史官，他父亲曾任唐高宗的侍御史。刘知几的家庭环境使他对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7岁时基本上读完了唐朝以前的主要史书。20岁中进士，被唐政府任命为获嘉县主簿。他利用任职以后的有利条件，继续研究史学。
刘知几不仅研究历史，而且关心政治。天授二年至天册万岁元年之间（691—695），他曾三次建议皇帝选贤任能，裁汰冗员，精简机构，严惩贪污分子，不要把高官厚禄给缺德少才的人。他的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是他的才能却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被提拔到京城任职，参加编写《三教珠英》。长安二年（702），升著作佐郎，后改任左史（皇帝议政时的六品官），并参加纂修《唐史》。第二年，又提升为凤阁舍人（中央政府的秘书），官居五品。
刘知几在修史过程中，发现大官僚集团的各种丑恶行为，他们不仅歪曲历史，还有种种“隐秘”。在编写《唐史》的时候，由于不能直笔写史而十分反感。在《史通·自叙》篇里，说明自己和顽固派的观点“凿枘相违，龃龉难入”，同时他认为：过去的史书，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讹谬甚多，必须重新修订。但他身为史官，却受种种限制，不能“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因此，从长安二年开始，刘知几就按着自己的意志编写《史通》。
当时学术界的保守派极端仇视刘知几，攻击他“躬为史臣而私自著述”，讥笑他“轻议前哲”。宰相兼史馆监修萧至忠多次批评他“论次无功”，对刘知几施加压力。兵部侍郎宗楚客公开散布说：“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摆出了和刘知几势不两立的架势。刘知几并没有屈服，他顶住了顽固派的讽刺打击，毅然辞去史馆里的职务，并且给萧至忠写信，揭露史馆的黑暗。从此，他抓紧时间编写《史通》，经过9年的努力，终于在景云元年（710）完成了《史通》。
在这本书里，作者总结了唐朝以前各种史书，分析论证了这些史书的优劣，同时提出了自己修史的见解。《史通》分内外两篇，内篇的《六家》、《二体》两章是专门分析研究唐以前史书的类别和体例。所谓“六家”指的是《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各家，说明各家的源流兴衰和优缺点。“二体”就是编年和纪传，作者指出两种体裁各有特点，不可偏废。外篇包括《史官建置》和《历史正史》两篇，概括了过去历代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和历朝正史的写作情况。总之，内外两篇各部分，实际就是刘知几对唐以前中国史学史的概述，明确肯定某些史书的优点，指出缺点。不仅如此，而且对于史书里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以及史书的论赞、序例、断限等，也备加论列。一面评论古人，同时也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刘知几认为修史者必须有史才、史学、史识，三者缺一不可。在中国文化史上，《史通》是一部划时代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作者坚持朴素唯物主义，反对在史书里宣扬神学迷信思想。作者引用史书中大量关于灾变怪异的记载，证明“天人感应”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刘知几指出，所谓“祥瑞符命”“天意惩罚”等，除了少数是自然现象的偶合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伪造的。他质问说：“且叙一灾，推一怪，董（仲舒）京（房）之说，前后相反；向（刘向）歆（刘歆）之解，父子不同”。“差之千里，何其阔哉？”可见所谓鬼神天命，都是一些“前事已往，后来追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刘知几举例说：“同样是冬天无雪，发生在战国被说成是惩罚天子的软弱，而发生在汉朝又说成是警告汉武帝的征伐，这难道不是信口雌黄吗？”他认为，灾变怪异完全是自然现象，和人事毫无关系。历史上大事的成败主要在于人事，并不决定于符命鬼神。刘知几举例说：“当周武王准备伐纣时，他占卜吉凶的结果是‘龟焦蓍析’，这是神灵不许他出征，但武王东征以后，却取得胜利。有人传说鸟入室，会给人带来不幸。汉朝贾谊在长沙的时候，忽然有鸟飞进他寝室，但是第二年贾谊却被皇帝召到京城，受到重用。”作者明确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刘知几认为，秦朝的灭亡，是由于胡亥的无道，汉朝的兴起，是因为刘邦有智慧，根本不是什么天意决定的。否则把一切归之于天命，既不能证明历史的发展，也不会给人们以有益的历史教训。因此，刘知几坚决主张写史书时应彻底清除神学迷信思想。
吴道子《天王送子图》
其次，刘知几主张写历史应当直笔。《直书篇》、《曲笔篇》从正反两方面详细论述这一点。什么是直笔呢？他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这就是说，凡是有关善恶褒贬之事，不管是谁做的，都应当据实直书。作史者怎样才算做到了直笔？刘知几提出四点要求：即不畏强暴，分清邪正是非，鉴别史料真伪，不为浮词妄饰。刘知几非常重视直笔，他以直笔为标准评价古今史学家，凡是合乎这个标准的，他热情赞扬；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他严厉批判，从而发扬了史学优秀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评论的范围很广，认为孔子笔下的《春秋》虽然“别是非，申黜陟”，但仍有虚美之处，未能做到标准的直笔。对于唐初编修的几部史书，刘知几也毫无例外加以评论。他说：“皇家修五代史（梁、陈、北齐、北周、隋），馆中坠稿仍存，皆因彼旧事，定为新史。”“或以实为虚，以非为是”，以致“玉石同尽，真伪难寻”。他批评《周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遂使周代一代之史多非实录”。他把史家的曲笔痛斥为“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坏传统呢？他认为是由于史书作者畏惧权贵苟且取荣所致。
第三，刘知几反对复古主义，宣扬历史进化论。他认为把三皇五帝时代美化成理想时代，从春秋以来成为传统的说教，实际是没有根据的。刘知几在《疑古篇》里，根据大量史料论证尧舜相授，不是禅让，而是篡夺；并不是舜让位给禹，而是禹把舜给放逐了；不是人民不拥护启，而是启杀了益。成汤之代夏，武王之代商，都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刘知几的观点是对复古主义的有力批判。在刘知几看来，远古的生活很简陋，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
第四，反对掩盖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主张实事求是的揭露统治阶级的本质。刘知几从夏商一直追索到唐朝，求得一条通例，即历代统治者都是争权夺利的人物，然而真实的历史却被史家粉饰，把某些创业帝王美化成至德的圣君。他用很多事例揭露史书的虚伪。刘知几在《疑古篇》里说明，不仅汉唐统治者经常处于内讧之中，而且三代所谓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都是互相争权夺势的能手。
刘知几的上述看法，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是他的进步历史观的表现。在1200年前，无疑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史学家，刘知几的思想必然带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首先，刘知几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研究和评论史学著作的，他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反对农民起义。当他谈到农民起义领袖的时候，往往加以诬蔑，如说“陈胜起自群盗”，“寇贼则黄巾、赤眉”。对于帝王将相则盲目崇拜，如说“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刘知几认为史书的内容应包括的“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 和“三科”（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也就是为封建政治服务。
其次，刘知几虽然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批判了天命鬼神的谬论，但他的历史观，仍然陷于唯心主义。他虽然强调历史发展在于人事，但这个“人事”指的不是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而是有才华的帝王将相的英雄行为。
第三，刘知几强调编写历史应用“直笔”，这虽然是正确的见解，但他把“直笔”归结为“务在审实”。刘知几离开阶级观点而抽象地强调一般的“公正”，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客观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