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三国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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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三”中无“一”的历史谜题(4)

在匈奴大举进入塞内的时候,北方的草原地区是鲜卑人的天下,而乌桓则早已进入了长城南北一带,并且已经度过了近百年的“民族问题国内化”的阶段。根据史书记载,“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东胡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据说在商朝时就已经在北方活动了。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匈奴发兵灭东胡,东胡属下的乌桓便受匈奴奴役。每年必须向匈奴输送马、牛、羊等牲畜和皮革。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击破匈奴左部,乌桓才摆脱了匈奴的控制,接受汉朝的迁徙政策,一部分乌桓移居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从此乌桓临近先进的汉人农业区,从游牧生活转向了农耕生活。当时汉朝对乌桓的需求主要在军事方面,就是让乌桓人侦察匈奴的动向,并且设置护乌桓校尉,用来卫护和监视乌桓,使乌桓不能和匈奴交往。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发动叛乱,自号弥天安定王,并统率着三郡乌桓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次年,汉以刘虞为幽州牧。刘虞以前曾经做过幽州刺史,在胡汉民众中素有威信。乌桓首领丘力居听说他来平叛,于是马上归降,并继续在中原北部活动。丘力居死后,他的同族侄子蹋顿因为平素就有军事才能,被部众推举为部落大人,手中控制了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部的乌桓兵。当时袁绍与公孙瓒在乌桓居住的地区频繁交战,听说乌桓铁骑勇猛善战,便向蹋顿求助,蹋顿便派兵支援袁绍,打败了公孙瓒,事后袁绍赐蹋顿、难楼、峭王、汗鲁王几位乌桓部落首领单于印绶,想要用这种方式笼络他们,让他们臣服于自己,好用乌桓骑兵来扫平诸侯。这种行为,是把乌桓这个独立的民族拉进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的危险尝试,因为乌桓的目的不是做谁的臣子,而是独立生活,拥有自己的土地。但袁绍为了图谋霸业,不惜饮鸩止渴,为后来的变乱埋下了祸根。

建安十年(205年),曹操攻占冀州、扫平了袁绍最后的势力之后,袁绍之子袁尚和袁熙投奔蹋顿。这一事件,更是强行把乌桓人牵扯进了东汉末年的争霸战争。收容兵败的袁氏兄弟,就逼着乌桓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一来,乌桓就不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民族,而是代表着支持袁绍势力的一方诸侯了。蹋顿多次伙同袁尚兄弟入塞为寇,企图侵扰曹操的后方。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率大军攻三郡乌桓,大破乌桓骑兵,蹋顿和几位部落大人死于此战役,曹操还收服了当地包括乌桓在内的投降军民二十余万口。

乌桓部众投降曹操,这已说明了当地的乌桓人已经成为曹操手下俯首称臣的军民,而不是独立的部族了。这一投降行为影响深远,在曹操从辽东班师准备回根据地而途经易水时,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庐、上郡乌桓行单于那楼亲自来向操庆贺,并且表示愿意降服。从独立的部族到参与中原争霸,再到归附于当时北方霸主曹操手下,乌桓在政治上越来越失去独立性,但是民族习惯上依然保有部族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民族问题,到底应该进行国内化的处理,还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曹操心中似乎还没有谱。

其实,曹操之所以乐于将乌桓等少数部族迁入塞内,目的只不过是想要借助乌桓勇猛的骑兵为自己充当作战部队而已。当时曹操收降的乌桓部队之精锐程度世上无双,被称为“天下名骑”。而这也不是曹操个人的创举,汉末三国时,利用乌桓兵作战的,除了曹操以外,还有袁绍父子、公孙瓒、张纯、阎柔等人,刘备做平原相的时候,也有乌桓等少数部族在他军中效命。可以看出,乌桓内移之后,其贵族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一般部众却被驱向战场厮杀,原有的部族组织逐渐瓦解,而乌桓人民被当做战争机器,好像职业军人一样,成了三国时代各个政权内部的重要军事力量。但乌桓人为了摆脱做炮灰的命运,屡屡发动反叛,这也可称为当时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相比之下,鲜卑人的命运比乌桓要好一些。西汉初东胡被灭后,作为东胡最大支属的鲜卑远逃至辽东塞外,未曾和汉朝发生直接关系。东汉光武帝时期,随着南匈奴附汉,鲜卑才开始和汉朝互相往来。东汉时期,鲜卑占据了匈奴原有的塞北草原地区,并且收降了在当地散落的匈奴残余部众,日渐强大起来。在和东汉政府对峙的一百多年中,鲜卑贵族向东汉王朝降附有五次:每次均时间短暂,而侵犯边境的事却经常发生。因此,熹平五年(176年),汉灵帝召集百官商议对付鲜卑的策略。当时议郎蔡邕认为,国内有很多乱局还没有收拾好,根本没有力量去抗击鲜卑,因此,蔡邕提议先“恤民救急”,即在边境上暂取守势。可是灵帝并不采纳,派遣护乌桓校尉夏育等三将各率万骑分二道出塞击鲜卑,受到了鲜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的阻击,东汉军队死伤惨重,大败而归。这个时期,鲜卑和东汉政权还是互相敌对的不同民族,而此后不久,鲜卑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为部落大人、分布在并州等地的鲜卑;二是以轲比能为部落大人、分布在幽州的鲜卑;三是以素利、弥加、阙机等为部落大人、分布在幽州塞外的鲜卑。

在以上三个势力中,步度根比较亲近曹魏。曹操平定幽州的时候,步度根与轲比能等通过乌桓校尉阎柔进贡。后来他和轲比能之间发生矛盾,魏文帝曹丕称帝之后,步度根多次与轲比能互相攻击。但因为军事力量不足,只能退守,率领部众万余家保太原、雁门郡。步度根一心为曹魏守边,没有侵扰当地郡县的行为。

轲比能因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等品德被部众推举为部落大人。他的部落接近北部边塞,自从袁绍据河北之后,中原人多逃到他的势力范围,他也向内地来的汉人学习制造兵器、铠甲、盾牌和语言文化,并且模仿中原王朝的制度和法令统治部下。建安二十三年(213年),代郡乌桓造反,轲比能协助其侵犯边关。曹操派儿子曹彰率精兵击破之,轲比能不得已投降了曹操。魏文帝曹丕黄初五年,轲比能发动了对东部鲜卑大人素利的战争,被当时的曹魏护乌桓校尉田豫趁机击破。从此以后轲比能开始怨恨曹魏,多次制造边境危机,幽、并二州人民颇受其害。魏明帝时,轲比能对魏仍时附时叛。青龙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刺客韩龙暗杀了轲比能,当地的局势才平静下来。

而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弥加、厥机,因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距离中原路途遥远,所以没有形成边患。当时还有移居内地的鲜卑部众,他们在社会组织方面,依然归部落大人管辖。只有犯法时,州郡地方官才能过问,但常受到鲜卑大人的干扰,动不动就调动骑兵张弓拔刃进行威吓。

可见,当时的几个主要鲜卑部众虽然居住在塞外,但他们和北方的曹魏政权关系十分密切。曹魏政权对待这些塞外的鲜卑人,没有过多地干预,一来是因为当时曹魏依靠的骑兵多为乌桓人,二来是曹魏也没有太多的力量去管理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但是,曹魏始终把鲜卑当做归降自己的力量,认为鲜卑应该统一接受中原的领导,所以才会发生轲比能的叛乱和多次犯边。

雇佣兵的结局

羌人与匈奴、鲜卑不同,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和汉人杂处,所以羌人在生活习惯上也更接近汉人,羌人与汉人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和睦相处时间也比较多。《后汉书·西羌传》对羌人有如下的介绍: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长,无相统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王教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

可见,在当时的汉人看来,羌人的特点是吃苦耐劳,勇敢善战,敢于反抗强暴,但他们部族居住分散,不能凝聚为强大的政治集体。

正因为羌人的这些特点,在进入汉末三国混战局面时,羌人便成为割据者挟之以攻战的工具。从董卓入洛至献帝东归的七年中,挟持汉帝及大臣的都是凉州军阀,他们军中都有羌胡。郑泰就曾经对董卓说过:“天下之拳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为爪牙。”这番话里面提到了“匈奴屠各”,是匈奴的一支,十分勇猛善战,而且一度出现了很多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但是他们从不和汉人合作,相反,能够被居住在陇西地区的军阀们所用的,则是“八种西羌”,也就是羌人。

后来以今陕甘交界地带为主要据点的韩遂及马腾、马超父子军中也有很多羌人。韩遂在华阴为曹操大军击败后,逃回湟中。他的部属成公英劝他和羌人结交并把他们收归己用才能东山再起,韩遂听从了他的建议,终于再次成为割据一方的豪强,而且一生始终都受到羌人的支持。马腾的父亲在汉桓帝时做天水兰干县尉,失官后留在了陇西,与羌人部落住在一起。当时他生活贫苦,娶羌女为妻,生下了马腾。汉灵帝末,氐羌等少数民族反汉,腾应募从军,积功至征西将军。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建安十三年(208年),马腾被曹操征召入朝,手下的羌人部曲由长子马超带领。当时杨阜曾经评价马超说:“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马超率领手下的羌人军队曾一度占有陇上郡县,并杀了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马超在渭南与曹操马上会晤,当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说明韩遂、马超军中羌胡甚多。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受到韦康故吏杨阜、姜叙等的反击,失败后,取道羌人众多的武都逃入氏中,辗转入蜀。

以上董卓、韩遂及马腾马超都借助于羌胡之力,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称雄于关陇地区。而羌人却因为部落分散,没有统一的领导,只能被当地的军阀豪强所用,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却始终未能有何作为。而无论是董卓、韩遂,还是马腾、马超,都是得到了羌人的支持和拥戴才能够拥有如此有战斗力的羌人军队,可见,羌人在当时,是和内地汉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羌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所以,在马超带领西凉羌人南征北战多年后,这些羌兵都十分思念故土,甚至想马上回家去牧羊。羌人的生活习惯,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长年作战的部队,但董卓、马超这样的军阀,需要的正是职业军人,他们不顾羌人的意愿,驱赶羌人为自己卖命,最后换来的,只能是离心离德,马超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才导致最后的兵败的。

)4.军队,皇帝手里的风筝

领兵的大将们好像君主和权臣们手中的风筝一样,有了风吹草动,马上把他们放上天空,但是飞得远了,就要把牵着他们的线收一收。这样一来,军事自然无法真正强大,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而已了。

有一句话,叫做“上帝在这里关上了门,却在那边打开了窗”。对三国时代来说,三个政权都有种种问题,使它们不能胜任三分归于一统的历史重任,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由哪里打开一扇新窗子,走出割据时代呢?

那么,要结束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应该从哪里找到打开新窗子的薄弱链条呢?

三国时代真正薄弱的链条是什么?是军事。

这个答案也许会让大家失望,因为这里根本没说这最薄弱的链条是哪个国家,反而说是军事这种因素。确实,当时的三个国家,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很多薄弱之处,那不过是它们自身的缺点而已。但是,三国对立了几十年,好像绑在一起一样,无法一下子分开,那么,它们之间互相对峙而且无法实现统一的因素是什么,什么就是当时决定发展的最关键环节,也是三方都无法尽力去维护、去发展的环节。

除了军事以外,还有什么是能够左右三国局势发展的吗?当时,经济不过是军事的后盾,外交不过是军事的策应,内政也以军事作为指挥棒,要执行什么样的战争计划,就要适当地对内政进行调整。但是,军事虽然这么重要,但每个政权都没有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消灭其他两国,反而是把胶着状态维持了几十年,那么最薄弱的链条不是军事又是什么呢?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三国时代之所以走向分裂,而且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又走向再次的分裂,原因就在于当时历史发展的走势以分裂为常态而以统一为变态。但是这个时代能否这样简单下如此的定论?如果不是因为军事这个链条的薄弱,三国时代的分裂能够维持数十年吗?非常难说。

为什么军事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会成为三国时期最薄弱的环节呢?因为用兵权的争夺。这不但是三国时期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的问题。应该由谁来带兵,谁来制定行军计划,将领和士兵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将领和朝廷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礼节,都是关系到中央统治的大问题。北宋刚刚建立,宋太祖就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把将领和军队相分离,这样就可以避免领兵大将们拥兵自重图谋不轨。那么,三国时期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无法处理。因为抵抗敌国需要依靠那些有经验有威信的将领,所以不能随意剥夺他们的兵权,可是又不能过分放纵他们,所以,诸葛亮北伐会被掣肘,司马懿有了军功会被猜忌,诸葛恪拥兵自重被孙吴统治者视为眼中钉。领兵的大将们好像君主和权臣们手中的风筝一样,有了风吹草动,马上把他们放上天空,但是飞得远了,就要把牵着他们的线收一收。这样一来,军事自然无法真正强大,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而已了。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就是因为将领们依靠手中的军事力量发动政变,但是在不到五十年中就实现了再次统一,而三国时期,由于统治者们对军事看得很严,所以除了司马懿消灭曹爽的政治斗争外,没有发生过军事将领发动政变推翻现有政权的事情,可是,这种稳定也付出了代价,就是国家分裂了将近一百年之后才最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