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个乱世。在乱世之中，有一个不成文的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如果你在安定的太平盛世能够恪守儒家忠君报国的理念，在乱世，你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个人的生存问题，你随时可能被其他的军阀吃掉，还谈什么忠君爱国呢？这就是一个生存底线的问题。以前一直很流行一个心理测试，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妻子同时落水，你在只能救一个人的条件下，到底要救妻子还是救老妈。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且是让你选择感情立场和生存立场的问题，和军阀们在乱世的选择一样。救妻子还是救母亲，这本身就是一个给谁生存权利的问题，没有生存，谈不到感情，而现在主动权在你，你还只能选一个来救，怎么办？是按照感情的深浅，还是按照生存权利的先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谁都没有权随便剥夺别人的生存权，所以搞这么一个心理测试，本身就是违背人道原则的。乱世也是这样，乱世不讲人道原则，只讲生存原则，乱世不讲人性，只讲适应性，活下来才是硬道理，否则一切都是笑话。孔融，东汉末年的才子、儒家士大夫、官僚，他就十分信奉儒家的伦理道德，觉得袁绍、曹操、公孙瓒这些人喊打喊杀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是犯上作乱，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来说，孔融绝对是合格的。但是最后怎么样了呢？他被杀了，而且全家都被灭门，为什么？因为他违背了这个乱世的生存法则，他不让军阀们喊打喊杀，但是军阀们根本不听，也不能听，一旦停止武力竞争，马上就会被其他人吃掉，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礼义廉耻啊？
从生存伦理的角度来说，军阀们选择霸权，选择了古代思想家所说的“霸道”，在他们本人来说，也是别无选择的，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开始互相争斗，非要用弱肉强食的原则不可呢？是权力。如果不涉及权力争斗，即使国家有了大的变乱，也不会出现为了生存而放弃道德的事情，比如北宋因为金国的入侵而灭亡之后，中原地区也是陷入了变乱的局势，但是无论是留在开封的宗泽，还是后来转战南北的岳飞、韩世忠，都没有为了个人权势而进行互相争斗，而是一致对外进行抗金战争。但东汉末年不同，一来没有外在的威胁，二来出问题的是国家内部，中央政权有了缺口，自然要有人填补，所以军阀们才会在权力面前不顾一切冲上去，力争建立霸权的。
放弃理想，走向霸道
霸道是如何实现的？霸道这种政治路线，具体是如何在乱世里成长起来的？从曹操的个人奋斗历程和曹操与袁绍争夺中原霸权的斗争中，可以看出霸道的具体表现。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曹腾的个人政治路线。曹腾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宦官，曾做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腾在宫中服侍达三十余年，前后经安、顺、冲、质、桓五帝。曹腾的政治作风与一般宦官不同，他对官僚士大夫竭力拉拢，当时的朝野名士如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等都由于他的提携而位至公卿。因此，士大夫对他颇有好感。曹腾的养子、曹操的父亲曹嵩由于曹腾的庇荫，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中央高级官吏。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曹嵩以巨款买得三公之首的太尉。曹氏一门做高官，享厚禄的颇不乏人。曹腾亲近士人的路线，曹嵩跻身高级官员的行列，都在曹操的童年打下了一定的烙印。
曹操自幼就十分机警，有权术，行为放荡，有名士的风度。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浪荡子，极为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喜欢研究《孙子兵法》。曹操的文学武略，从小便打下了扎实的功夫。在东汉时代，一般士人要想进入政界，除了依靠父祖庇荫外，本人也要“交游士林”，以便互相赏识和援引。东汉宦官虽很跋扈，但宦官一般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本人一死或失势，其子孙亲党也跟着垮台。曹腾子孙与此不同，不仅曹嵩一直在朝中做高官，曹操也从幼年就开始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曹操少年时，官僚名士如桥玄、何颙、张邈、蔡邕等都和他关系密切。袁绍出身高门，是一个不轻易接待宾客的高贵公子，曹操少时也与他交往。曹操靠着家族的影响和自己的才能，在少年时代已经受到一些官僚名士的重视。如太尉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天下即将进入乱世，如果不是天命庇佑的人才，不能扶危济困拯救天下苍生，能够让天下安定的人，难道就是你曹操吗？）名士何颙见到曹操的时候，说得更为直接：“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春，黄巾起义发生，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后来被提升为济南国相。曹操到任后，奏免了其中八县长吏。于是豪强被他震慑，不敢继续作威作福，只能逃往其他地方继续作恶。济南国在曹操治理下，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明。
曹操在济南为官时间较久，后来被征入朝。当时宦官当权，曹操只做了议郎。朝廷曾任命曹操做东郡太守，他没有赴任，自称身体有病，返归乡里。曹操这时在政界已有相当声望，颇有作为。这个时候的曹操，也想过改善吏治，扶危济困。董卓擅自废立皇帝，曹操加入了袁绍领导的讨伐董卓联军，当联军已经解散的时候，曹操还带着千余人的部队在河内寄居，没有固定地盘。这时，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太行山区）起义军于毒、白绕、眭固等部十余万人攻入东郡，曹操带兵讨伐，大破敌军。袁绍为了拉拢曹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
曹操的父亲曹嵩于中平五年（188年）罢太尉官后，曾回故乡谯县，因躲避兵乱，移居徐州琅邪郡。初平四年（193年），嵩又移家往兖州出发去投奔曹操，路上遭到徐州牧陶谦属下将士抢劫，曹嵩及少子曹德遇害。于是曹操以报父仇为名，大兴挞伐之师，接连攻下徐州十几个县城。陶谦退保郯县（今山东郯城），曹操久攻不克，转而对附近的几座城池进行屠城，杀掉了男女老少数十万人，全城鸡犬不留。曹操攻打陶谦，一方面确实是为了报仇，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为了谋求霸主地位而扩大势力的斗争。
经过了艰苦的争斗，曹操觉得这样做一个地方豪强，朝不保夕，只有谋求向中央发展才有前途。恰巧，兴平二年的时候，杨奉、董承、韩暹、李乐、胡才、张杨等迎接汉献帝从长安东归河东，曹操就决定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中，为自己谋求一个统治的合法地位。
建安元年（196年）正月，献帝在韩暹、董承卫护下，回到洛阳。曹操当时驻兵于许，有意迎帝，他手下的部属有的认为山东地区还没有平定，韩暹、杨奉兵力尚强，不可仓促之间制伏。而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丁冲等人则力主迎接皇帝。于是曹操派遣曹洪率领军队到洛阳迎天子，董承等占据险要关口阻挡曹军，曹洪没有成功。后来韩暹矜功骄纵，专乱政事。董承又私下召曹操入洛阳帮助自己，曹操就名正言顺地带兵进入洛阳，韩暹遁走。曹操自封司隶校尉、录尚书事。过了一段时间，曹操看到洛阳因为战争的毁坏而到处都是残破的城垣，无法进行恢复生产和保证防御，而且自己在一时之间尚无力控制邻近诸军事势力，于是挟持汉献帝移驾许昌。从此，曹操尽收豫州之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的极大优势，关中诸将望风服从，袁绍未能迎接献帝，后悔也来不及了。
战乱和灾荒，不只给人民带来了浩劫，就是军阀也自受其殃，连军粮都供应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各军阀要想保证军粮供应，只有把人们重新安排在农业生产上。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初得兖州时，毛玠就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织以蓄军资”的两项建议，为曹操所赞同。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打败了汝南、颖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的农民军，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耕牛、农具，并进据许县。随后枣祗、韩浩向操建议兴办屯田，操本人亦早有“急农”与“屯田”的意望，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扩大推行范围，为操扫灭群雄，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应该说，迎接天子成为自己的政治筹码，发展生产稳固军事的后备资源，是曹操真正走上霸道政治路线最关键的一步。
无关王道的霸权之战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又与袁术联合，遣其将高顺、张辽击刘备，曹操遣夏侯惇往救备，为顺等所败。顺等遂破沛，虏备妻子，各单身走。操欲自往击布，诸将以为张绣、刘表在后，如东击布，后方堪虑。荀攸曰：“表、绣新破，势不敢动，布骁猛，又恃袁术，若纵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今乘其初叛，众心未一，往可破也。”操称善，乃引兵往击布。这时泰山屯帅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等皆附布。操与刘备遇于梁（今河南商丘市），进至彭城（今徐州市）。经过一番经营，曹操终于擒获吕布，并绞死了吕布，而且收服了吕布手下的大将张辽等。这样，曹操在徐州的统治大致稳定了。而淮南的袁术，已于建安二年（197年）称帝，他只知骄奢淫逸，后宫妻妾数百，皆着罗纨，食粱肉。对百姓则一味榨取，毫不体恤。等到百姓的脂膏被吮食尽了，他也“资实空尽，不能自立”，被迫离开淮南，企图北上，把皇帝的桂冠送给袁绍，途经下邳时，遭到曹操的袭击，不能前进，又折回寿春（今安徽寿县），呕血而死。这样，曹操就开始了建立霸权最重要的一步行动，和中原地区的旧霸主袁绍决一死战。
为什么有人认为曹操和袁绍之间的斗争，是王道和霸道之间的斗争呢？很明显，因为曹操走的是霸权路线，而且出身不是那么光彩，而袁绍出身好，又有实力，但是反而败在曹操手上，所以，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袁绍是行王道的，曹操是行霸道的，而霸道战胜了王道，证明了乱世的残酷，其实不然。这种想当然出于对历史的误解，袁绍何尝是一个王道主义者，当时他是个表面上讲着仁义而实际上包藏虎狼之心的北方大霸主，和他比起来，曹操不过是个正在上升过程中的小霸主而已。
那么，小霸主势力怎么就战胜了大霸主呢？
在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以前，曹操和袁绍分别在黄河南北发展自己的势力，双方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随着双方势力的扩张，利害冲突也跟踪而来。曹操打着“天子”招牌，操纵封赏大权，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素来骄贵，声望和地位一向在曹操之上，这时，袁绍耻居在曹操下，不肯接受太尉官职。由于袁绍势力很大，曹操不得不把大将军让给他，而自为司空、车骑将军。建安三年（198年）十二月曹操擒杀吕布，取得徐州，次年三月，袁绍消灭公孙瓒，兼并幽州，于是袁、曹两大势力之间的对立显得更加突出，便不能不以战争相见了。
建安四年（199年）三月，袁绍灭公孙瓒之后，挑选步兵十万，骑兵一万，准备进攻许都。当时谋臣沮授向袁绍建议利用优越的人力、物力与地理形势，对曹操进行持久战以消耗其军事实力。“进屯黎阳，渐营河南”，从正面稳扎稳打；同时“分遣骑兵，抄其边境，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这样就可十全必克，而不必决胜负于一役。可是袁绍急于求成，没有同意这一十分有远见的策略。而曹操却针对当时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首先进取河内，河内地区北靠太行山，南临黄河，占有了它，不仅可以阻挡袁绍在并州东南地区的军队东下，而且可以有效地阻止袁绍大军从东沿河西上。建安四年（199年）八月，曹操派遣原泰山将帅臧霸等带领精兵回到青州，利用他们在当地原有的影响进行活动，以牵制袁绍在青州方面的军队，使之不能西上增援。十一月，曹操又舍弃杀子之仇，把正在被袁绍招诱的张绣争取过来。这时，关中诸将见袁曹将要战争，皆中立观望，曹操使卫觊前往关中协助司隶校尉钟安抚韩遂、马腾等，使其不致为患，并开始派遣谒者仆射到关中监盐官，以市盐钱购买耕牛，供回到生产线上的农民使用，这对于安定关中社会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样，曹操就把一些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后来曹操从关中获得一千余匹军马，弥补了一部分骑兵不足的缺陷。
曹操在作了以上部署以后，于建安四年（199年）年底，亲自率领大军进驻重要战略要地——官渡（今河南中牟北）。
建安五年（200年）十月，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后，冀州城邑，多降于操。但曹军也已人困马乏，特别是军粮短缺，使操无力再行北进。直到次年三月，操军仍缺粮，不能不就食于东平郡的安民（亭名，在今山东东平西南）。由于刘备仍在汝南，所以曹操打败袁绍后，亲自率军击备，备不战而奔荆州。刘表令备屯驻新野，以防曹操。
十月，操引兵至黎阳，尚闻操军北上，经过一番征战和外交攻势，袁氏的后裔都被曹操剿灭，整个北方成了曹操的势力范围。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曹操从一个忠心于东汉政权的官员，到控制中央争夺霸权的霸主，因为乱世的作用，而成长为霸道政治路线的推行者。在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抄掠”，因而普遍出现了“人相食”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祸首。但相对地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曹操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政策，虽然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势力，但是也体现了有益于人民的地方，这一点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曹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以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袁绍对大家族、豪强采取的是放纵的政策，所以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加强了土地的兼并和对人民的欺凌，自然不能使百姓归附。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曹操所败。曹操取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曹操还提倡廉洁，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在选用人才必须廉洁的方面进行了政策指导，这样的形势下，社会风气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