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民族的心声，展现了一个作者的心灵世界，一个文人的不凡思想。宋词既属于士林文化又属于市井文化。直到今天，她仍然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无尽的享受。
婉约情怀与豪放人生
从总体而言，在艺术风格上，宋词与唐诗有着明确的区别。奋发、高亢的“盛唐气象”，形成了唐诗创作的主旋律，这充分体现出时人抱负满怀，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进取心。但宋人词中却更多的是对功名、事业的迷惘、慨叹。人的生存道路显得十分艰难，个体的苦痛感受尤为强烈，因而宋词弥漫着较为浓郁的悲凉气息及感伤情调。
“词为艳科”的婉约情怀
北宋词，功名意识表现得并不十分突出，立德、立功、立言思想明显弱化。这表面看来是情爱意识强烈冲击的缘故，而实质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对自我生存方式、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更为专注，认识也更为透彻。人们在词中极少言及自我的事业追求、理想抱负，相反对功名流露出极为厌倦的情绪。
柳永——下层落拓文人的 “无奈”
在柳永等下层落拓文人的词中，“无奈”意识表现得尤为突出。传说柳永因填《鹤冲天》，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被统治阶级驱出黄榜，而他却自嘲为“奉旨填词”。虽然“换了浅斟低唱”，是出于无奈，但从中也可见出宋人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
柳永由于在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妓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和妓女的关系之近，令人惊叹。《中国古典文学史》中提到柳永的词很受妓女的喜欢，“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一点还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一首顺口溜中得到证实：“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七是不幸的，也是有幸的！相传柳永死后，还是由“群妓合金葬之”的。此后，每逢清明她们都去祭奠这位词人，人谓“吊柳会”。在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中，就有一篇描述这一情景的，题为《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后来有人在柳永墓前题诗，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她们需要柳永，柳永也需要她们，他企图在她们中找到知音，寻求安慰。他在她们那儿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和艺术的灵感，他的词大都是写给她们的，或歌颂她们，或表达对她们的爱、思念及离别之苦的。这类词的名篇当首推《雨霖铃》，从内容来看，似乎是写他离开汴京时，与情人话别的真实记录，艺术上也具备他慢词的重要特色。
柳永时常笑那些奔名逐利之徒，认为“利牵名·……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看花回·屈指劳生百岁期》）。他自己虽然也考取了进士，做了官，但他并不屑一顾，“这巧宦，不须多取”（《思归乐·天幕清和堪宴聚》），“干名利禄终无益”（《轮台子·雾敛澄》）。他甚至说，“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宴堂深》），这是何等的清逸脱俗。从柳永身上可以看到，宋人对生活的认识，更多地体现为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关注，理想生活的追求。所以他们能极真切地感受：“愿天上人间，暂得欢娱，年年今夜。”（柳永《二郎神·炎光初谢》）
李清照——生逢国变，遭遇国破家亡的呼唤
南宋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早期生活优裕，与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李清照留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在创作上，李清照生动地展现了她的生命历程和情感历程。所填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
史书记载赵明诚酷好金石，在攻读经史之余，对于彝器、书帖、字画，每每刻意搜求。晃眼婚后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李清照对于金石学也有了浓厚的兴趣，帮助丈夫考证、鉴别。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愈来愈深。
不料，赵挺之与李格非都因得罪权臣蔡京而罢官，赵挺之在一波三折的政治斗争中死去，赵家父死家败，心寒已极，赵明诚与李清照离开汴京，回到赵明诚的故乡青州。赵明诚性情淡泊，屏居乡里后，更加潜心于金石书画的搜求研究，家中原有的一点积蓄，除了衣食所需之外，几乎全用于搜求书画古器。赵明诚刚出仕时，就对李清照说过：“宁愿饭蔬衣简，亦当穷遇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李清照深深理解丈夫的志趣，千方百计缩减衣食的支出，自己以荆钗布裙，代替了明珠翠羽，而每得罕见的古书、名画或彝鼎金石，夫妇二人便共同校勘、鉴赏、整集签题，指摘瑕疵，其乐融融，李清照在史事上的博闻强记，甚至超过赵明诚，令赵明诚赞叹不已，欢喜不已。
赵明诚与李清照结婚二十六年来，政局一直处在急剧的变化和动荡之中。宋徽宗是一个有艺术才华的皇帝，除了笃信道教外，还擅长书、画、乐、舞，喜欢醇酒、美人。精神上的奢靡，必须有物质上的奢靡作后盾，于是蔡京专门派人到全国各地搜罗名花、奇石、佳树、珍玩运到京都，供他观赏。运送这些花石树木的车船，便称为“花石纲”。“花石纲”所经之处，民夫猬集，钱谷一空。徽宗又在都城内兴建祭祀用的“明堂”，安放九鼎用的“九成宫”和供游赏的“延福宫”，穷极奢丽，激起各地起义，金军南下，北宋灭亡，宋室南渡，赵构成了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定年号“建炎”。
已是建炎三年，赵明诚被朝廷罢去江宁太守的职务，夫妻二人决定乘船到洪州暂住。一路行来，二人谈论的都是国家兴亡。李清照说道：“皇皇华夏，自古不乏英雄豪杰。就说我们大宋吧，这几年，出了多少忠肝义胆之士！李纲李枢相以文臣而兼武事，受命于危难之际；宗泽宗留守以孤军扼守危城、弥留之际高呼渡河；就拿那位年轻的太学生陈东来说，以书生而赴国难，几次伏阙上书，终至被朝廷斩首。丹心碧血，浩气长存。”赵明诚续道：“古代蜀国望帝禅位出奔，还日夜思念故国，化为啼血的子规。如今，二帝蒙尘，神州板荡，又有谁思念我们这风雨飘摇的故国呢？”
李清照的作品和她起伏跌宕的生平际遇是分不开的。她生逢国变，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受尽人间苦难的折磨，也曾受过改嫁的争论。
靖康之变将她的生活划分为美满幸福与流离困苦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尤其是后期的作品，将她个人在流亡生活中，所经历之悲酸凄苦，对死去丈夫的怀念和对故乡沦陷的感慨，反映在词上。她在《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中写：“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在《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中云：“谁怜樵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无心情。”在《清平乐·年年雪里》中云：“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在《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中云：“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她虽没直接说出当时的现实生活，表现当时的国仇家恨，但是从她有血有泪的作品看来，她所表现的词作正是当时受难者的心理，也正是当时所有流亡者所遭遇国破家亡的呼唤。李清照个人生活的影子和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永远联结在一起的，而这些作品不只是生活的纪录，也是一个不屈者生命的流露。所以，李清照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群众的心声。她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女词人，诚非偶然的事。
豪放派背后的特色人生
豪放派是宋词的又一重要流派，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注入强烈的爱国精神。与其说宋词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不如说更能给人以豪放气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豪放词的经久流唱，除了词本身的魅力之外，其背后又暗含了多少不为后人所知的故事？
苏轼——以淡泊对人世
北宋自庆历新政起，围绕着革新与守旧问题，党争不断。南宋朝廷则始终存在主战与主和的斗争。赵官家为了确保政权集中于皇帝之手，采取了执政分权、职务流动、台谏言事、厉行贬谪等措施，使为官者总处在如履薄冰、浮沉不定的状态中，升、降、出、入非常频繁。官员稳步升迁、长居要职者较少。官员们因种种原因被贬谪，谪居之际，难免心有余悸，一面庆幸罪未及死，一面担心会有更大的祸患。其于此际自号居士，往往有远离是非、祈求安全之意。
如果说柳永对功名的好恶，主观倾向、情感成份较重的话，那么苏轼对人生的审视，则要冷静得多。苏轼的人生思考，带有哲理性的思辨。他不只是根据生活的遭遇去看待功名，而是从生命的存在价值及意义方面去解剖人生，认识自我。
苏轼，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和因元祐党祸远谪岭海，其政敌实有置其于死地的意图。谪居生活在物质上极其贫乏：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东坡前集》卷30《答秦太虚书》）
“（儋州）新居在军城南，极度湫隘，粗有竹树，烟雨蒙晦，真蜒坞獠洞也。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二，见孔校《苏轼文集》卷55）
精神上的孤独、苦闷更令他难堪：“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东坡前集》卷14《送沈逵赴广南》）
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成了人生的最主要问题。苏轼对仕途几乎不敢存任何乐观和幻想，他只是力求以自己的旷达和睿智去消解精神压力、调解生活、自我保护，坚强而且乐观地生活下去，而且还须时时小心谨慎地提防政敌再寻事端。他曾描述过贬谪期间如惊弓之鸟般的心境：
“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东坡续集》卷4《与滕达道书》）
“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东坡续集》卷4《答秦太虚书》）
62岁到儋州，他自料已难生还，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
“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疬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东坡后集》卷13）
而当他凭着超人的智慧和旷达在海南度过三年艰苦岁月，九死一生地获得北归的机会时，他自己都觉得实在是万幸：
“鹤骨霜鬓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君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东坡后集》卷7《赠岭上老人》）
当这位文化老人对历史发出如此深沉的叩问时，他虽然不知道后来者还有谁，但他必定已经预见到了九死南荒的生命悲剧还会不断重演。果然，他离开此地还不到半个世纪，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忠义之士便相继被流放到了这个天涯荒岛。
与王安石相比，苏轼在远离官场、闲置山林之时，表现出一种更为强烈的“归隐”意识。虽然苏轼一生并未真正地隐退，但思想上却极力想创造一个属于“自我”的个体生活模式。前人曾言，苏轼词“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种菊东篱之兴”。（《宋六十一家词词选例言》）苏轼在词中数次言及渊明，其词思想实质也渗透了“南山”精神，对陶氏的生活态度极为赞赏。“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身。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此词作于东坡贬谪黄州之时。初次遭受官场倾轧，心情肯定十分不快。从他在黄州的所作所为，如访僧寻道，耕藕“东坡”，且开始大量创作词作，可以看出词人在积极调节自我身心，抗御外界的磨难与压迫。因而他从陶渊明身上也感受到人格力量。苏轼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据说传出后在当地引起慌乱。“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酞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奸如雷，犹未兴也。”（叶梦得《避著录话》）此为时人仅从东坡词字面理解而引起的笑话。词作上片似为人物夜游的实写记录，其实不然。我们对词意所指应从更深层次，即词人现实不遇来理解，否则换头文意便无法相连。下片中，隐含了词人反省人生后较为清醒的自主意识，抒发了词人欲以一叶扁舟浪迹江海的情怀。词中人物所探求的实践活动，其意义并不在行为本身，而是作者思想境界对个体生存烦忧的解脱。苏轼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已不是对政治的畏惧，而是寻求自我独立人格的实现，苏轼之旷达超逸是人所难及的。他对于出入进退及荣辱穷达的确有一番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脱态度。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
苏轼历经仕途沧桑，饱受人世纠葛的磨难，尤其是步入不惑之年后，他便很注重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抵御外界压迫的能力，以一种淡泊的心境对待人生。他不仅视名利为虚无，而且也认识到纠缠于此种名利得失损伤心神。对追名逐利，他似乎甚为淡泊，总是以轻蔑的口吻言及：“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蜗虚名》）虚名、微利，在他看来皆不足道，也无甚操忙的必要。此类得失皆命中注定，无法由主观定夺，故词人不愿为人世利欲而用心费时，甘愿及早狂放自任，酣饮昏醉，随其自然地了却生涯。这其中隐含着前世因缘的宿命观念，确实可致词人消极放纵地对待人生。但“事皆前定，谁弱谁强”出自一个有非凡抱负的人之口，不能不说其中包含着深重的人生之痛。
苏轼从人生角度去探究人生奥秘，去面对逆境人生。其实，他认为人生如梦，是有着丰富的生命内涵的，并不是简单的消极悲观思想，而是一种豁达的人生体验，甚至是一种激进的人生态度。苏轼的“人生如梦”是在吸取传统人生思想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
苏轼的人生之梦一直在顺境与逆境的出入中，困惑着，前进着。出和入的问题，是中国文人面临的最大人生课题。出和入的矛盾，中国儒、释、道三家已提出过不同的解决途径。儒家以入世为基本精神，又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必要的补充；佛教讲究出世，道家追求遁世，他们又与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相通。苏轼对此三者，染濡均深，又能兼容并蓄，在入世与出世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碰撞与激荡中，使内在的分裂得到融会、统一与整合，从而达到一种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
苏轼在逆境中，他的一双看待生活的眼睛并没有因为痛苦和落魄而暗淡。在看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时，苏轼的眼光也依然是在审美，这审美，又何尝不是一种热爱生命的体现？而苏轼就是在审美中忘记了痛苦，也淡化了痛苦。“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西江月·顷在黄州》）从他的眼睛看出去的世界，无不充满了一种属于生命和生活的美丽及情趣。因为人生如此美好，才能如此深切地去感受人生的给予和馈赠。在对人生的欣赏中，苏轼几乎是感恩的。仕途之失和生活之艰不曾消磨他对生活的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生命的灵慧的感悟力。相反，在困苦中，他更懂得收藏一点一滴的快乐和生活的亮点，活出一派天真和精彩。
辛弃疾——“归正人”的苦闷怨愤
辛弃疾，号稼轩，山东历城人，著有《稼轩词》，存词600多首。辛弃疾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也天生一副英雄相貌：红颊青眼，目光有棱，精神壮健如虎。因生长于金人占领区，自幼就决心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济南人耿京聚众数十万反抗金朝的暴虐统治，时年22岁的辛弃疾，也乘机揭竿而起，拉起2000人的队伍奔耿京部下，为掌书记，并劝耿享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次年正月，受耿京的委派，辛弃疾等人赴建康（今江苏南京）面见宋高宗。在完成使命返回山东途中，辛弃疾等人获知耿京被降金的叛徒张安国杀害，便立即率领50名骑兵，直奔济州（今山东巨野）有五百万之众的金兵营地，将张安国生擒绑缚于马上，疾驰送到建康处死。这一壮举充分表现出辛弃疾的非凡胆略和勇气。
本是行伍出身的辛弃疾，有着在战场上横戈杀敌的战斗体验。他既熟悉军事生活，又时刻期待着重上沙场，再建武功。因此，当他“笔作剑锋长”时，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就自然而然呈现于笔端，诸如“千骑弓刀”、“倚天万里须长剑”、“嵯峨剑戟”、“却笑将军三羽箭”、“边头猛将干戈”、“红旗铁马响春冰”和“斩将更搴旗”等军事意象频繁出现，构成了词史上罕见的军事景观。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梦中，辛弃疾也还“挑灯看剑”，希望重返前线，为君王完成统一中原的伟大事业。淳熙十五年（1188年），辛弃疾曾在瓢泉附近的鹅湖寺约会爱国志士陈亮。辛、陈二人在鹅湖十日，“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共商恢复大计。这就是继朱熹、陆九渊之后又一次著名的“鹅湖之会”。会后，辛、陈二人彼此唱和，写下《贺新郎·老大犹堪说》词数阕，表达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坚贞志操。
如果说北宋时人生忧患主要表现为出与入的个体生活方式抉择困惑的话，那么，南宋词较为突出地反映了个体力量与国家危难无法统一的矛盾。
辛弃疾深谋远虑，智略超群。26岁时向孝宗上奏《美芹十论》，31岁进献《九议》，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方面，指陈任人用兵之道，谋划复国中兴的大计，切实详明。33岁时即预言金朝“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周密《浩然斋意抄》），也体现出辛弃疾的远见卓识。他还具有随机应变的实干才能，41岁在湖南创建雄镇一方的飞虎军，虽困难重重，但事皆立力，时人比之为“隆中诸葛”。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南归后本来希望尽展其雄才将略，挥拥万夫，横戈杀敌，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然而，自隆兴元年（1163年）符离之役失败后，南宋王朝一战丧胆，甘心向金朝俯首称臣，纳贡求和，使得英雄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而身为“归正人”的辛弃疾，更受到歧视而不被信任。他23岁南归之初，只被任命为小小的江阴佥判，六年后官职虽逐步升迁，但都是在地方任职，而且每任时间都不长，从29岁到42岁，13年间调换14任官职，使他无法在职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
由于故国沦陷、国耻未雪的仇恨和焦虑，故乡难归、流落江南的飘泊感，英雄无用的压抑感和壮怀理想无人理解的孤独感交织于胸，他萌生出退隐之念，但英雄无功的羞愧感和执著的进取心促使他放弃了隐退的念头。欲进不能，欲退不忍，刚强自信的英雄也禁不住潸然泪下。此词充分表现出英雄心灵世界的丰富和曲折性，深度开掘出词体长于表现复杂心态的潜在功能。
辛弃疾对民族苦难忧患的社会根源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美芹十论》和《九议》就透彻地分析了南宋王朝的社会弊端。在词中，他也往往用英雄特有的理性精神来反思、探寻民族悲剧的根源，因而他的词作比南渡词人有着更为深刻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他谴责朝廷当局的苟且偷生：“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痛愤英雄豪杰被压抑摧残：“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老大犹堪说》）更直接讽刺宋光宗迫使自己投闲退隐：“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小重山·与客泛西湖》）在名篇《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词中对排挤妒忌自己的群奸小人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抨击：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此词有多重的象征意蕴。春天又匆匆归去，词人由惜春、留春转而怨春，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对英雄生命徒然流逝的惋惜怨恨。
正是基于对时间无法挽留和生命有限的焦虑，故对耽误了自我风云际会、建功立业“佳期”的狐媚邀宠而妒贤害能者，如“玉环飞燕”之流格外痛愤，尖刻地诅咒他们必将化为尘土。辛词系统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不仅拓展了词境，也提高和强化了词的现实批判功能，对南宋后期刘克庄等辛派词人以词为抗争社会的武器有着直接的影响。
宋南渡以后，半壁河山沦陷。这对于很注重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来说，不啻是灭顶之灾。当时的一些文人已经深切感受到“平戎破虏”的迫切性，只不过由于民心涣散，朝廷内外只知享乐，“但习歌舞，不识干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个别文人的从武立功之志，在整个时代氛围中如石沉大海，很难掀起巨澜。这样，南宋词人虽然表现出亢奋、激昂的救国豪情，如“谈笑里，平齐鲁”“拥精兵十万，横扫沙漠，奉迎天表”。然而一旦落实到现实，尤其是涉及到自我身世，人们又不免感到个体力量极为有限，由此对人生价值的实现自然也产生了疑惑。如辛弃疾在他的《稼轩词》中，虽然对现实也表现出一定的参与意识，但词作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仍然还是那沉痛、哀怨的人生失落感，即对实现人生价值极为迷惘所产生的心理压抑。例如他在《满江红·过眼溪山》中言道：“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自我慨叹一生为客四海，事业难成，一“笑”字，充满了苦涩的辛酸。辛词虽然也渗透了激昂的爱国豪情，确实让人感受到“马革裹尸当自誓”（《满江红·汉水东流》）的人格品质，但是词人只要冷静地审察社会现实与主观企求的距离间隔，便会从心底油然生起一股强烈的悲伤情调，因而他或是表现出沉痛的失落感，“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或是对功名的人生意义极为困惑：“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诗酒风流与“清衣闲客”
一些谪居文人，在游山玩水、会朋友、饮酒闲谈、舞文弄墨中获得自由生命的闲适和愉悦、紧张精神的缓解和苦闷心灵的慰藉。一些“清衣闲客”或许是早熟使他们悟透了人生，从而选择了一条常人并不想步入的道路。
山水适性、诗酒风流
中国古典哲学十分推崇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这是一种超越个体生存的一切烦恼而实现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审美精神。天其实就是自然，自然与人事相对。人生的一切苦乐悲欢、荣辱忧惧皆缘于人事，即老、庄所说的“为”。人只有放弃人事而至于“无为”，才不会有烦心之事。而只有全身心地融入自然之中，才有可能做到“无为”，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审美生存境界。因此，自古以来，自然山水就是文人们心灵的港湾。在这里，疲倦者可以休憩，失意者可以得到充实，忧伤者可以得到抚慰，避难者可以求安宁，思想者可以悟道，艺术家可以获得灵感……而这一切，都是迁客谪人最需要的。他们带着仕途的失意、紧张、疲倦、感伤和惊恐而暂时离开政权中心，亟需从接近自然、自由的生活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种种安慰和补偿。
正是因为鸟瞰人生历程、社会发展，对个体自身的生命存在形式有着较为透彻的领悟，因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事，宋人有时也显得很是豁达、洒脱。中国古代文人很早就形成了“出”与“入”的人格精神。“入”则参与政事，兼济天下，“出”则逃避官场，弃绝功名，独善其身。盛唐时代，“入”的风气极为兴盛，文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政治，奋发进取。在魏晋时期，流行的是“出”的人生观念，文人名士口不臧否人事，逍遥山林，狂放自任，寻仙访道，以求个体身心的相对自由。与魏晋名士迫于人命如草的残酷现实而求出世不同，宋人超脱意识的滋生多因于生存烦忧的无法消解。现实虽然时时不如人意，但并不十分险恶，还不至于威逼人隐遁到山林的地步。反倒是人生的反思促使宋人极力调整生存方式，社会人事的种种纠葛激发起宋人解脱意识的高涨。因而，魏晋人情感表现显得甚为激切，宋人则相对平和。朱敦儒的《念奴娇·插天翠柳》：“洗尽凡心，相忘尘事，梦想都销歇，胸中云海，浩然犹浸明月。”超凡脱俗，澄怀净思，以博大的胸怀吞吐放纳外物变化，气魄极为放旷。苏轼隐括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声律而作的《哨遍》，也充分体现了词人的超脱意识，针对损心伤神的人世纷扰，词人深发感叹：“富贵非吾志”，于是乃“登山临水，引壶啸咏”，显得极为超脱，显现出道家思想的影响。
超脱意识落实到现实人生，则以富有特征性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首先，中国文化的“饮酒”意识也构成了宋词内容的主要成分。酒与中国文化有不解之缘。魏晋时期，文人雅士时常嗜酒助乐，以示狂放不羁。胡仔《菩溪渔隐丛话》引《石林诗话》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酣者，此未必真意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名惧祸，唯托于酒，可以相远世故……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这番话点明了魏晋人饮酒的旨趣所在。到宋代时以“酒”为表现对象的词作，也已成为人们表达情志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人生何处似尊前”（欧阳修《浣溪沙·塔上游人逐画船》）“人生莫放酒杯干”，（黄庭坚《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光阴须得酒消磨”，（苏轼（浣溪沙·四面垂杨十里荷》）皆将酒与社会人生密切地结合起来。
宋人饮酒吟酒，有着极现实的思想基础。他们常结合自身的具体生活实践，来确定“饮酒”对个体生活所起的作用。以酒解愁，这成了宋人解脱心灵苦痛的主要生活方式。
如欧阳修的《圣无忧·世路风波险》：“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拢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人世艰险，长久别离，内心忧苦可想而知。但有“美酒”消磨光阴，则“为公一醉花前倒”，聊且也能求得一时欢娱。
黄庭坚也在《鹧鸪天·紫菊黄花风露寒》一词中言道：“休说弹冠与挂冠，甘酒命，病朝餐，何人得以醉中欢。”功名之事已无言说之必要，唯有醉酒而欢，方为精神的主要寄托。
酒已成了词人远离尘世、抚慰心灵的重要伴侣。此类“酒神”精神，在辛弃疾身上得到更完美的体现。在《稼轩长短句》中，他将一生的经历、抱负与饮酒联系起来，试图通过杯中之物，将沉积在心底的幽闷释放出来。“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水调歌头·王漕饯别》）这一放怀酒杯、超然物外的无限感叹之中，不能不说蕴含着巨大的人世悲辛。但也正是通过这一释放形式，显示出词人的哲理睿智和超人气魄，他能自觉地意识到摆脱世俗干扰的必要性，也对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了自信。在他看来，“身后功名，古来不换生前醉”。（《点绛唇·身后功名》）与其劳神苦心，历经风险求得虚名，不如及时纵情享受人生，所以醉酒已成为词人精神对现实苦难的一种超脱手段。
酒对一般人来说，可以满足口腹之欲。但对谪人骚客来说，它更是精神的朋友，不仅可以消愁解忧，而且能够刺激创作灵感。古代文人讲究诗酒风流，稼轩居士就自称“酒圣诗豪”。酒充实了他的生活和词章。他是文武兼备的英雄，但却无法在仕途干英雄事业，于是便常常在酒场上体会一些拼死拼活、豪饮狂歌的英雄主义快感。他喜欢豪饮、痛饮、狂饮，无论消愁、行乐、会友、聊天、吟诗作词、游山玩水，都要以酒助兴。在酒意中，他可以放浪形骸，纵情任性，尚气尚勇，和朋友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尽享生命自由的快感，再加上酒助诗情，陶醉于文学活动中从而获得美感和成就感。这就是他所说的“浊醪妙理”之一。今存稼轩词六百余首，至少有一半以上与酒有关。酒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从而成就了他生命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酒的确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伙伴。因此像苏轼那样“酒不如人”者，也对杯中之物情有独钟。他很喜欢在“微醺”的状态下闲谈、创作、欣赏、甚至鼾然入梦。他虽然酒量很小，但却最懂得“饮中真味”。酒在他的谪居生活里是那么重要，“醉眠芳草”的闲适，“夜饮东坡”的旷放，“举酒属客”、“扣舷而歌”的超脱，“一樽还酹江月”的历史沉思……很难想象居士生活如果没有这种种醉意，他们将怎样去抚慰和充实自己失意的心灵。
放情于山水林泉之间，以诗、酒交友并自慰，这是自魏晋竹林名士以来文人墨客谪居隐处之际的主要生存方式，并形成了一种林下风流的文化传统。宋代文人谪居之际，对这种名士风流最是情有独钟。借此以消愁解闷、自由自适，又可以相互体认各自的文化价值。
虽然饮酒能使躁动的心灵得到短暂的平静，能使烦乱的精神暂时忘却人世的纠纷，然而在“夜来酒醒清无梦”（黄庭坚《丑奴儿·夜来酒醒清无梦》）的时候，宋人仍会感到“愁”情难遣，忧绪萦怀。因而他们势必要以一种较为实在而持久的生活方式，消除人生的空虚感。这样，自然山水的佳致美景，无限情趣，便成了宋人精神慰藉的补充内容。如王安石的《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梢梢新月堰，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鹉三两声。”身处在这种恬静、悠然的自然环境中，词人的心情显得十分自足自在，昔日那扰乱心头的功名事似乎已尽忘却。
文化价值理应是文人生命中第一的、根本的追求。在谪居岁月里，著书立说和文学艺术创作真正成了文人们最重要的事业、最实际的生命寄托、最主要的价值体现。文人们的谪居岁月往往是其生命历程中学术和艺术创造最旺盛的时期。相对于难以把握的功名富贵和变化无常的世事，学术和艺术创造的成果的确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他们在感慨“人生如梦”的同时，总可以为自己的文化拥有而“觉此生不虚过”。
儒家文化用立德、立功、立言来概括人生的价值追求。谪居的文人被朝廷剥夺了立功的机会，立言和立德便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补偿。他们也往往因此而在文化史上获得了永恒的意义。
“悟透”人生的清衣闲客
生活在南宋后期，政府已经丧失了收复北方的信心，偏安于杭州。“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这种缺乏奋发豪情，无法改变现实的沮丧氛围中，文人们遣兴娱情的工具便是那些风格婉约的词句。
提起婉约派，我们就会想到“凄凄惨惨戚戚”，或者“执手相看泪眼”这些凄美、婉转、香艳、脂粉气的句子。但是，如果看这几句：“渐黄昏，清角吹章，都在空城”，“波心荡，冷月无声”，……心中便不由升起一丝寒意，而这寒意不似清照相思的愁苦，也不像柳永的别离的伤痛，这是一种发自心底的清和冷，这便是姜夔。
姜夔，南宋词人，字尧章，人称白石道人。
其实，姜夔的身份有多种：书法家、音乐家、诗人、词人，唯独没有的是一官半职。直到他死了，还是一介布衣，也算是历史上众成名文人中遭遇最惨的了。另一个婉约派大师柳永虽然自称“白衣卿相”，但好歹有皇帝一句话让他“奉诣填词”，死时虽然没有亲戚来收殓，但还有妓女料理后事，为其洒几滴清泪，死得也算香艳。然而，姜夔连这种待遇也没有，困顿潦倒到朋辈凋零，死后竟不能殡殓，最后靠仅有的几个友人张罗才把他葬于钱塘门外。难怪他的词中有一股清冷而不华靡的气息，或者说幸亏困苦的生活没有磨灭他的才华，只是在他的作品中注入了清空、孤硬的感觉。
因为姜夔穷，所以无法像柳永一样混在青楼，虽说才华满溢但没了银两，满肚子的墨水也只能化为苦水，那仅有两段的艳遇也就弥足珍贵。其实说两个女人好像不太确切，应该是三个女子，两段感情。
第一段是年轻的姜夔第一次来合肥时发生的，他住在城南赤阑桥边，便爱上了桥边那位弹琵琶的歌女。而且，琵琶女还有一个弹古筝的妹妹。姐妹俩陪姜夔游巢湖、登姥山，泛舟水上，弹唱姜词，郎情妾意，令姜夔心旷神怡，即便小别，亦常在梦中与这对姐妹相会。想想这幅图景吧，一叶扁舟，两个美女，琵琶古筝相附相和，自己作的词曲从那清丽婉转的嗓子中唱出，此事是何等惬意和浪漫。然而金兀术破合肥之后，这对姐妹花便不知所踪，对着肥城废墟，姜夔只能“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或许，歌女只配有如此浅薄的情缘，而穷小子也只配有“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的思恋而已。
第二段艳遇发生在姜夔与范成大交好时，成大有一歌妓叫小红，因为姜夔作了《暗香》、《疏影》两曲，由歌女演绎出来清婉美妙，范成大十分欣赏，便将小红赠与姜夔。两人坐船回家，路过垂虹桥时，姜夔吹起箫，小红便轻轻唱和着，在箫声与歌声中，小船载着他们驶过一生中最美的一段旅程。姜夔也为此作下了：“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凌渡，回首烟波十四桥。”而今夜，烟波桥下没有歌声箫声，连橹声也没有。也不知当初那一只小船，是否载得动姜夔与小红的一腔深情？他清贫的生活，是否能延续这浪漫的情愫？而小红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便在他的诗词中渐渐消失了。
穷困的生活，平民的身份，注定了艰辛的一生。上天创造了周邦彦，创造了柳永，所以一定要创造一个姜夔，让他一生过着漂零江湖、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布衣终身，却为人素洁清高，让他的这种身世个性和诗韵修养渗入到作品中，散发出清冷、落寞的气韵，自然高妙的品格。
像姜夔这些清衣闲客，则是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对待人生。“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除夕自石湖归若溪》）或许是早熟使他悟透了人生，从而选择了一条常人并不想步入的道路。尽管他所结交的有诸多名人贵臣，如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等，而且似乎也有攀援权门的机缘，但他却鲜明地表示：“浮云安在？我自爱，缘香红舞，容与，看世间，几度古今。”（《石湖仙·松江烟浦》）这既不是完全的逃避，也不是积极的参与，而是冷静地观察社会人生。他虽处国势衰微，民生聊苦之时，却未能如稼轩、放翁辈积极地挺身站出，为国为民大声疾呼，而是“酒拔清愁，花销英气”。（《翠楼吟·月冷龙沙》）这是否是对自我无力“兼济”的识见，抑或是明哲保身，只求寻欢之举，恐怕不能简单地定论。
宋人在词中对功名、利禄、地位的关注并不十分地执着，对他们来说，唯一要紧的反倒是个体情感的愉悦与满足、自我身心的舒畅与率真。外在获取并不能使自我充分满足，内在心理的调节才尤为重要。人生价值的实现不是依据对人生的征服，而是自我身心求得相对自由与安宁。
宋词唱出时代的强音
唐诗的兴盛和发展，达到了古代诗歌史上的巅峰。词萌芽于隋唐之际，兴于晚唐五代而极盛于宋。广义来说，词本属诗体，然后逐渐与传统诗歌分庭抗礼，经宋代无数词人于此倾注深情，寄托豪兴，驰骋才华，精心琢磨，创作出大量晶莹、灿烂、温润、磊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而且具有不同于传统诗歌艺术魅力的瑰宝，遂与唐诗如峰并峙，各有千秋。
高度繁荣的文化造就了诗词频出的历史
宋代的词人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唐代杜甫、白居易的诗以摹写民生疾苦而闻名，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则以反映时事政治而著称。虽然宋诗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那样的名篇，但此类主题在宋代诗坛的普遍程度却是超过唐代的。即使是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柳永也写过刻画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而一向被看做专重艺术的词人周邦彦也作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其负面影响是严肃有馀、灵动不足，有时还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
这样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另一个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表达政见也好，弘扬学术也好，最直接的手段当然是议论。而“文以载道”的价值观，也必然导致把议论视为写作的目的。宋人之喜爱议论堪称前无古人。以表达政见的奏议文为例，宋人的作品总数远远超过唐人，而且单篇奏议的篇幅也大大地扩展了。唐人奏议中以刘蕡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最称宏博，也只有五千余字，而宋代洋洋万方言的奏议层出不穷。即使是那些传统上不宜说理的题材，宋人也照样能大发宏论。例如亭台记一类古文，唐人皆以写景、叙事为主，而苏轼的亭台记文却几乎篇篇都有议论。议论不但充溢于散文，而且也大量出现在诗歌之中。过多的议论会削弱诗歌的抒情功能，例如理学家的诗歌往往变成了押韵的语录；但适度的议论则为诗歌开辟了新的题材范围和美学境界，像王安石的咏史诗和苏轼的哲理诗便得益于议论的成功。宋诗所以会形成与唐诗不同的重意倾向，议论成分的增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宋代，城市的繁荣对词的兴盛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土壤。当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士大夫的优裕生活与词的兴盛，还有社会的广泛需求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
宋初百余年间，国内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冶金、造船、纺织、印刷、制盐、医药等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繁盛，纸币的流通，商行组织的形成，城市、城镇乃至草市的兴盛，以及海外贸易的增加，都是明显的标志。
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对汴京、临安城中商贾辐辏、百业兴盛以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华情景有生动的记录。此外，宋王朝优待士大夫，官员的俸禄及贴补收入比较优厚，宫廷和官僚阶层的生活奢华，一般市民也崇尚奢靡的风气。
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
宋王朝的财政措施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赵翼《廿二史札》卷二五）大量的财富被集中起来供皇室和官僚阶层享用。宋太祖曾鼓励石守信“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这种用物质享受笼络官员的做法在整个宋代都没有改变。官员们既有丰厚的俸禄以满足奢华生活的需求，同时又可以避免朝廷的疑忌，于是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的享乐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比如寇凖生活豪侈，女伶唱歌，一曲赐绫一束。又如晏殊喜招宾客宴饮，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呈艺”。地位高的士大夫大多蓄家妓，像南宋张鎡，宴客时出以侑酒的歌者乐者竟多达百人。又如姜夔在范成大家做客，范因欣赏其词而赠与歌女一名。地位低的官员也有官妓提供歌舞娱妓。欧阳修、张先、苏轼等词人为官妓作词的事，词话中屡有记载，不尽是出于虚构。歌台舞榭既然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的词会异常兴盛。
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也有利于词的兴盛。宋代文人大多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词则用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这种分工在北宋尤为明显。一代儒宗欧阳修的艳词写得缠绵绮丽，与他的诗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认为是伪作。宋代的士大夫本有丰富的声色享受，又有趋于轻柔、细密的审美心态，自然能够领略男女之间的旖旎风情。词便是他们最合适的宣泄内心衷肠的渠道。
诗词分工的观念对宋词的发展大有好处。由于词被看做是用于抒写个人情愫的文体，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因而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旖旎风情，词体也因此能够保持自身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
当然，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并不是一味满足樽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如苏轼的词作，自抒逸怀浩气；辛弃疾的篇章，倾吐英雄豪情，便不再与歌儿舞女有关。但就其整体而言，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忧患意识及爱国主题与诗词交融
深沉的忧患意识，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爱国主题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每逢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这类主题便会放射出异彩，从屈原到杜甫的文学史实已经昭示了这种规律。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汉、唐都亡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而北宋和南宋却亡于外族入侵。这样，宋代的作家就势必对爱国主题给予格外的重视。
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宋王朝无力制止，就以每年供给巨额财物的条件求得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诗文中经常出现的题材。从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苏舜钦的《庆州败》到王安石的《阴山画虎图》、黄庭坚的《送范德孺知庆州》，以爱国为主题的佳作层出不穷。即使在婉约风格尚占统治地位的词坛上，也出现了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和贺铸的“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那样的雄豪之音。
从北宋末年开始，更强大的金、元相继崛起，铁马胡笳不但骚扰边境，而且长驱南下，直至倾覆了宋室江山，在中国建立了非汉族统治的新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斗争中，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山河破碎的形势、和战之争的政局，是任何作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即使是以婉约为主要词风的姜夔、吴文英，也在词中诉说了对中原沦亡的哀愁。而崇尚隐逸的”四灵”和行谒谋生的江湖诗人，也写过不少忧国的篇章。这些作品虽然情调不免低沉，但同样属于爱国之作。当然，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陆游、辛弃疾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声。正是他们的作品，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以陆诗、辛词为代表的南宋文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心声，而且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尊严。从那以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总是会从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这是宋代文学最值得称赞的历史性贡献。
北宋建立以后，一反前代后周的灭佛政策，对佛教采取了保护、鼓励的措施。僧尼人数迅速增加，中断已久的译经重又开始，并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刻印佛经。在晚唐五代曾受到打击的各种佛教宗派重新兴盛起来，尤其是禅宗与净土宗在宋代非常流行。禅宗又主动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因此士大夫在接受禅学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由于宋代的儒、道、释三种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因而更容易在思想的层面上有机地融合起来。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理学家虽然以纯儒自命，但他们的性命义理之学其实都以释、老为津梁。程颐就说其兄程颢的学术是“泛滥于诸家的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先生行状》）那些非理学家的文人更是对自己浸染释、老毫不讳言，比如王安石就曾与宋神宗当面讨论佛书。这也为词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土壤，更决定了词的思想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