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日本加强了对华侵略一体化统一指挥。如果说在“二·二六”事变前，日本侵华活动还不能协调，上下之间、军部与关东军之间还有矛盾的话，那么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表现了空前的一致，这也和“二·二六”事变有关。1936年上半年，以陆相寺内寿一为首的统制派搞了军队整肃，彻底消除了皇道派的影响，实现了军内领导一体化。5月间，恢复了决定内阁命运的军部大臣，次官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8月，将分散在各部局的人事权集中在人事局长手里，并新设军务局军务科，作为拟订政策的机构。军部为了实现扩张意图，在打着行政机构和议会制度改革的旗号下，组织了四相会议和五相会议，从1936年11月起执行，并在次年1月决定成立总务厅等加强独裁的机关。
在加强对外侵略指挥机构的同时，对华侵略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加强，并为全面进攻中国进行战略部署和战役准备。
1936年3月下旬，日本驻华武官叽谷廉介“以驱宋（哲元）”为藉口，向东京提出增兵华北的建议。4月8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赴东京出席师团长会议时，再提出他拟订的“强化华北驻军”的方案，这项增兵华北的建议与方案，均被日本参谋本部接受。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增兵6000人的决议，决定“强化”驻屯军，把临时派遣军改为“永驻制”，改步兵队为步兵旅团的新编制，并把驻军地点扩大到丰台、通州。对此，日本天皇很快批准。5月1日，日本政府遂正式宣布将华北驻军司令官改为“亲补制”，由日皇亲任第一师团代皖一郎中将为首任司令官和向华北行“必要之最小限度的增兵”。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就抵达平津，新任旅团长河边正三次日就在北平设立了他的旅团部。（以后就是他直接指挥挑起了“七·七”事变）在这以后，日本多次向华北增兵，引起中国市民、学生的强烈抗议。华北驻屯军的兵力从“二·二六”事变前的2400余人急剧扩大，到“七·七”事变已达14000人，正是这支侵略军成为以后全面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日本除在政治和军事上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外，还加紧了从经济上对中国的侵略。
“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国内的经济体制开始向战时体制过渡。1937年的军事预算空前庞大，仅直接军事费就超过岁初总额的43％，而“国民生活安定费”仅占预算总额的1．6％。1937年1月又颁布了外汇管理法，但人超严重、通货膨胀的趋势仍刹不住。为了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将对华经济侵略摆在重要位置，并制订了一系列掠夺计划。1936年，以参谋本部作战科的石原莞尔为中心制订了“日本、满洲结合的五年产业计划”，并从1937年在东北实施“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同年3月，陆军省又决定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在这个计划中把日本、东北和华北北部作为一个范围考虑，并含有从整个华北经济掠夺出发也要发动更大侵略的野心。
从具体的侵略活动讲，由于中国华北地区丰富的资源：煤占全国藏量54％，钢占全国46％（以上不包括东北），棉花产量占全国的42％，小麦占全国的26％，羊毛占全国的25％。“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呈突发的势头。仅举两例说明：
对交通、航空、电业的掠夺 为便于掠夺华北的战略资源，1936年军部主计大佐森武夫提出了在华北新建或改建4条铁路的计划。同年11月，日本在华北实行经济侵略的主要工具——兴中公司，于1936年8月开办天津电业有限股份公司，陆续收购了中国的8家电灯公司，并控制了北京好几家电灯公司的股票。
对纺织业、煤炭业的渗透 从日本军事战略出发，1936年将天津纺织业7家大公司中的4家吞并，占天津纱锭数的70％以上。1937年日本又准备在天津新建8家公司，规模与上海不相上下（上海占全国的60％），1936年日对华煤矿业投资中，华北占88％。其目的就在于企图利用华北的煤炭资源为其军事侵略服务。
此外，日本从东北日占区向华北进行武装保护下的大规模走私，给中国海关收入造成严重损失，并从日本向中国移民。到1936年，移民已达39万人，其中大多数可作为兵源。船队也发展起来。在1936年底，就日本新船舶在总吨数的比例说，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已具有了最现代化的商船队。从政治、军事、经济这三大最主要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加速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对华大规模的侵略势成必然。
三、南京政府趋向抗日的经过
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五六年里，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外妥协退让，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打内战、消除异己、围剿红军上。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错误的对内对外政策，中国的民族危机越加深重，日本在完全占领东北后，从关外入侵到关内，进一步企图占领华北，进而吞并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
面对如此空前的危急局面，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仍然把围剿、消灭红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也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会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既为了击破蒋介石的武装围剿，也为了北上抗日。因此，红军到达陕北后，多次通电全国表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要求抗日的正确主张，希望全国各方面力量能够结束内战，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
但蒋介石仍然不放弃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在1936年9、10月间调集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共30万人以上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一举消灭刚刚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蒋介石这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错误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处在进攻红军第一线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强烈反对。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军未敢抵抗，撤出家乡，从此颠沛流离，居无宁日，既受思乡之苦，又背不抵抗的恶名，他们强烈要求打回东北去，消灭侵略者。但蒋介石为消灭异己，调东北军到陕北进攻红军，结果在极短的时间里损失3个半师，令东北军上下震动，他们不愿意打内战了。而蒋介石为了督促东北军向红军进攻，12月初亲临西安弹压，逼迫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尽快向红军进攻，并亲调数十万中央军进驻潼关，随后督阵。
在国恨家仇未报、蒋介石又逼得东北军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从民族大义出发，举起抗日旗帜，12月12日毅然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其大批军政要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作出复杂的反应，日本竭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煽动南京讨伐，借此引起内战，除掉蒋介石，由何应钦等亲日派上台。英、美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会损害他们在华利益，也认为张、杨发动事变确实为了抗日，主张妥协，只要维护蒋介石的地位，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而苏联从其国家安全考虑，主张“联蒋抗日”。认为打倒蒋介石，必然全面内战，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华，所以怀疑张杨是投机，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国内各派力量中，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力求武力讨伐西安，炸死蒋介石，扶持何应钦上台。亲美派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这一派逐渐占了上风，地方实力派大多不支持张杨兵谏的做法，但同意张杨的八项抗日主张。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将士和西安市民大多主张杀掉蒋介石，以惩民族罪人。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张、杨难以应对，无法实现他们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目的，急盼中共中央帮助解决。中国共产党内认识也很复杂，但中共中央在认真反复研究之后，最后否定杀蒋的意见，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16日，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认为这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的主张的结果”。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首先肯定西安事变是爱国行动，应予肯定和支持。并说明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有可能的，也是对事变最好的解决。张、杨接受了中共的主张，12月23—24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最后达成以中共六项和平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主要内容为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开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双方达成协议后，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取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一致抗日，才是出路。蒋介石同意六项协议，但拒绝签字，以人格担保履行。“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搞乱中国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逐渐代替了内战。
蒋介石回到南京，在1937年初，决定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确定对共产党和对日新政策。2月21日，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没有提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自己过去的政策和错误，还未彻底放弃反共立场，但在对内政策上，确定了和平统一；在对外政策上表示了“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才只有出来抗战之一途”。在南京政府十年对日关系中第一次提出了抗战。
同年2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和蒋介石、宋子文等在西安、庐山、南京等地谈判国共合作的形式、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问题。打了十年的内战停止。南京政府从1937年上半年开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实现了对外方针上的重大转变，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走上了抗日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