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20世纪的中国对外关系卷
1711200000032

第32章 抗日战争初期重庆政府图谋议和的活动(1)

一、“七·七”事变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日本完成举国一体、全面侵华的体制转变以后,就确定了对华政策的第二步:夺取华北。如1936年8月7日四相会议确定的外交方针是:在华北方面,促成与日满两国经济上、文化上的融合和合作,同时努力使华北成为日、满、华共同防御苏联扩张赤化的特殊地区。8月11日,制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提出对华北五省分两步占领的计划。1937年6月9日,关东军提出“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声称:“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明确提出全面进攻中国的方针,这标志着日本完成对华侵略政策的制定。

同时,日本认为在外交上也可诱使蒋介石上钩,遂举行张群——有田、张群——川越所谓调整中日邦交的谈判。在1936年9月23日,张群——川越第三次谈判时,川越提出日方七项新要求,主要内容有:“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宗主权,唯一切权利与义务——如官吏之任免、赋税之征收及军事上之管理等,皆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教科书。”由于日本这些要求过于露骨,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也严重损害了蒋介石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条件被接受,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因此蒋介石不敢接受这些条件而未成交。

在1937年日本将侵华政策从蚕食转为武力征服之后,就加紧准备发动大举进攻。“七·七”事变就是日军蓄意挑起的。1937年6月,东京已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在事变之前,日军已完成对北平的三面控制,仅剩西南方向的卢沟桥一带。为了实现对北平的全面包围,日军频频在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背后又企图收买土地,实行实际控制,在阴谋未得逞后发动事变。而在事变当夜,日军第一炮就把宛平公署大厅打垮。如此之准确的准备,是日军驻丰台大队长一木清直在1937年1月就作了的。“原来一木清直外出都是骑高头大马,可是这次到五里之遥的宛平县城,却挺步而行。岂不怪哉!直到‘七·七’事变才弄明白这点……原来一木清直下马步行,是在走步测量距离。”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重施故伎,借口一名演习士兵失踪,强行要求派兵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当双方正在交涉时,日军首先向中国守军开火。7月8日下午5时,日军限令中国守军在当日下午8时前撤到永定河,否则用大炮轰城,被中国守军断然拒绝。日军在下午6时即用重炮轰击宛平县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对外散布谎言,说事变是偶然发生的,是中国军队挑起的等等。就在事变发生后,在日本,有很多人坚信:目前这次危机,乃是日本人早已策划好了的勾当,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取华北。他们举了许多证据:近卫内阁上台如此顺利;前一两年各项事情已在发展,终于导致最后一击。而英美人士认为:从日本人常在中国驻防军附近举行演习这个事实来看,这种事件早就该发生了,不发生才怪呢!事变后10日,日军即按照预定计划,从本土、朝鲜和东北增派五个师团共10万余人分三路入侵华北,并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卢沟桥上中国军队的奋勇抵抗,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声援。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的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驱逐日寇出中国”。

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尽早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根据“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关于停止内战实现抗战的协议,7月13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到了庐山,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4日,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向南京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全军10天内准备完毕……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指出:“华北炮火正浓……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17日,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想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继续同华北日军进行谈判。国民政府外交部于7月19日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外务省的拒绝。

7月11日,日本近卫内阁作出了“对华一击”的决策。16日,日本调兵10万增援华北战场上的日军。17日,日本三相会议又决定征集40万日军投入侵华战争。27日,三个师团日军到达华北后,马上向平津猛攻,30日,日军侵占北平、天津。日本的侵略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也使原来进行的谈判难以继续下去。这还不算,日本为了迅速摧毁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决定进攻上海和南京。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5日,日机轰炸中国首都南京,并在同日宣布日本全国进入战时体制,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在全国要求抗战洪流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外交部于8月14日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蒋介石原来曾希望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曾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但事实表明: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吞并整个中国。这既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也给国民党当局以致命的打击。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这时不能不改弦更张,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

这时的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先用红军的力量顶住日军进攻。谈判初期有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同意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1937年8月,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全军编制4万5千多人。接着,八路军总部率各师先后出师抗日,同国民党的军队并肩杀敌。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国共两党这次合作首先是实现军事上的合作。在共产党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这样,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侵华的日本侵略者突然发现,它面对的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整个中华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陷入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从侧翼打击进犯山西之敌。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小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薄一波在山西组织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实际上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山西新军在党的领导下,后来发展到50个团。这支部队协同八路军作战,起了很大作用。第一一五师于1937年9月中旬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朱德和彭德怀在23日电令林彪:第一一五师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二、南京政府依靠国际调停的失败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反应。苏联明确地支持中国抗战,但它更看重的是国民党的力量,把它看作抗日战争的主力。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表示: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决不坐视”。苏联派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先后来华,并在财政上、物资上给中国政府以援助。

英、美则采取两面政策: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损害了它们在中国和东方的利益,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加剧,但它们当时正忙于应付由德、意引起的西方紧张局势,又害怕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因此,它们一方面主张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给中国以一定的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寻求妥协,企图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来缓和它们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并促使日本进攻苏联,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英、美的这种态度,使南京政府希望英、美出面调停中日冲突的努力落空。7月12日,南京政府曾密询英、美两国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中日危机,但美国反应冷淡。7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出面召见英、美、德、意、苏、法六国大使,要求或单独或联合调停中日战争。

但日本这一阶段对华政策以军事进攻为主,外交配合为辅,强调速战速决,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在侵略方针上,事变后,日本政府内出现过扩大和不扩大两种意见。内阁也很清楚,如果扩大就意味着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但在日军方强大压力下,很快就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对英、美驻日大使分别和非正式地向东京提出的建议,断然拒绝,并决定使战争升级,直接进攻上海、南京,对英、美的所谓调停不予理睬。8月17日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10月10日又决定:“军事行动的目标,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仍以军事进攻为主。

南京政府借助英、美等国制止日本侵华的政策没有成功,便从9月开始,把外交努力的重点转向国联,希望能在经济上制裁日本侵略和争取各国援助中国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