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克图协约》的签订和击退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的窜扰
一、《恰克图协约》的签订
在沙俄政府的压力和日、法、英、德等国的“调停”下，中俄两国从1912年11月起开始就蒙古问题举行谈判。由于沙俄政府态度蛮横，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谈判曾一度中断。1913年9月，在北京重开谈判，于11月5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在《声明》中，袁世凯卖国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声明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驻军、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员。在中俄互换的照会中，还规定以后“凡关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允许和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俄国则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有名无实的宗主权。
根据《中俄声明》，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图举行了中俄蒙谈判。在会议上，俄国代表名为“调停”，实则对中国北京政府代表进行刁难要挟。经过九个多月的谈判，于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亦称《恰克图协约》）。该协约实际上是《中俄声明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规定了中国在外蒙古行使宗主权的一些表面性条款，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共戴”年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采用民国年历。北京政府则承认沙俄在外蒙古取得的各种特权，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殖民统治。
沙俄在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还派军队开入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强行霸占了我国十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15年恰克图会议时，北京政府代表提出了唐努乌梁海问题，沙俄代表竟拒绝讨论。沙俄侵占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历届中国政府均未予承认，亦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二、击退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的窜扰
在《中俄蒙协约》签订后，沙俄侵吞内蒙古的野心仍然不死，不断指使外蒙叛军进行武装骚扰。沙俄政府利用中国北京政府与它互换照会时所发表的对于叛逃外蒙参与库伦“独立”的内蒙人员，允许他们返回内蒙原籍，不予治罪的声明，于1915年冬派遣巴布扎布率领叛匪数千人，以返旗名义窜入内蒙，大肆骚扰抢掠。当北京政府令其解散匪众，停止骚扰时，巴布扎布竟进行武力抗拒。北京政府遂令多伦、林西一带驻军进行围剿。在政府军的沉重打击下，巴布扎布于同年11月中旬率匪众逃到外蒙境内的游格吉庙。
多伦镇守使萧良臣率部跟踪追击，于11月16日进占堪布庙（距游格吉庙百余公里），侦知巴布扎布准备进行反击。当时，萧良臣所率兵力仅及巴布扎布匪军的三分之一，若向后路调兵，相距千里，缓不济急，若采取守势，又将被动挨打。萧良臣考虑到与其“坐以待困，莫若先发制人”，遂一面发电请示上级，一面行文驰送巴布扎布，“以缓其攻我之心”。同时，激励将士积极进行袭击巴匪的准备。萧良臣在得到上级允许后，于11月20日夜，冒风踏雪，率部由山间小道兼程前进。萧部昼匿沙窝涧谷，日落继进，越过匪卡堡垒，于22日黎明出敌不意地直捣匪巢游格吉庙。巴匪于睡梦之中突遭袭击，惊惶失措。萧部“奋勇直前，势如潮涌”，当场毙匪千余名。上午11时，巴匪向东北逃窜。萧良臣下令分头追击，又生擒七百余名，夺获大炮一门、机枪一挺、步马枪千余支，其它物资无算。
沙俄惟恐巴匪残部被全部消灭，便指使外蒙“自治”政府“总理”赛音诺颜汗及“外长”辅国公车林多尔济，到北京政府驻库伦的都护使公署进行交涉，要求政府军退出外蒙古。这种无理要求，当即遭到都护使的驳斥。事后，外蒙“自治”政府派出蒙兵一千名赴游格吉庙，另一千名赴乌得、巴尔虎东北各处，名为防堵巴匪，实为防堵政府军。11月28日，沙俄驻库伦总领事米勒尔又亲自出马，与中国驻库伦都护使进行交涉，胡说中国政府军进入外蒙违反了《中俄蒙协约》，狂妄声称“外蒙为中国领土，不过是条约上之名词，内外蒙本有界限，自不应随意侵越”。米勒尔还以沙俄政府的名义，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军退出外蒙古。库伦都护使当即给予批驳，并揭露沙俄支持巴匪的种种事实。沙俄领事无言对答，狼狈而返。后来，北京政府在沙俄压力下，下令政府军停止追剿。巴布扎布率残匪逃到外蒙与呼伦贝尔交界的喀尔喀河一带，受到沙俄侵略者的直接庇护。以后，巴布扎布又投靠日本，充当俄、日帝国主义的双重侵略工具。1916年10月，在其窜犯林西时，被政府军击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外蒙傀儡集团失去了靠山。
在这种形势下，外蒙古“自治”政府的王公大臣，于1919年11月联合上书民国政府，“情愿取消自治”，宣布与沙俄所订的条约、协定“概无效力”。1920年1月，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亦要求撤销“特别区域”，废除与沙俄政府订立的“协定”与各种“合同”。沙俄妄图侵占我国蒙古地区的阴谋终以失败而告终。
反对沙俄侵蒙战争的经验教训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不仅对于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也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
一、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沙俄选择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国内政局****之际，策动外蒙“独立”，并唆使外蒙叛军向内蒙大举进犯，这对于我国反对沙俄的侵略扩张活动，确实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仍然具有不少有利的条件。首先，库伦集团的卖国投敌活动，不仅遭到广大蒙古人民和许多爱国王公、喇嘛的反对，而且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因而反击沙俄侵略，乃是民心所向。其次，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俄国的主要力量用于对欧洲的争夺，其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沙皇的反动统治已面临崩溃的边缘。尽管沙俄的侵略野心很大，但也有不少困难。俄国外交大臣沙佐诺夫曾直言不讳地供认：“今亟欲并吞蒙古，其势有所不能”。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在外交上军事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可以挫败沙俄帝国主义对蒙古的侵略扩张活动的。无奈，当时的北京政府完全承袭了清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沙俄的威胁面前，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步步退让妥协，结果反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使沙俄策动的“独立”和暴乱接连得逞，未费多大气力即占领了外蒙及内蒙的广大地区。
政治上退让妥协，军事上必然消极防御。当新疆大量出兵阿尔泰，准备收复科布多之际，北京政府竟电令部队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从而失去了攻歼敌人和收复失地的时机。当沙俄参与并指挥外蒙叛军大举进犯内蒙时，我国在内蒙前线的兵力，就其数量与质量来说，都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分兵把口，消极防堵，结果很快丢失了大片土地。后来，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调动军队进行反击。结果，非但没有引起中俄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且仅经半年多的时间，即打退了叛军的进攻。可是，在军事反击胜利之后，袁世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其独裁专制统治，不但不敢继续用武力收复外蒙，反而很快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和《中俄蒙协约》，使外蒙的权益几乎全被沙俄攫取。如果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外蒙早已成为沙俄的殖民地。这些事实再一次表明，国家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便难于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进行针锋相对的
斗争，也就难于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
二、必须十分注意加强边疆地区的建设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败，长期忽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经营，致使经济、文化、交通处于落后状态。这不仅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给国防的巩固带来严重的影响。由于物资贫乏，补给困难，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驻军很少，因而一旦有事，便难以应付。外蒙与内地横隔沙漠戈壁，交通极为不便。在沙俄不断侵略我国边境的情况下，清政府曾有关于加强边疆建设的议论，并有修筑张库铁路的建议，但又认为张库铁路收益不大，因而改建了京绥铁路，致使张家口至库伦的交通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结果，外蒙事变发生后，北京政府不能及时迅速地将大批军队调往前线。由于交通不便，造成了补给困难，许多部队由于军械、粮秣不济，不能及时发动进攻，甚至被迫后撤。
三、必须因地因敌制宜地编组部队，讲求战法
根据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用兵作战利于骑兵，不利于步兵。外蒙叛军大部是骑兵，行动快速。这就多少弥补了其数量不足和组织不严的弱点。政府军的装备虽优于叛军，但多数是步兵，行动缓慢，以致外蒙叛军向内蒙进犯初期，政府军经常受到袭击。当一地吃紧时，增援部队往往缓不济急，以致遭到不少损失。政府军在连遭挫折以后，认识到“出探搜索及传达命令，以及抄袭御敌迅速，非有得力马队，万难取胜”。于是，就地招募和改编部队，组建骑兵营、团，并从后方增调骑兵旅，从而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反击战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还认识到“非有得力炮队，不能收杀敌之效”，因而组建了以步、骑、炮、工、辎诸兵种合成的混成旅、团，增配了火炮和机枪，进一步加强了步兵的火力，有效地遏制了叛军骑兵的突击。在战术上，后来接受了由于孤军冒进，多次遭敌围攻的
教训，改取多路协同，迂回包抄等战法，既避免了敌骑的袭击，又增加了歼敌的机会，从而改变了被动局面，终于取得了反击作战的胜利。
四、平时必须切实做好战备工作
外蒙“独立”后，傀儡集团在沙俄支持下，组织叛军四处攻城掠地，得逞于一时。而北京政府迟迟不能组织军队进行反击，除了政治上执行退让妥协政策外，平时战备工作不落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前线战事吃紧时，从赤峰派往林西、开鲁增援的部队，途中遇河水暴涨，因无工兵，只好临时雇工赶造船只、架设浮桥，不仅延缓了时间，也贻误了战机。由于平时没有固定的储备物资，当前线械弹告急时，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从后方部队中抽调，以保证前线的需要。又由于未能根据沙漠草原地区的特点，组织数量充足的驼马运输队，因而前线需要作战物资急如星火，而后方的物资迟迟不能前运。这也影响了部队的作战。此外，政府军的编制、装备也极不统一，如毅军全系大营、淮军全系小营，在练军二百余人的骑兵营中，步枪即有五种之多。这样，不仅影响后方供应，也影响作战指挥。这些都说明，平时不切实做好战备工作，战时是难以应付裕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