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民国历史大事记
17214900000053

第53章 非常大总统与第一次北伐(四)陈炯明叛变

四、陈炯明叛变

就在孙中山专心北伐之时,陈炯明竟不顾大局,乘机叛变。

原来北伐军大有进展之时,广州却落入陈家军(当时孙中山如此称呼陈炯明嫡系军队)手中,陈的亲信叶举等不听命令,于5月8日率军回抵肇庆。10日孙电令广州卫戍司令魏帮平,非有大本营命令各军不得开进广州,然而“陈家军”对孙这道命令却置之不理。5月18日“陈家军”涌入广州,提出了“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对象是指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20日叶举等公开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魏邦平也在电报中列名。当时叶举部有****50余营,魏邦平兵力不能相抗,又是陈的旧部,只好附名了。

叶举等通电发出后,当时留穗的国民党员汪兆铭、马君武等乃先行驰赴惠州征求陈炯明的意见。陈对汪、马两人表示:“我为了党谊和人格起见,绝对不会反对中山先生,对于部下行动亦必负完全责任,倘有不听命令而反对中山先生者,我只有自杀以谢国人。”

汪、马由惠州回到广州,陈部的杨坤如派兵企图占据兵工厂,马君武乃赴白云山叶举总部访叶,吁请叶派兵制止,叶允下令维持,并且对马说:“总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做儿子的当然服从父亲,现在总统要我们率兵回防,我们两三日内一定遵令回防。”

孙中山在韶关闻知陈部种种极为愤慨。蒋中正这时在上海,5月25日曾电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愤陈党盘据广州,逆命作乱,力主先定粤局,巩固后方后再图北伐。

陈部既屯集广州附近,因之人心皇皇,广州一夕数惊,叶举部按日向财政部滋闹索饷,财政部长廖仲恺因请孙中山暂时返穗镇慑,胡汉民则加劝阻,认为返穗有三害:一为回省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必然中断;三如陈炯明抗命,前途不堪设想。

可是孙中山因收到汪兆铭、马君武的报告,不疑陈竟敢叛变,认为自己返穗既可镇慑,又可使北伐将士认为后方无变故,可以安心北伐。乃命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遂于6月1日自率卫士返回广州。

在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之前,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接到这道命令后不置可否,但有电报回答说:已饬叶举等回防,并以人格生命担保叶举必不发生轨外行动。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获悉“陈家军”在广州滋意胡为,派捐筹饷,明抢暗劫,极为震怒,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但是叶举不敢见孙,先一天离开广州到石龙去了,孙怒上加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又被左右劝阻作罢。

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对“陈家军”的态度,孙说: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指赵恒惕)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所以取道湖南,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出兵江西,则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竟疑心改道是为了要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竟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我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竞存和他和部下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力威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各位都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竞存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何况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都不应反对。我今天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算是仁至义尽。而陈系军人却继续张牙舞爪,我回广州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决不会投入陈系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来讲讲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系军人不法行为尽量揭露,告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置,否则我一定顺从民意,加以驱逐。有人叫我孙大炮,我以前用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将以同样的大炮去打这些不听命令,目无法纪的陈家将!”

1922年6月13日,陈炯明的部队在广州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叶举等纷纷由东江回到广州。14日陈系的人在叶举的总指挥部举行秘密会议。15日孙中山派往惠州迎接陈炯明的廖仲恺在石龙被扣,局势陷入了最紧张危急的关头。

6月15日夜10时,孙中山在总统府内批阅公文,忽然有一通电话来报告情况,据称今夜粤军将有行动,务请总统离开总统府。由于这是一通匿名电话,孙中山认为是谣言或陈系军人故意威胁,所以不予采信。到了午夜12时后,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前后奔来总统府报告,据云今夜消息险恶,请总统离府暂避。孙不肯,认为陈炯明虽然恶劣,总不至于敢冒天下之大恶而叛变,即使有不轨打算,其部下皆与我久共患难,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纣为虐,受其愚弄。但林直勉认为粤军蛮横,不可以常理度之,如果真不利于总统,将如之何?孙说:“我在广州之警卫军既然已经全部撤赴韶关,即表示对陈无敌意,陈果不利于我,亦不必出之叛变,如真明目张胆,作乱谋叛,则为叛徒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身为总统,不能不重职守,如果临时退缩,屈服于暴力之下,岂不贻笑中外,污辱民国,轻弃人民之付托。”林等见孙中山义正词严,态度坚决,不敢强劝,乃即辞去。

林等去后,各处电话报告均谓粤军将有行动,务请总统远离,孙中山仍不信。到了午夜2时许,有一位忠于孙的陈系军官自军中潜出,到总统府密报,称粤军各营提前早餐,约定立即叛乱。并备现金20万元以为谋害孙中山的赏金,且约定事成之后各营放假三日。孙中山还是不予置信。

孙中山以诚待人,以信示天下,所以陈炯明叛变的当晚,虽然各方都奔走来告消息不稳,可是,孙中山全不置信。就在这天午夜时候,忽然响起了尖厉的号声,接着到处号声齐鸣,于是“陈家军”叛变消息证实了,这时已是午夜3时多。孙中山左右力劝孙中山暂离公府以避叛军。虽在这紧急当口,孙中山却是临危不乱,镇定异常,以坚决的口吻对左右说:“竞存果然谋逆作乱,则戡乱平逆正是我的责任,我怎可放弃职守,逃避责任。万一力不从心,只有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等见孙很固执,乃用手强挽孙中山出离总统府。

这时,总统府附近已由粤军布哨,不能自由通行,林直勉等曾被叛军步哨盘诘了好几次,都侥幸通过。行至财政厅门前,遇叛军大队由东而来,众人因被盘问不能通过,可是孙中山却单身杂在叛军中向前行走,从容不迫,履险如夷。在深夜中,叛军看不清孙的真面目,以为是自己队伍中人,所以毫不疑心,到了永汉马路口,方才出险,便走入长堤海珠的海军总司令部。

海军总司令温树德已获知粤军叛变,现在听说总统微服抵达,真是喜出望外。孙见到温,态度依然从容,只说我们先上军舰去吧。于是温树德乃率领高级海军幕僚侍从孙同登楚豫舰,并立即召集各舰舰长前来商量应变戡乱之策。

广州市内,16日上午3时后,陈炯明的叛军已遍布全市断绝交通,并进占各机关,洪兆麟率领其部属于拂晓时围攻总统府,总统府中只有卫士50余人,在观音山粤秀楼附近防御,与叛军对抗,叛军先后十余次冲锋,都被卫队用汤姆森手提机关枪击退,死伤数目约在三四百人以上,叛军见步兵冲锋无效,乃用炮射击总统府。叛军以为孙中山还在粤秀楼,所以又用煤油浇烧粤秀楼的栈桥,杜绝出路。

保卫总统府的警卫团长陈可钰、卫士队长兼参军姚观顺守文澜阁,侍卫副官黄惠龙守正门,副官马湘守横门,副官陈喧守天桥,侦缉员陈龙韬、卫士冯俊、黄森、陈海廷、李东兴等守粤秀楼。由于众寡不敌,援绝弹尽,相持至16日上午12时,陈喧率卫队十余名由正门冲出,被击回,改装得脱;姚观顺、黄惠龙、马湘护送孙夫人,姚中弹伤腿,四人乃避入总统府后院,叛军从后院冲入,抢夺衣物,马湘、黄惠龙乘叛军抢劫之时,夹持孙夫人从第一公园小巷,往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宅寄宿。姚观顺负伤后,由卫队背负出险,陈喧等走东山总统法律顾问那文宅,由那文用美国小电船送至孙中山座舰。

总统府卫士以少敌众,苦战十余小时,伤亡三分之一,而叛军则阵亡300以上,消息传出后震动中外。孙后来颁奖卫士训词云:

“革命军的力量,是和别种军队不同的,必要能以一当十,才算合格,用几百人可以敌几千人,那才算是本事。如果不能,便是大耻辱,便不算得是革命军。观音山的卫士便是以一当百的革命军,我理想中的革命军,只有他们足以当之。这种奋斗的精神,实在不可磨灭。”

叛军是有伤害孙中山决心的,有一股叛军专门伏伺于观音山附近民房中,准备等候孙乘汽车离开粤秀楼的总统府时,即向孙座车集中攻击。他们认为孙如果出来,必然乘坐汽车,没有想到孙中山却是步行,而且夹在叛军队伍中步行出险。

16日晨外交部长伍廷芳和卫戍司令魏邦平登楚豫舰晋谒孙中山,孙令魏邦平所部集中大沙头策应海军,恢复广州,并告伍廷芳说:“今天我要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否则中外人士一定认为我没有戡乱的能力,并且不知道我在何处。如果我潜伏黄埔,仅仅为了个人避难偷生,我将何以昭示中外?”伍廷芳表示赞同,于是辞离孙中山,径返广州,通告各国驻粤领事严守中立。

当天下午,孙中山亲率海军舰队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七舰由黄埔出动,经车歪炮台,驶至白鹅潭,发炮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叛军射击。下午5时,复沿长堤向东游行,沿途发炮,击毙叛军数百人,其余则闻风而逃。由于魏邦平所部旅长陈章甫受叛军运动,未能如期策应,遂失规复良机,努力白费,各舰乃经“中流砥柱”炮台驶回黄埔。

海军攻势停顿后,叛军散而复聚,乘机大抢东鬼基、东市街、小东门、社仁坊、广仁路等处。商店居民被劫一空,国会议员悉数被逐,行李被抢。

黄埔成为孙中山的行辕所在,海军势力完全归服,不过虎门要塞落入叛军手中,但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率海军陆战队与舰队成犄角,使叛军不能陈兵北江,阻碍北伐军之返旆。

陈炯明见海军完全拥护孙中山,于是便想收买海军,可是海军上下一心一德拥护孙中山,不为利诱。

6月19日孙中山以手书致北伐军李烈钧、许崇智、朱培德、彭程万、黄大伟、李福林、梁鸿楷等,令李等迅速率军回粤戡乱,中有:“坚守待援,以图海陆夹攻,歼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语。

23日孙中山由楚豫舰迁于永丰舰。外交部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以耄耋之年,痛恨陈炯明的叛变,使北伐事业功亏一篑,护法大计功败垂成,因之悲愤成疾。18日陈炯明曾有书致伍廷芳,转请孙中山下野,词极悖逆,有“非常国会擅选总统,恶例一开,乱且及于百世”。伍置之不理,病重时家人送至广州省立医院,乃以高龄劳瘁,回天无术,终于不治逝世,享年81岁,弥留时犹训其哲嗣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没有一字一句语及家事。这位广东新会老外交家,在清末就曾奉派出使美、日、秘鲁、墨西哥、古巴诸国。辛亥年伍在上海倡议清帝退位。护法政府成立后一直是孙中山左右最重要的一分子。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闻知伍廷芳噩耗,悲悼万分,海军将士尤为哀恸,孙温语抚慰海军云:

“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唯全军唯有奋勇杀贼,继成其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

陈炯明收买海军不成,乃派钟惺可持书登永丰舰,请求讲和,函云: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能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

孙中山蒙难后,即于18日密电宁波,敦促蒋中正来粤赴难,拍电用其次子纬国的名字以保密。20日。蒋中正贻书张人杰,托以后事,急速登程。25日离沪,29日抵穗,谒孙于永丰舰,谈各方情况至夜分始毕。陈炯明闻蒋中正南来,惊惶失措。汪兆铭7月1日致蒋中正书中曾云:“……陈闻兄来,面色发青,说: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

18日上海党员张继、杨庶堪、柏文蔚、黄复生等160人联名通电,痛责陈炯明昧于恩义,甘为叛徒,促其幡然悔悟,讨贼自效。陈炯明置之不理。

在江西前线北伐的各军,从6月20日后,即不断接获孙中山蒙难消息。23日接南雄电,知叛将翁式亮、杨坤如部已经占领韶关,追击大本营的人员,迫近始兴。文官长胡汉民已离韶关,前线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中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仍继续前进,先克南昌、九江,再行应付粤事;一派主张立即回粤,助孙中山平乱。27日胡汉民驰至赣州,报告广州变乱情形,军心为之激昂。当晚再开会议,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决议旋师讨贼,议定以粤军第二军、滇军(朱培德部)、福军(李福林部)及粤军第一师(梁鸿楷)回粤,分由大庾,信丰向粤境南雄前进。其他各军则暂驻赣境,李烈钧留守赣南,以为后方屏蔽。回师行动开始,不料粤军第一师梁鸿楷抵达信丰,竟不依照原订计划,连夜向三南方面退入连平,潜归惠州,与陈炯明会合。第一师是邓铿所手创,北伐入赣后和许崇智等部共同作战,颇有战功,不料陈炯明叛变后,始而踌躇不决,继而甘心从逆,邓铿地下有知,真是死不瞑目。

梁鸿楷投逆后,胡汉民主张尾追,先肃清东江。许崇智则主张径向韶关回师,因已约定滇军为右翼,许军与福军担当正面合攻韶关,经东江至广州路远,孙中山困处兵舰上应急赴援为宜。如果径追梁军,福军独任回师之责恐力不能胜,而滇军因不知究竟,易启疑窦。

胡汉民同意许崇智主张,决定向韶关进兵。

7月2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诸部皆入粤境,自南雄、始兴直指韶州,决定攻韶计划:

(一)以滇军朱培德全部由江口渡河经仁化向韶州进攻。

(二)以李福林全部沿河左岸,经周田大桥、长坝、黄浪水向韶州进攻。

(三)以第二军之许济、孙本戎、谢宣威等由火山、大塘方面向韶州进攻。

其他部队为预备队,另以第九旅黄国华部由三南方面还攻翁源。并同立誓约,约词:“三军一致,誓同生死,拥护孙大总统,平定粤省之乱,如有异心,天诛地灭。”

许崇智自南雄驰电给孙中山:

“陈逆叛变,围攻公府,令人切齿痛恨。北伐各军业已集中南雄,指日进攻韶关,誓必讨平叛逆。朱总司令所部滇军尤为奋勇,业已开拔前进,想叛军不足当其一击也。”

许崇智电报到孙中山手中时,海军方面却又有不稳的消息。

由于陈炯明倾全力收买海军,海军司令温树德为何某所挟制,态度趋于暧昧。各舰长有移往西江之意。早在6月2日,孙曾召集海军各舰长训话,说明坚守黄埔,舰队不可移动的理由:西江水浅,如各舰移往,则三大舰仍需留黄埔,如此则海军分而力弱。何况黄埔地位重要,是广州的咽喉,又有长洲要塞,其价值较西江为重要。如果大本营一离黄埔,则长洲要塞就可能守不住,广州水陆形势全入叛军之手;海军一往西江,重来广州较难,如果北伐军回粤,就无法收水陆夹攻之效,因此以不动为宜,坚持以待北伐军来援。

7月5日陈炯明再遣钟惺可登永丰舰谒孙中山,孙对钟义正词严地说:“陈炯明对我只有悔过自首,才可以言求和,因为他是犯上作乱,对乱臣贼子怎有言和可言。”

陈炯明第一次派钟惺可来求和时,是7月1日,当时魏邦平也登舰谒见孙中山,请示可否让他调解,孙责魏以大义,勉其效陆秀夫而以文天祥自待。孙说:“宋亡还有文天祥、陆秀夫,明亡亦有史可法。我们今天遭遇叛乱,如果没有文天祥、史可法,则何以对民国已死无数之同志?”钟惺可第二次登舰时,魏邦平也派人随同前来,请示愿任调停之责,其办法为:(一)****退出广州城;(二)恢复政府;(三)北伐军停止南下。

其实魏邦平所提三点,陈炯明并未答应,陈的求和只是缓兵之计,一方面向孙中山求和,一方面全力收买海军,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均被收买,打算径自脱离孙指挥,驶离黄埔,任由鱼珠、牛山的叛军炮台轰击其余各舰。

7月8日三大舰叛离图遁的消息经已证实,孙中山乃决心将各舰移驻长洲要塞后方之新造村一带,免被叛军封锁。

当晚11时,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升火起锚,离黄浦外驶,孙中山乃下令其余各舰自黄埔上驶,经海心冈驶往新造村附近,掩护长洲要塞,以防鱼珠叛军袭击。

由于海军三舰退出,战斗实力减弱,孙中山乃决心守卫长洲要塞。9日下午1时,鱼珠炮台的叛军钟景棠部渡河袭击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部开枪应敌,叛军死伤甚众。可是海军陆战队孙祥夫部叛降****,反戈相向,引敌登陆,长洲要塞遂告失守。海上各舰在望远镜下看到,愤恨不已,即向鱼珠叛军轰击,只以距离太远不能收效。

马伯麟退出长洲要塞,即登永丰舰向孙中山请罪,孙颇予优礼,同时下令各舰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溃兵。孙主张在长洲要塞失守后,惟有进攻东歪炮台,以为海军根据地。马伯麟及部分海军将领认为东歪炮台地形险隘,炮队密布,攻夺不易,就是想通过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仍主张把舰队移到西江去活动。可是孙中山坚持原意说:“我们如往西江,必须经过中山、鱼珠各炮台,何况三大叛舰驻守沙路港口,正监视我们各舰行动,就算我们能冲过中山、鱼珠,三大叛舰也会阻挡我们,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我们唯有出击东歪炮台,驶入省河,别无他途。”各舰长在孙指示下乃鼓勇驶入省河。

10日上午2时,孙中山率领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壁等舰由海心冈驶至三江口,天色微明,各舰乃向东歪炮台叛军阵地试射,叛军还击,一时炮声隆隆。当时舰队炮少,叛军据有炮台形胜之地,布置既密,大炮又多,因此各舰只虽然发炮,却彷徨不敢驶进。孙慷慨对各舰下令说:“民国存亡,在此一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9时半孙先以座舰永丰舰率先前进,然后再命其他各舰随后前进,向东歪炮台猛轰。豫章舰长欧阳格最告奋勇,攻击甚为得力。不料舰队刚到炮台附近,叛军两营野炮队早已密布两冈,由四面八方发炮还击,永丰舰中了六弹,船身震荡甚剧,其余各舰亦均受伤。

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立于永丰舰的甲板上指挥若定。谢心准请孙入舱,孙不理,亲自指挥舰上炮手开炮,舰上有多人受伤仆甲板上,血迹殷然,孙亲扶伤者下舱,态度镇定而从容。

7月10日孙中山率各舰冒枪林弹雨直入白鹅潭。永翔、同安二舰亦随从来归。当时广州税务司夏竹和英商惠尔来谒,夏竹先问:“总统是否来此避难?”孙说:“这是中国领土,我当然可以自由往来,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避难?”夏说:“只因白鹅潭是通商港口,接近沙面,万一战事发生,恐怕牵及外国兵舰。不如请总统离粤,以使广州商业不受影响。”孙听了大为生气,不过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庄严地说:“这话不是你所应该说的,我生平只知道公理和正义,不畏强权,不服暴力,决不怕无理的干涉。”夏竹为之悚然。英商惠尔在旁听了肃然起敬说:“总统真是中国的伟人,谁说中国没有人才,我今天亲见总统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无限景仰。”两人乃告辞而去。

接着海军部长汤廷光来函,请求孙中山停战,自己愿负调停之责。孙乃立即复了一信云:“专制时代君主尚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国家,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如叛徒果有悔过之心,则和平解决,吾亦所愿也。”第二天孙正在慰劳海军将士,忽接汤廷光送来议和条件,完全以敌体相待,并限于第二天12点为答复期限。孙看了勃然震怒,即令秘书起草答复,信内有云:“叶逆等如无悔过痛改之诚意,即如来函所云,准以明日十二时为限可也。”

19日孙中山再督军舰猛攻前山炮台,予叛军以打击。

这时,由于孙所率军舰驻节白鹅潭后,与外人之战舰鳞次栉比。陈炯明、叶举等有投鼠忌器,势难炮击,生怕发炮不慎波及外人,惹出交涉。可是谋害孙之心并没有稍戢,曾暗中和桂系周天禄商量,周天禄主张以水雷去袭击孙的座舰,叶举乃许周天禄,如果奇袭成功的话,即任命周为水警厅厅长。周于是赴广南船澳和他的同事徐直等制造水雷,并教授徐直以施放水雷之法。于是徐直率同事三人携同水雷,自驾小轮潜向白鹅潭进发,迨放置水雷后即遄返广南船澳向周天禄复命,大家以为计时可以成功,于是置酒猜拳,兴高彩烈,以为永丰舰必被炸为齑粉。

19日10时,白鹅潭海面隆然一声,水花怒放,可惜这个水雷系用白铁火水罐,内贮炸药15磅,炸力微弱,又值潮水涨满,永丰舰移动,距爆炸处远,故未击中,徐直等复乘小轮往观动静,见永丰舰无恙,相顾失色,正拟转舵图脱,为乘电船来追之水兵捕获,查出真相。由于白鹅潭内有英、美、日军舰,叛军乱放水雷足以威胁外舰安全,故各国领事向叛军提出抗议,叛军这项行动乃告中止。

7月9日,北伐军先头部队与叛军开始接触,展开激战。10日三路北伐军均与叛军接触。叛军自占领韶关后,前进部队仅至大桥为止。以韶关及芙蓉山,帽子峰及河东莲花山一带高山之险要形势为防线,修筑坚固工事,布满铁丝网,以抗回师的北伐军。双方接触后,右翼滇军占领白虎坳、黄冈岭、鸡公岭等要地,迫近韶关外之帽子峰;中路李福林部迫近流塘、下长坝一带,向高地之****施行攻击;左翼许崇智部孙旅迫近东锡窟前背一带。

许崇智部第九旅黄国华及何梓林两部,连占鲁溪、坝子圩等处,19日占领狮子岭及翁源城。叛军方面急调援军支持,因有粤汉路运输之便,增授迅速,而北伐军则水陆交通均形不便,翁源失守。20日许军张民达苦战再度收复翁源,但又失守。24日黄大伟部集中始兴,到达翁源前线,三度攻克翁源。火山方面战事亦极激烈,北伐军久战疲劳,前线颇有动摇之势,许崇智亲自进驻火山。24日北伐军猛烈攻击,大破叛军,叛军全线向大塘韶关方面总退却。北伐军乘势追击。27日许部左翼进占莲花山阵地向韶关车站猛攻,陆旅向马坝方面进攻,另一支进占大塘、羌在街之线。湘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驰援,助攻叛军。

正当回师的北伐军节节胜利时,由赣返粤之第一师梁鸿楷部陈修爵团突投效叛军,由马坝向北伐军左翼陆旅进攻,陆旅久战兵疲,不能支持,首先退却,于是牵动全线。各部遂总退却。

29日韶关方面之北伐军失利,翁源方面亦被叛军击破,全线摇动。湘军陈嘉祐所部三旅,一旅在火山,其余两旅在周田、仁化尚未加入阵线,亦连带退却。30日各军退至始兴县属之江口,才收容部队,重加整顿。叛军追击至长冈、水南、水口等处。北伐军获知翁源方面亦告失败,于是自江口退却。8月3日退至赣边的南雄,第九旅黄部退至虔南,赣军赖世璜部退至信丰,李明扬部退大庾,李福林部一支退仁化,一支退南雄,滇军朱培德部、湘军陈嘉祐部因为河川阻隔退南雄不易,向湘桂边境退却。当时李烈钧在南雄,主张各军全部退桂林,许崇智则因为在福建有延平王永泉的关系,以及多年和福建的历史,主张退福建。结果分道扬镳,许崇智军、李福林军及黄大伟部偕同退福建,李烈钧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陈嘉祐之湘军退往湘边,李烈钧则赴上海养病。

8月4日南雄为叛军所占,6日北伐军退至龙南、会昌、瑞金,转出福建。

回师讨逆的北伐军全盘失败后,对于在白鹅潭坚守待援的孙中山自然是一个严重的消息,因为这表示守株“无兔”了。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维系军心可资号召的希望断绝了。因此随侍孙左右的人都劝他速离广州,别谋发展,而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安置那些前线军队。孙认为一定要得到前方准确的情报,内心始安。

8月9日得悉陈炯明又有攻袭孙中山座舰的计划,专攻永丰舰,并贿买海军将士保持中立,还有一个阴谋是收买某一舰长,伪为抵抗,向沙面的外人住宅区发炮,这一来当然引起了国际交涉,嫁祸于孙。由于这些情报,大家认为孙不能再居永丰舰,使自己目标如此暴露。孙说:“我们可以派人通知各国领事,促请他们自卫,并且注意这些阴谋。郑重告诉他们如果有这种行动,当由陈炯明负责。”

这时,南雄失守的消息传到座舰,孙中山乃召集各舰舰长及重要干部会议,大家认为: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当然恶化。总统株守省河,有害无益,还是离开这个困窘之地,别图发展为上策。

孙接纳了大家的建议,决定离开广东去上海。派人通知各国领事。原订计划是乘搭商轮,但英国领事表示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去香港,乃改乘英舰。

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蒋中正、陈策、黄惠龙等由永丰舰登英炮舰摩汉号,舰队善后事宜委托秘书林直勉、参军李章达代办,加发所有官兵一月薪饷。

孙中山在英炮舰上与幕僚人员讲述外交上应取的态度。当日下午4时摩汉号由广州启航,7时出虎门要塞。孙对左右感慨地说:“真没有想到我和各位能够脱险,还能到今天。今后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负初心。”这天晚上孙意气自若,与幕僚纵谈时局至深夜2时才就寝。

8月10日上午6时抵香港,即转搭俄国皇后号邮船去上海,香港政府派员照料一切。留港的国民党员古应芬、谢持、汪兆铭、刘纪文等都登轮晋谒。正午12时邮船由香港启碇出口驶沪。在邮船上孙中山曾纠正外人对广州事变的影响,因外传陈炯明叛变为“革命”,孙说:“革命与叛逆之名相反,革命为一庄严宝贵之名词,革命有革命之主义,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法国革命之主义在自由,美国革命之主义在独立,中国之革命在求实行三民主义。陈炯明此次叛乱,纵兵扰民,为祸国家,恰与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义则在盘踞与割据以逞一己之私,这不是革命而是叛逆。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能任其鱼目混珠也。”

8月14日上午,俄国皇后号邮轮驶抵上海,孙中山在吴淞登陆,上海各团体代表鹄候岸边欢迎者约数千人,极为热烈。下午孙即召集同志讨论国会与时局各问题。

15日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全文如下: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隳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最近数月,赣中告捷,军势远振,而北军将士,复于此时为尊重护法之表示,文以为北军将士有此表示,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统一,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愿与北军将士提携,以谋统一之进行。不图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卒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藉。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文之不德,统驭无方,以至变生肘腋,咎无可辞。自兵变以后,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未能集会,无从提出。至于此次兵变,文实不知其所由起。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诸从乱者所称说,其辞皆支离不可究诘。谓护法告成,文当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对于统一计划,已有宣言,为天下所共见。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虽北军将士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犹必当审察其是非与诚伪,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道,岂有率尔弃职而去之理?陈炯明于政府中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词,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盖第二师士兵,皆为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谋杀事成,即将归罪,以自掩其谋,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故,可证其欲盖弥彰已!谓陈炯明以免职而修怨,叶举等以饬回防地而谋生变耶?无论以怨望而谋不轨、皆为法所不容,即以事实言之,文于昨年十月,率师次于桂林,属陈炯明以后方接济之任。陈炯明不惟断绝接济,且从而阻挠。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师,于陈炯明呈请辞职之时,犹念其前劳,不忍暴其罪状,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慰勉有加,待之岂云过苛?叶举等所部,已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为其防地,乃辄率所部,进驻省垣,骚扰万状。前敌军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亘于两月。护法以来,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驰,有时犹识忌惮。龙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虽尝以骚扰失民心,犹未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则悍然为之。闻其致此之由,以主谋者诱兵为变时,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主谋者窘迫无术,乃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似此煽扬凶德,汨没人道,文偶闻野蛮部落为此等事,犹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为此者,即出于同国之人,且出于统率之军队,可胜愤慨!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备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民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以上所述,为广州兵变始末。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文于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陈工兵计划,自信为救时良药,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则当发展实业,以厚民生,务使家给户足,使得休养生息于竞争之世。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借口。凡此荦荦诸端,皆建国之最大方略,文当悉其能力以求贯彻。自维奔走革命卅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耿耿此诚,惟国人共鉴之。”